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左）和托马斯·杰弗逊（右）是美国开国元勋，先后当选第二、三任美国总统

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主要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在心理上彼此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不可能成功。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后，又是亚当斯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执笔起草了《独立宣言》。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也晚了二十来年，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但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竭力举荐，年轻资历浅的他或许根本没有机会来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

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副总统。在只有四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共和国，而他们也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分裂

建国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来自南方的杰弗逊却是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上最好的人。他性格热情、浪漫，主张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按当时选举规则，正副总统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总统，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的私人友谊。他们在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强化政府地位，亚当斯通过《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他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反颠覆法》。在前任已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向亚当斯一方发出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时，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故乡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总统就职典礼，心已经碎了。

　　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时，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四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多年前，他们两家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丈夫。

杰弗逊收到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可杰弗逊把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又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两届八年总统。前四年比较顺利，后四年屡屡受挫，他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澄清事实越笔头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零乱的笔记。

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恢复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建议他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

1811年，亚当斯向一个朋友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杰弗逊闻讯，立即向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出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了一封信，说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时，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此后的十四年里，两人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通信

整整十四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现在，他们都老了，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就这样，整整十四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判断法国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20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他们用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人用十四年里的158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奇迹

写着写着，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的“仅存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藉。

1826年，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三人还活在世间。除了亚当斯和杰弗逊，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

在筹备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时，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席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五十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而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五十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五十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这似乎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方为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