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不见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

中山大学，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以及档案中，都记载着地址为：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

3月25日，我们一行数人，请来熟悉周围环境的莫斯科大学研究生肖宁做向导，寻找这所学校。

在沃尔洪卡大街，我们首先找到14号，这一片建筑群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按照俄罗斯的建筑结构，路一侧的建筑楼牌号全部为偶数，另一侧为奇数。

也就是说，16号应该紧邻14号。

奇怪的是，我们走过去，原本以为是所谓的16号，一座黄色俄式建筑，却没有数字楼牌号，仅以旁边的巷子名”大兹那缅卡斯基”作为编号。

我们环绕着14号寻访了半天，也不见16号的楼牌，四周的住户也表示，没有听说过。

我们再次回到那座猜测中的16号楼，楼门口戒备森严，大门紧闭。

门口的保安说，大楼内是一些公司，外人不能入内。我们在门口询问了数位公司内的员工，一位老员工说，听说过这里以前是一座中学。

随后，我们买了一份当地地图，地图上也没有显示16号的楼牌，16号消失了？

迷雾重重楼房相像周边不同

而寻找不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查询了诸多资料论文，鲜有中山大学的照片，寥寥数张也模糊不清。

仅在两位学者的论文中，看到一张与探访现场相似的侧面教学楼的照片。

我们拿着这张照片，对着周围的楼群寻觅。

走到与14号一条胡同之隔的18号，突然，眼尖的向导肖宁向我们一指，”那座建筑很像”。那是一座中间三层，两侧两层的灰白色楼房。

果然，从斜的角度看，这座建筑疑似侧面拍摄的中山大学。

走进去一看，那里是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俄语研究院，同时也有旅行社和非银行贷款机构。

但是，我们绕着这座楼走了一圈，仍然发现一些疑点。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有有关中山大学外景的描述：”一座四层楼房，楼房的前面是大学的校园，有许多树木。左边是排球场，后面是篮球场，冬天可改为溜冰场”。

而眼前的这座楼前面不远处就是大街，根本无法提供排球场。

峰回路转卖楼秘闻成线索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离开俄罗斯后，委托肖宁继续帮我们打探。

肖宁和18号的俄罗斯科学院俄语研究院联系，其教务秘书倍霍夫回信称，能够确定旧照片的楼房，就是他们的楼，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中山大学。

随后，肖宁再次来到该院。18号楼内部装修简朴，也是教室结构，走廊中固定着连排硬长椅。

倍霍夫先生表示，他对学院本身的历史和这座建筑的历史很清楚，没听说过中山大学。

但是在与倍霍夫的交谈中，他说，他们的教学楼有一部分曾经在1926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属于共产主义学院。

随后，他拿出一些资料，资料中显示，这座教学楼曾经卖给了隔壁的16号，那是第一男子中学，苏联著名记者爱伦堡等人曾经在这里学习。

隔壁的16号？

在18号隔壁，就是隔一条巷子的“大兹那缅卡斯基”楼和14号。

按照大部分俄罗斯大学的布局，很多俄罗斯大学都不是限制在一圈围墙里的，而是一个大学各个系和学院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因此，有可能中山大学曾经也是这样，学生们在不同的地方上课。

再查档案找到历史契合点

随后，肖宁来到14号——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4号大楼的东面是正门，一扇大铁栅栏门紧闭，旁边敞开着一扇小门。

门口有学院的标牌，以及记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曾经在这里呆过的名人纪念碑。

从一层走到五层，没有中山大学的一丝印记。楼前，一些学生在走廊内聊天，他们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山大学。

肖宁找到了学院的副院长波斯特里季奇先生。

表明来意后，他很遗憾地表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是不是发生在这里。

但这位副院长热情地拿出一些关于学院的历史资料。

这是一个集合了所有关于戈里齐内庄园的历史档案资料的复印本，内容甚至包括庄园内建筑的修缮历史和图纸。

档案记载，1925年之前，这里属于农业学院，而后，1925年的某一天，农业学院迁到当时的列宁格勒，而该建筑用于安置共产主义学院的科学研究单位。

文章中，有一点有益信息就是，这座建筑在1925年到1930年间曾属于共产主义学院，这和中山大学的历史非常吻合。

求证资料16号改楼牌号

那么，中山大学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就这次探访中发现的问题，我们请教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安德烈·祖波夫教授。

祖波夫教授和远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亚历山大·潘佐夫教授对此进行了沟通，潘佐夫的父亲曾经在中山大学执教。

他们确定，中山大学位于沃尔洪卡大街16号，有个庭院，曾经是一座中学。

教授们所提到的中学其实就是18号资料里面提到的第一男子中学，而提到的名人，根据查询第一男子中学的历史资料得知，确实他们都在那里学习过。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找到第一男子中学的位置就可以确定中山大学的位置，即使现在真的不存在沃尔洪卡大街16号了。

想起上次去的“大兹那缅卡斯基”办公楼，一位老人曾说过那里以前为一座中学，而且根据所处位置推断，即使办公楼现在不是沃尔洪卡大街16号，那么还是极有可能以前就是16号的。

最终，我们决定翻看一下沃尔洪卡大街所在的哈莫夫尼基区的资料。在图书馆翻到一本关于这个区的《哈莫夫尼基指南》时，我们找到了答案。书中对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描述所用的照片就是这座编号为“大兹那缅卡斯基”的建筑。书中提到，16号的楼牌号早已经被更换掉。

怪不得找不到16号。

也就是说，昔日的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沃尔洪卡大街14号、“大兹那缅卡斯基”楼以及18号的部分楼。

寻档记录：档案出现汉字报道组感叹终于能看懂

3月28日，我们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这天，按照我们的要求，调阅出来的都是关于中山大学以及东方大学的档案。

这两所大学曾为中国培养了众多革命干部，堪称苏俄的“红色大学”。

翻看档案时，除了学校部分内容是俄语外，大家惊喜地发现，档案中竟然有大量的汉语档案，“终于不用翻译，能自己查档了。”同行感叹道。

这些档案的内容包括旅莫共产党支部各小组的会议记录，各支部的工作计划和学习计划，以及一些党员的自我简介。

自我简介都是统一的笔记本，封皮颜色各异，虽然有的本子已经破损，但上面的字迹非常工整。他们写的内容主要分为4部分：家庭的经济地位；个人经历和思想的变化；加入团体及服务经过；来俄学习的志愿。

我们数了数，一共有32名党员进行了自我简介。

“这说明了苏俄这些大学在当时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是很具有吸引力的。”随行的党史专家李玉贞说。

孙文逝世　苏共办校支援中国革命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后，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量中国共产党人，并很快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病逝，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来中国先进青年，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

中山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藏运煤船　俞秀松带头“潜赴”莫斯科

1925年10月28日晚，一艘从上海开往苏俄海参崴的运煤船，正准备如往常一样驶离港口。

夜幕下，100名年轻人绕过港口的巡查，悄悄地乘坐一个舢板靠近大船。

领头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之一俞秀松，在船员的协助下，他们带着自己的包裹躲进了船舱底部。

货船下面没有煤，仅装了其他货物，空气很闷，有的人坐着，有的人躺在行李箱上，但没有人敢打开舱门透气，或者走出去，他们担心被军阀当局发现。

这些年轻人将奔赴同一个目的地——刚刚在月初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那时，中国到苏联只有三条路，一条是经满洲里出境；一条是经海路到海参崴，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另一条路则是取道欧洲。无从选择的年轻人只能按照俄国人指定的路线和提供的交通工具去苏联。

中共党员周达文回忆起他们这批人的经历时说，“船舱内的人互不认识，也不方便打听，于是，俞秀松召集大家，告诉这些初次离家的青年注意事项，并鼓励他们战胜旅途中的困难。”

这是艘仅三千吨级的货船，一进东海，便被海浪击打得东倒西歪。

这些没出过海的青年人，在船舱中东倒西歪，一些瘦弱的女青年甚至呕吐起来。

开学典礼主席台上挂列宁孙中山画像

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以后的安全，他们都有一个苏联名字。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专家拉林介绍，中国学生大部分喜欢俄罗斯革命者的名字，或者文化活动家的名字。

1925年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厅主席台上悬挂着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并列悬挂在两国国旗中间。

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并作演讲，他诙谐地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托洛茨基的演讲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在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共党员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中山大学被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从1925年成立到1930年停办，中山大学一共经历了五年的风雨。

群星闪耀学员册等于名人录

虽然存在时间只有五年，但中山大学接收的学生可谓形形色色。就党派而言,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就文化程度而言,有初识文墨的工人,也有大学毕业生甚至学者。就阶级背景而言,有工人、农民子弟，也有大有背景的“公子”。

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许多人，日后成了国共两党的要人，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如中共方面的邓小平、傅钟、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王稼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陈伯达、陈昌浩、李立三、林伯渠、左权、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等；国民党方面的蒋经国、郑介民、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屈武、刘泳尧、肖赞育及名誉学生冯玉祥、于右任等。

可以说，中大的学生名册就是一部名人录。

生源复杂学生按外语能力被分班

中山大学的基本教学单位为小组，1926年初学生约340多人，编成了11个小组。到了1927年初，学生达600多人。

因为生源情况很复杂，中山大学因此专设了“理论班”、“特别班”等，同时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学生开设了“预备班”。

按照学生掌握的外语程度，他们被编为英语班、俄语班、半俄语班。除了语言方面的考虑，学生党龄的长短似乎也是分班的一个因素。

在当时的“理论班”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有长期党龄和革命经验,如周天陆、沈泽民、邓小平、俞秀松、屈武、左权等。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增设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等便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

而由一些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预备班”，中大则主要负责对他们进行扫盲和灌输革命知识。

课堂讨论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教学方法，学生各抒己见，都充当裁判，并以每人的表现评定学期的成绩。

事实证明，学校采取的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它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培养独立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不是强调死记硬背，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

特殊课程必学步枪手雷大炮

记者从中山大学的教学大纲档案中看到，中山大学的课程主要包括俄语、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列宁主义、军事学等。

第一学年，俄语学习安排的时间特别多，每天为4课时。

据一位曾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忆，“学校对于俄国语文颇为注意，天天都有俄文课。讲课教授用俄文、德文、英文、法文的都有中文翻译，也有由学生担任的，以后的学生中设有翻译班。”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特点是，学生在这里还要学习军事课，每个学员必须学习掌握步枪、手雷、大炮，以及作战使用的沙盘。

这些课程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党内熟悉马克思理论的人很少，国内也不具备开设党校的条件，这里恰恰弥补了国内条件的不足。

翻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卷宗，记者还看到贴在一个作业本上的当年国内革命报纸《民国日报》的剪报。

这些剪报都是当年学生学习中国形势和时事课的教材。中山大学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上课。上课一般是老师先讲，然后学生提问，老师解答。学生还要开讨论会进行自由辩论，最后由老师总结。

零下39℃“不做早操精神不快”

对于在中山大学的生活情形，一位曾在该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忆称：“我们在校的一切都是配给制，如饭票、洗澡票、洗衣票、戏票、车票，都是团体行动，伙食还好，每个月另发十卢布零用，大多买苹果吃。每个礼拜有一次晚会，每天早晨有早操，天气寒冷，常在零下10℃以下。”

关于早操，蒋经国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天，当红场大钟洪亮地敲过七下，克里姆林宫上空的天色渐渐发出红光，四十多个中国男女青年，整整齐齐排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每天要上的第一课——出早操。”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莫斯科12月的天气非常寒冷，地上的雪有三四尺厚。

早晨的温度曾达零下39℃，街上的电线都变成白色，过往的车辆由于在冻路上行驶，都发出一种‘格’、‘格’的声音，路上的行人都低着头，好像有什么紧急事情一样很快地跑过。

我们中国人都以为，冬天有太阳出来一定会暖和，其实在莫斯科完全相反，太阳很早就出来了，但天气却特别寒冷。

两星期前我上了早操之后，回到寝室中，鼻子忽然变成白色，两手都冻得疼起来。后来我渐渐冻惯了。气候虽冷，但觉早晨寒冷的空气非常清爽。所以一天不上早操，就觉得精神不快。”

开阔眼界斯大林曾来此演讲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短短五年的历史上,曾有不少知名人物来校访问、演讲。他们之中,有中国人,有苏联人,都是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不时有此类人物造访中大,使学生们在政治上大大开阔了眼界。

1926年5月,冯玉祥抵达莫斯科访问。在莫斯科期间,他应邀对中山大学学生讲话。冯玉祥开口便说，“我将永远是资产阶级的叛徒，我已经把满洲皇帝赶出了皇宫,从而连根铲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

他讲了一个小时,始终牢牢吸引着听众。他把在德国留学的儿子冯洪达招来入中山大学,还让大女儿冯弗能上中山大学,连他本人也请中大校长拉狄克给他讲解列宁主义,他还接受了正式的中山大学学生证,成为这所大学的名誉学生。

来过中山大学的人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斯大林。

1927年5月12日上午,中山大学图书馆门前贴出一张大布告,布告上通知,下午将有一位联共中央重要领导作报告。这位领导是谁,中大的学生不知道。

下午2时整,在挤满人的礼堂里,斯大林出现在讲坛上。斯大林以沉稳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围绕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回答了十个方面的问题。斯大林不属于那种表面上热情似火、光彩照人的大演说家,但是他的讲话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

他每讲一段,就停下来让译员翻译。译员告诉他,他在两次停顿中可以讲得稍长一些,斯大林说，“我宁可不要一口气讲得太长,这样你翻译时不会忘得太多。”

来中山大学访问、演讲的还有一些学者。如胡适曾来校访问。当中大校长拉狄克问胡适对苏联有怎样的印象时,胡适回答说：“一伙人为了他们的理想而在勤奋工作。”

上海革命让中国学生成英雄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暴动，工人和革命军打败了军阀，成功地占领了上海，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这个消息也如晴空惊雷

曾在这里就学的中共开国上将乌兰夫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这一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

“在学校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的书记鞠躬致敬，他从地图上标志军阀占领上海的位置上拔去小黑旗，把旗撕碎掷到了地上。中国学生们一拥而上，数不清的脚踩踏这面小黑旗。”

中山大学校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文章说，在狂欢的气氛中，中山大学学生走出校门举行游行。

沿途，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居民参加到游行行列中，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使苏联人民感到无比兴奋，“上海，上海”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中国学生不断被热情的人群堵住，有的中国学生甚至被兴高采烈的苏俄群众抬起，不断被抛向半空。

路旁，热情的苏俄姑娘们纷纷向中国学生挥着手，并送上热情的飞吻。

那几日，平素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似乎一个个都成了苏联人心目中的英雄。

档案意义：档案细节还原历史人物鲜活个性

俄罗斯研究中山大学史的学者达利娅表示,这些档案能从侧面佐证历史事实。

材料汇编规划中所提到的关于课程的设置，偏重于政治、军事教学，从侧面也反映了中山大学的教学目标，是培养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对于革命领导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训练必须是速成的和讲究实效的。

由于生源复杂，文化程度不一样，学校也考虑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从而因材施教。

通过邓小平、傅钟等人的履历和学习心得，以及小组的会议记录等档案细节，能感受到他们当年留学苏俄，汲取知识营养的激情。这些档案对还原历史人物鲜活的个性，也十分有帮助。

寻档记录：珍贵档案被拍成胶片通过放映机查阅

在档案馆内查档时，普通的档案都可以通过填表，让管理员取出原档查看。

而一些重要的，或者老旧的档案，则被档案馆翻拍下来，制作成胶片，在放映机上观看。

我们在申请查看中山大学个人档案时，档案员就给我们拿了胶片档案。

用放映机看档案，实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远不如拿着纸质档案翻看做标记方便。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把胶片压在放大镜下，一手抽胶卷，一手放，另一个人盯着放映机，一张一张地看，同时得给重要页码做标记。

偶尔一个不小心，胶卷稍微偏离位置，屏幕就会剧烈震动，晃得眼晕。

就这样持续着，我和翻译坐在凳子上看了2个小时，就已经头晕了。

当看到“邓希贤”三个字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往后拉了许久，突然脑子一闪，那不是邓小平的学名吗，马上拉回来看，果然，这是邓小平亲笔写的个人情况，包括对自己家庭地位、个人思想转变等的叙述。

随后，我们要求档案馆提供了原始档案，终于将其拍了下来。

学过法语邓小平被编入高等班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没多久，邓小平便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来到苏俄。

他来苏俄是迫不得已。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传到国外，引起海外侨胞的无比愤慨。

当时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并担任中共旅欧党团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多次举行集会、游行，因而在巴黎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跟踪和监视。

1926年1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小平等20余人离开巴黎，到苏俄上学。

邓小平的学生证号码是233。在他报名入学时，这里已经有230名中国学生。初来乍到，同学们对邓小平观察的印象是：很有自信。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内，有一份邓小平亲笔写的日记，“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

学员进来后便立刻安排分班上课，共产党员伍修权回忆说，中国学生文化参差不齐，学校按文化程度和外语水平编班，每个班20多人。

不懂外语的被编入中文班，由于老师不懂中文，这也使得在外语班学习的学生，不得不兼职做中文班的翻译。邓小平被编入法语班，属于高等班。

外出散步爱围大围脖

当时的苏俄，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年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苏联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的生活，中国留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记载，蒋经国当时也在中山大学求学，他到莫斯科后加入了共青团，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比他们都大，经验也远远比他们丰富。

史学家周重礼曾考证，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格爽朗、活泼、说话幽默、富于组织才华和表达能力，蒋经国特别喜欢这个与自己一样矮个子的邓小平。

每次蒋经国约邓小平出去郊游或散步时，除了讨论问题，就是请邓小平讲法国勤工俭学和革命斗争的故事。

有一次，当左权、傅钟、邓小平、蒋经国等在一起散步的时候，蒋经国突然问：“你们干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

邓小平告诉蒋经国，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捡一次，足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

法国的清洁工都围着那么一条围巾，这样既挡风也避灰尘,因此，他们每人也有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感到自豪。

文章写得好经常发墙报头条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第七班，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班”，共有20人，国共两党的许多人才都在这个班上。

邓小平的俄文名字是多佐罗夫，由于在班上与国民党同学辩论快言快语，又得了个“小钢炮”的绰号。

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叫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他年轻气盛，革命热情高涨，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经常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皮肤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ＰＡＢＯＹＮ Ｎ”（俄语“工人”之意）。

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专门负责墙报稿件的组织、编辑与出版事宜，时常要忙到深夜，把第二天的《红墙》编成。

邓小平也经常给蒋经国编辑的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

邓小平的文章一般都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

没读完两年便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一份在莫斯科时撰写的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更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在这份弥足珍贵的自传中，这位刚刚20出头的年轻共产党人进一步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制，但是邓小平并未念完两年。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底，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