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青花缠枝菊纹汤瓶

1465-1487成化年间，回族人从波斯一带引进了“回青”（当时称“苏麻离青”）、“霁红料”等明代瓷器所用原料，把各种回回花纹、造型和图案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制造除了大量闻名与世的名瓷，使明代陶瓷的制造工艺达到了艺术顶点，到了精美绝伦的境地，这些精美瓷器通过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销往西域和海外，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取得辉煌成就。早在1426-1435宣德年间，回族工匠以天方斩卤砂、紫石、风磨钢以及金、银等33种金属为原料，通过东西亚文化的交流，回汉等族工匠的高超技艺，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精美的铜制香炉（即著名的宣德炉）。

清代（1644—1911），库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各种枝派，伊赫瓦尼及其支派在西北回族、撒拉族、东乡族地区相继产生并就近传播，一些教派冲突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和扰乱。

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原明朝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发动反清起义，拥出明朝的延长王朱识镑作为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军东进后发展迅猛，连克凉州（今武威）、兰州、河州（今临夏）等地，清政府急调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率重兵围剿起义军，于翌年正月攻破甘州城。米喇印败退永昌，英勇牺牲。丁国标率余部西走肃州（今酒泉），拥立土伦泰为王，继续进行抗清斗争，十一月，肃州城被清军占领，丁国栋、土伦泰和众多反清将士壮烈牺牲。起义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回族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相关历史文物与史料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 年)，在甘肃循化地区发生了苏四十三(撒拉族)事件；涉及当地很多撒拉、回、东乡、汉、藏等族百姓，震撼西北，惊动朝廷。苏四十三事件是由“哲赫忍耶” （约1741年创建）和“虎夫耶”（约1672年创建）两个新教派争夺宗教统治权而引起两派互相残杀。苏四十三的老师马明心组织新教，编纂《卯路经》，在循化厅撒拉和部分回、汉、藏等民族中传教，招致另一新教派“虎夫耶”的教主韩哈济（撒拉族）不满，遂向地方官以邪教惑众为名控告，清政府遂驱逐马明心出循化地方（后被清兵杀于兰州）。尔后，“哲赫忍耶”新任首领苏四十三召集该派教徒重与虎夫耶发生冲突，引发了又一轮残酷的教派争斗，后因官府插手，从而转化成反清起义。

公元1784年四月，马明心之徒田五（撒拉族，又名田富）、张文庆（民族不详），宣布为马明心道祖复仇、反抗清政府灭绝哲合忍耶。在苏四十三失败后，田五暗中联络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哲和忍耶教派信徒，铸造兵器于六月二日与清军展开大战。七月初，起义军的最后据点通渭县石峰堡陷落，随后清军对当地忍耶教派的各族信徒展开了的屠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反清起义。云南永昌地区因回汉族“唱曲”发生摩擦，以至酿成官府残杀回族的事端。杜文秀等为此代表回族上京控诉，但未得到妥善解决。咸丰六年，临安（今建水）汉族恶霸又屡次制造事端，烧杀回族村寨，而云南巡抚也密令各地聚团练杀回，激起了回族反抗。是年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云南回族联合汉、彝、白等民族在蒙化（今巍山）举行起义，攻克大理府，建立大理政权，杜文秀被推为总兵马大元帅。在之后的16年起义斗争中，他率领起义军先后占领云南53个州县，宣布响应太平天国号召，施行轻赋税、重生产等政策，赢得了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爱戴。1872年，清军围攻大理。在大理将陷时，他“唯愿拼舍一身，以救数万生灵”，服毒后前往清营，被杀害。时年44岁。

1858年（清朝咸丰八年），当时，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下当地各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既而在咸丰年间各族人民纷纷发起反抗。1858年（清同治11年）12月贵州普安厅（如今的盘县）的回族百姓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兴义府（如今的安龙）回、汉、布衣、苗等族百姓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在1866年4月的反清斗争中，张凌翔、马河图阵亡。1872年5月31日夜由于起义军内部又出现叛徒，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杀害，部将金万照也英勇就义，至此，坚持14 年之久的黔西南回族起义归于失败！

清同治年间（1862－ 1874年）陕西境内部分回族因“回勇买竹子事件”遭到当地乡绅和官员的诬陷欺压，从而爆发了回族反清起义，起义领袖人物有十余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彦虎。后终因寡不敌众，起义过后，陕西原有的七、八十万回族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二、三万。白彦虎被迫携余军、眷向西北疾渡纳林河，逃往俄境，遂定居于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白彦虎领导的陕西和西北回族反清起义转战数万里，英勇善战，宁死不屈。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回族（当地称东干）系这支军眷的后裔。

1912—1949年，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奉行大汉主义，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又不愿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整个国家成了各少数民族的大牢狱，是所有少数民族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们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或者汉族的分支。国民党提倡的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不仅歧视回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还不愿承认回族的存在，蒋介石操纵下的“国民大会”把回族称作“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在大汉主义的威逼利诱下，个别回族军阀、官僚和部分有宗教特权的门宦教主和把头们，不但置民族尊严而不顾，还加重了对各族穆斯林的剥削和奴役，极端宗派势力和大汉主义一道，千方百计打击回族人的民族自尊，受到广大回族人民的唾弃。国民党这种逆民族历史而行、与现实民族自尊而不顾的大汉主义行径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和屈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回族爱国革命先驱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与周恩来、邓颖超等爱国人士，一并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等，提出：“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革命口号。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宣传、请愿等革命活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

1930年，反对国民党大汉主义的回族青年会在北京成立。1930年北平（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回族学生倡议并创立了“回族青年会”，创有刊物《回族青年》，强烈反对回族是汉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歪理邪说，维护回族是中国的一个独立民族的尊严，只有实行民族自治才能解决回族问题。回族青年会在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停止在北平活动。后于1939年在重庆复会，因国民党政府反对使用“ 回族”这一称谓，被迫改称“中国伊斯兰青年会”，会刊改称《伊斯兰青年》，在大后方各地广泛设立分支会。1945年该会负责人薛文波、马汝邻等驳斥蒋介石不承认回回是民族的说法，再一次提出回回是一个民族，并为争取民族权利展开各种活动。

1937年10月，“芦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爆发。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河北省定州市（保定地区）回族青年的刘文正、马永恩、马国忠、白振武、白仲庆等，在中国共产党员肖秉钧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定州（原定县）、安国一带组织起了“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和“回回铁血抗日救国队”，点燃了华北回族保家卫国地抗战火种。随后又吸收了冀中各地回族爱国青年，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队伍主要以回族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组成，轰轰烈烈地掀起华北回族的抗战浪潮。

威镇敌胆的马本斋及其领导的回民支队

1938年1月，沧州地区献县东辛庄的回族爱国青年马本斋组建了“回民抗日义勇军”，并与同年3月与定县、安国一带的“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并，组成了驰名中外的“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此后河间、沧县、安国、青县、交河、任丘、无极、藁城等回族聚居区的回汉爱国青年纷纷积极加入进来，队伍的力量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中，历时八年，八百余战，拔城上百，歼敌逾万，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赢得了“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日伪军多次重兵围剿回族队伍，均未得逞，遂恼羞成怒，将马本斋母亲逮捕。马母在敌人软硬兼施下宁死不屈，绝食而亡，其民族气节和大义行为激励了各族国人。1944年马本斋司令因病在山东莘县逝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均送以挽联，以示悼念。朱德总司令敬挽：“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此外，还有津南地区的渤海回民支队；活跃在山东、山西、云南、东北、安徽和陕甘宁边区等全国各地回族组织的回民支队、骑兵团、义勇军、突击队、自卫队、东北抗日联军、挺进军等回族抗日救国队伍，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发动全疆回族捐购飞机一架，支援抗战。从前线到后方、从城市到乡村……只要有回族的地方，就有抗战的激情与烽火，回族的英雄儿女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全体回族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回族人爱国的雄浑悲壮之歌。在异常屈辱艰苦的岁月里，无数中华各族人民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宁静祥和的幸福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以甘、宁、青三省回族聚居区为重点，故意夸大回汉之间矛盾，倡言“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等挑拨回汉关系，以帮助建立“回回国”为幌子欺骗迷惑回族群众。日本人川村乙麻等人假借皈依伊斯兰教之名接近回族，搞宣传分裂活动。但马鸿逵坚决反日及马鸿宾出兵绥西抗日的坚决立场，使日本侵略者在宁夏等地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彻底失败。甘宁青一些回族军政领袖—国府委员马麟、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马步青等在抗战以来，也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诚拥护全国团结抗战，并实际参加抗战。在每个抗日的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处处都看见回族同胞与非回族同胞亲密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为保卫祖国，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

1938年中日武汉会战，时任中山舰舰长的萨师俊（海军宿将萨镇冰的侄孙），担负起武昌一带的警戒任务。10月24日上午，中山舰遭遇日本轰炸机轮番俯冲投弹。在激烈战斗中，舰长萨师俊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在腿被炸断、手臂受重伤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并振臂高呼“全舰官兵努力杀敌，誓与本舰共存亡。”15时50分，中山舰沉于武昌金口江底，萨师俊壮烈殉国，时年43岁。萨师俊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捐躯的职务最高的中国海军军官和唯一的军舰舰长。

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宁夏海原县回族爱国青年马国琳、马银贵、马少敬等，提出了回族“武装自己，杀官劫库”，“反蒋抗日、寻找民族活路”等口号组织起义。一月之内起义军发展到9000多人，在攻打反动武装民团、惩处作恶多端的乡霸劣绅斗争中接连获胜，前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2000余人，海故数百里山区成了起义军的海洋。但起义军遭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历时40多天。同年四月，在马国瑞、马国王、马英贵、马思义等率领下，第二次起义爆发，起义队伍制定了“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族同胞报仇”、“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人民是一家”、“五族共和，打倒蒋贼”等口号。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和飞机大炮的轰炸中，伤亡惨重。后由马思义带领1000多人突围成功，5月发起了第三次起义，给敌军以重创，但起义队伍损失也很惨重，后马思义带领义军奔赴边区，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和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起义军经批准遍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为抗日战争和西北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延安以“回回民族问题研究会”署名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该书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与宗教关系，客观全面地阐述了回族问题。针对当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的错误政策，该书进行了严肃批驳。对于长期以来，“由于大汉族主义长期宣传、教育的影响，不但有些汉人怀疑回回是一个民族，对于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了解；甚至某些回族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怀疑和不了解”的状况，该书也从多方面给予了回答和解释。同时，该书还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族解放的道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出版，得到回族人民的极大拥护，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回族人民抗日斗争的热情和信心，使广大回族同胞认清了谁友谁敌，在抗日解放斗争中积极发挥了回族固有的勇敢精神。该书对研究回族问题也起到了的重要指导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国內各少数民族给予正式承认，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九族系属公认：朝鲜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族、瑶族、彝族、藏族，不待查验自然成立。回族人有了本民族的自治区，自治县、自治乡等，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得到真正体现。此后又分两个阶段对其他各兄弟民族，根据民族特征理论、历史发展和现状和本民族意愿分别进行了认定，使各民族结束了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等的剥削和统治，得到了尊重和平等地位，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拥护。

1967—1977年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场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中，“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回族也未幸免，甚至被强迫养猪。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云南沙甸回族乡一代的“沙甸事件”，沙甸等地的回族百姓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一千六百余人付出了生命。“四人帮”被粉碎后，政策得以恢复。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回族人口数为9816802人，在我国56个民族中排人口数量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