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塵封70餘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再次引發了史沫特萊可能是前共產國際（蘇共）派到中國的間諜的爭議。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上世紀中葉活躍在東方戰場上的與眾不同的女性。1892年，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奧斯古德。早年當過侍女、煙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曾在《紐約呼聲報》任職。1918年因聲援印度獨立運動而被捕入獄6個月。1919年起僑居柏林8年，積極投身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曾在柏林會見尼赫魯。史沫特萊1928年底來華，在中國一待就是12年。在中國抗戰的初、中期，她親眼目睹了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她奔赴抗戰前線，她去了延安，用所見所聞，用自己的紙和筆，向世界發出了正義的聲音。

​曾經，與朱老總的共舞，也傳為昔日延安的一段『花邊』新聞。雖然已經故去多年，但籠罩在她身份上的神秘感卻從未消失，一直有分析指她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間諜。而實際上，早在1941年日本特高課破獲佐爾格案件的卷宗中，就直接指稱史沫特萊為蘇聯間諜。究竟她是不是前共產國際特工？有的國家（學者）堅決主張是，有的國家（學者）含糊其辭，有的國家則堅決否認（學者），撲朔迷離。至今研究者對外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在中國，我們還是採用的官方的統一稱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實事求是的說，至今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史沫特萊從事過直接的間諜活動。確實，這樣一個聲名在外的左翼人士，歷來行事高調張揚，從一般的甄別情況來說，也實在不是一個合適的間諜人選。而她在華期間，交遊甚廣。和著名的左翼人士都成為了朋友，或者是一個階段里的朋友。

但她也的確不是佐爾格小組的成員。但，上世紀著名的間諜團隊，前共產國際、蘇共（蘇軍）的佐爾格上海小組和東京小組的建立卻跟她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她本人也確與佐爾格本人過從甚密。

依據佐爾格在日本的「口供」，他和史沫特萊是在上海相識，兩人當時都租住在著名的高檔酒店，華懋飯店，聯繫非常方便。佐爾格對日本檢察官說：「我在歐洲就曾聽說過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我建立上海小組時，曾請她幫過忙。」

但從資料上分析，1928年，史沫特萊到中國之前曾前往莫斯科，佐爾格當時正在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工作。更早的時候，史沫特萊在1919年後曾旅居柏林長達8年。另有一個巧合耐人尋味，史沫特萊在中國時是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的特派記者，1933年佐爾格去日本，身份也是《法蘭克福日報》的特派記者。 也許，兩人早已經認識。

當然，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史沫特萊知道佐爾格蘇聯紅軍情報部特工的身份。作為一位很有號召力的左翼人士，她同情革命，支持國際共運，能夠為共產國際的佐爾格提供熱情幫助，但幫助的對象一旦變成了蘇聯軍方，性質就決然不同。

佐爾格說：「我儘可能與她的所有中國朋友見面，努力結交那些願意為了左翼事業而與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合作和工作的人。」史沫特萊的朋友不只中國人，在她身邊聚集著一大批旅居上海的西方和日本進步人士、左翼分子，包括記者、作家、流亡者等等。這些人自然是佐爾格開拓情報網絡的理想目標。

在史沫特萊的寓所，她把自己的密友、日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尾崎秀實介紹給了佐爾格。佐爾格有了「我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助手」。

尾崎秀實出生於日本，在日據時期的台灣長大，對中國抱有特殊感情。他是一個有良知，而且能夠保持清醒頭腦的日本人，在軍國主義日漸狂熱之時，尾崎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他比佐爾格早兩年來到上海，憑藉對中國的熟悉，很快就成為日本駐華記者中的佼佼者。他和當時上海的左聯等進步文藝團體有密切聯繫，同魯迅、夏衍、田漢等人都有交往，還參與翻譯了《阿Q正傳》的日本版。魯迅對尾崎印象很好，說他「不但知識面廣，而且為人誠實可靠。」

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佐爾格說：「我們的關係，無論是私交還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從日本人士那裡為我搞到了許多準確、全面而又有價值的信息。」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尾崎秀實都不知道佐爾格的間諜身份，甚至連他的真名都不知道，一直把他當做「詹森」。據後來與佐爾格有過接觸的諸多當事人回憶，他與史沫特萊一起出現時經常用這個名字。很可能佐爾格自己也清楚史沫特萊太過惹眼，因而在她與自己之間刷了這層「保護色」。

後來，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佐爾格向尾崎秀實表露了真實身份，這沒有影響尾崎的態度。兩人的情報關係一直保持到1941年佐爾格案爆發，尾崎秀實一直都是佐爾格最主要的情報來源之一。

尾崎秀實在獄中回憶：「與他們兩人（佐爾格和史沫特萊）的相遇決定了我的道路。他們都是忠實於自己的主義和信念，並為之全力以赴且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他們有一點私心或者僅僅是想利用我，我會和他們一刀兩斷。可他們不是那樣的人。特別是佐爾格，是一位真摯的同志，始終如一待我如手足。因而我十分信賴地協助他工作。」

另一位史沫特萊介紹給佐爾格的重要人物是魯特.維爾納，也就是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多次提到的「漢堡嘉夫人」。她是德國經濟史學大師于爾根.庫欽斯基的胞妹，共產國際功勳女間諜，世界著名作家。出版情報史文獻級回憶錄《索尼婭的報告》，我國譯名《諜海憶舊》。二十多年的諜報生涯從未發生紕漏，最輝煌的作為是與流亡的德國核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合作，把英美研製核武器的絕密資料包括「曼哈頓計劃」透露給蘇聯。

維爾納在《索尼婭的報告》中，首次披露了她在上海和佐爾格共事的歲月。在書中，她稱佐爾格為「導師和榜樣」。

​維爾納在上海與史沫特萊相識。一天，史沫特萊問她「願不願意認識一個可以完全相信的共產黨人」。由此，維爾納結識了佐爾格，開始了諜報生涯。

維爾納在佐爾格情報組織中的任務主要是提供秘密接頭地點、收藏情報資料、保存武器和電台等。佐爾格每周至少要在她的家裡開一次會。「同志們會面之前和之後，我要不動聲色地檢查一下大街上的動靜。。。要儘量多請些資產階級的客人來，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顯眼。」

維爾納的任務雖然相對外圍，但她的回憶錄卻讓人們知道了更多的佐爾格情報組成員。比如報務員弗蘭茨，德國人格哈特.艾斯勒、愛沙尼亞人保爾.里姆、德國姑娘伊薩、德國商人瓦爾特、中國翻譯家董秋思夫婦、經濟學家王學文夫婦等。其中有不少人則需要很多歷史檔案交叉對比，才能辨別出究竟是誰。像「幽默的楊教授」，實際是中共秘密黨員、地下組織領導人之一，著名社會學家陳翰笙。

後來研究者們依據各種公開檔案、當事人回憶以及種種蛛絲馬跡的記錄考證，佐爾格情報組織在中國的成員有近百人，形成了一個以上海為中心，南至廣州、香港，北至哈爾濱的龐大諜報網絡。

在今天已經公開的日本對佐爾格的審訊材料中，他對自己在中國的三年情報工作有很多敘述，卻很少提及情報組中的中國人。偶爾幾次，也以「中國人的名字難記，年頭多了實在想不起來」為由，沒有提供任何一個可供查詢、追蹤的姓名。顯然，他在儘可能地保護中國同志。畢竟，那時的中國還有大片國土淪陷於日本之手，他的情報活動中心上海，就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佐爾格「交待」的惟一個中國人，在他的口中也只有一個中國姓氏，「很有本事的王君」。奇怪的是，這位還有著共產國際特派員身份的間諜，竟然在三年中沒有留下任何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繫的記錄。這顯然是佐爾格故意「忘記」的。實際上，他的情報組織與中共隱蔽戰線有著非常密切的合作。

​其實，「王」這個姓氏也是假的。「王君」就是方文（劉進中，1946年調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後，向中共代表團建議由劉進中擔任他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聯絡員，劉隨即調到南京，成為司徒雷登與周恩來、董必武之間的秘密聯絡人。49年任北京公安局秘書長，負責毛主席進城時的保衛工作。原中國國家安全部顧問）。

1991年，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內部出版的佐爾格案件資料書稿中，由方文在《佐爾格在中國》一文里回憶，他在1936年從蘇聯返回國內，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就在佐爾格在日本被抓捕後不久，方文因為受到其它案件牽連，在天津被日本憲兵逮捕，經歷了長期的關押審訊。幸而方文並非要犯，看管不嚴，他成功地越獄逃了出來。「他們如果知道這人就是佐爾格供出的那個姓王的，早就押解到東京歸案，和佐爾格一同上絞刑架了。」（未完待續）

而方文（劉進中）也是史沫特萊介紹給佐爾格的，是他第一個得力的中國助手。

​方文加入佐爾格情報組織有兩種說法。

其一，他不是受中共組織委派。1930年的時候，他是個在大革命失敗後失去組織關係的中共地下黨員，先是給史沫特萊當翻譯，後來幫助佐爾格進行翻譯、剪報，然後才在佐爾格的親自指點下，一步步成長為出色的國際特工。據方文後來回憶說：「一天，史沫特萊約我在晚八時後到她家去。我如約前往，在廣州曾經見過的那位德國博士詹森先生也在座。史沫特萊對我說：『今後你的工作將由左爾格博士負責領導』。她的話使我莫名其妙，詹森怎麼忽然變左爾格了？左爾格對我說：『我奉第三國際駐莫斯科總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報站，專門偵察蔣介石政府鎮壓中國共產黨紅軍的方針政策以及具體措施，以便第三國際總部幫助中國共產黨採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回憶中還記錄到，他在佐爾格手下開展情報工作的那段時間裡，史沫特萊幾乎就是他與佐爾格的聯絡人。

其二，是直接受中共諜報系統創始人周恩來的直接委派，「從今天起，你們的關係就轉到共產國際，此後在佐爾格同志領導下工作。周恩來」。據說，有過這樣的命令。

在方文的回憶中，佐爾格交辦的第一個特工性質的任務，他就幾乎「辦砸了」。不過，這次任務卻透露了一個重要的史實，中共和佐爾格之間有著情報合作。

佐爾格告訴方文：「中共中央很需要有關國民党進攻紅軍的材料。現在需要建立一個情報交換小組。」他委派方文作為情報交換小組的聯絡員。前來與方文接頭的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潘漢年。

方文當時與黨組織失聯已久，見到潘漢年分外激動。這次接頭並不是傳遞情報，只是建立聯繫，約定下次接頭的地點、暗號等，但兩人一下子談了兩個多小時，幾乎都是方文在不停地說，把自己脫離黨組織之後的情況一股腦兒地匯報出來。結果沒過多久，佐爾格就通知方文，取消他與潘漢年以後的接頭，而且不讓他再當聯絡員，因為他「話說得太多」。情報交換小組聯絡員另派他人。具體是誰，方文不得而知。

佐爾格為中共提供了多少情報內容已經很難考證。目前比較明確的一例，是佐爾格從德國來華軍事顧問那裡了解到了他們創造的「掩體戰略」，即依託工事逐步推進。這種進攻方式準備在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圍剿」中進行試驗。這份情報立刻通過情報交換小組傳遞出去，使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主力及時轉移。當時，挽救中共紅軍的兩份決定性情報，這便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份就是莫雄與項與年傳回的對中央蘇區清剿的全盤計劃（這個在近年來已經公開，我記得有兩部紅色電視劇里，雖然鏡頭和台詞不多，已經開始交代這個過程的關鍵詞）

方文亦曾這樣回憶，「史沫特萊家是我們會商工作地點之一。但只在討論重大問題時才到她家。因為她的家比較安靜，比在我的家好得多。左爾格自己的住處沒有向我公開，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住處。當然不是因為他對我不信任，而是為著工作安全。我比他更容易被特務跟蹤，如不注意，就可能由我家聯繫到他的家。史沫特萊是一個外國新聞記者，她和中外各界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她可以保存各種違禁文件，根據外國資產階級新聞法，這是她的權利。所以我們重要會議到她家開，重要文件存在她家。她是我和左爾格中間的聯繫人，因為我也不便直接給他打電話，只能由史沫特萊轉。」

可見，史沫特萊在當時佐爾格情報小組中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對此，方文也談到：「當然必須肯定，他如果沒有史沫特萊幫助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物色情報骨幹，他的情報時是不可能這樣迅速建立起來的。她是他的開路先鋒。她比他早到中國一年多。她具有廣交中國朋友的能力和機會。因為她是外國新聞記者，可以對各界人士進行採訪。。。。我和左爾格相識，如無史沫特萊的介紹是不可能的。由於同史沫特萊已建立了革命友誼，就較快和左爾格也有了同樣的感情。她為他選擇朋友，他對這些朋友進行不同程度的思想教育和考驗，然後派到他選擇的地方去工作。如董秋斯和蔡步虛夫婦就是由她介紹給他後，由他審查，認為可用握到香港建立華南的情報站。這因為蔡的家庭在香港和廣州一帶很有社會地位，對她開展社會活動很有利。」

​1932年共產國際及佐爾格為組織營救共產國際駐上海負責人牛蘭夫婦，動用了幾乎上海所有的共產國際情報網，包括中共上海中央下屬的情報系統，國民黨特務機構高層頻繁進行秘密接觸，營救事件結束後，蘇聯情報部門因擔心遠東情報網全部暴露，將佐爾格等人全部召回國內。史沫特萊也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

報告中說：「我再重複一遍：

（1）我們需要新的編輯，只能是合法的美國人（來自美國）。任何別的人都會被驅除出境。如果您那裡沒有什麼其他人，那就馬上把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派來。她在政治上不夠強，但可以幫助她，而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報紙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

（2）您應該打電報給美國黨，讓上海「樂維爾印刷公司」主人剝奪艾薩克斯的全權，並把這些權利賦予另一位可靠的美國公民，最好是史沫特萊。。。」

1934年4月，共產國際作出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志去中國工作。」之後，史沫特萊轉輾前往美國，並於同年秋從美國回到上海。此後，史沫特萊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華從事輿論宣傳工作。

而史沫特萊的行蹤則一直在中國特務機構和英國警察的關注之中，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檔案中編號為U1-9-32-8的跟蹤監視情報記錄她的具體行蹤如下：「該女士於1933年5月離開上海赴莫斯科。之後於1934年4月左右抵達美國，在那裡出版新書《中國紅軍在前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誕生》，這本書顧名思義，是一本同情共產主義者內容的出版物。她還與《美國文匯》、《亞洲雜誌》簽訂合約撰寫有關蘇維埃中國內容的數篇文章。她於1934年10月23日由舊金山乘輪船「柯立芝總統號」回到上海，現因病住在上海療養衛生院接受治療。」

對於史沫特萊被監視，中共和共產國際是有所察覺的，而且他們還將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連續破壞與此相聯繫，認為是史沫特萊太過活躍導致了中共地下黨暴露。

1935年5月4日，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副主任米夫和中共代表王明、康生聯名致信共產國際稱：「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蹤，一些外國同志和一些中國同志可能會暴露。」（《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基於此種判斷，他們建議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妮絲.史沫特萊。

​5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在作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於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杰（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而與史沫特萊一起從事反蔣工作的宋慶齡（1932年前後秘密加入共產國際）也對其非常不滿，她在1937年1月26日致信王明說：「史沫特萊小姐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1936年，史沫特萊在創辦反帝抗日刊物《中國呼聲》期間與共產國際派來的美共代表格蘭尼奇夫婦產生分歧。王明得知情況後，通過白勞德警告上海的中、外地下工作者，讓他們避免與史沫特萊接觸，並再次要求她返回。然而，史沫特萊始終拒絕離開中國。

​史沫特萊在國民政府和美國評價更為惡劣，由於其「一邊倒」支持張楊和中共的態度，國民黨政府說史沫特萊的報導是煽動「本來十分知足的」陝西農民發起暴亂，稱這個外國女人是個陰謀分子、政治騙子，並要求美國領事館收繳史沫特萊的護照。原先幫助過史沫特萊救護傷員的美國教會也有所畏懼，不斷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國領事館報告史沫特萊的行蹤。與此同時，美國報刊在頭版報導了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活動，左翼報刊說她是英雄，右翼媒體卻說她是無賴。史沫特萊的朋友厄普頓.辛克萊在美國《自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女造反派在中國》，稱她為共產黨的「白膚女皇」。美共掌握的《工人日報》則發表文章攻擊史沫特萊，公開批評她說她不應該支持張、楊，不應該公開批評蔣介石。

1937年3月13日，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必須公開聲明，史沫特萊同中共或共產國際沒有任何關係，使她沒有可能以共產黨的名義發表演講和同革命組織取得聯繫。」至此，作為輿論製造者和工具，史沫特萊徹底被共產國際拋棄。之後其無論去延安，到新四軍還是為中國抗戰服務，都已經事個人行為，應該視作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沒有牽連了。

由此，我們還是難以確切的得出，這位毫不掩飾自己，張揚而自主的傳奇女性，是不是間諜的結論。畢竟，單純的幫助和直接從事之間，還是有著模糊的界限。

但從資料中可以看出，史沫特萊和共產國際、聯共（布），佐爾格小組，以及與中共之間的聯繫是異常緊湊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服務於共產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