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近六千字的长回答，将告诉您“克什米尔”、“勃律”和“拉达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中国之间长达千年的联系。

历史上的克什米尔地区与中国有着绵长的关系，只不过那时候，那时候它不叫克什米尔而已。

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克什米尔（Jammu&Kashmir），是英国人对这个位于青藏高原西部与南亚北部交界的过渡地带的称谓。

如果我们现在提及克什米尔地区，很多脑子中反映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印巴火药桶，或者是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

但如果说到，这个东临我国，西通巴基斯坦，南联印度，北接阿富汗的十字路口地带，历史上的名称，可能很多熟悉唐史和清史的中国人都会脱口而出，“原来那儿就是克什米尔呀？”

因为，克什米尔地区历史上，还有另外两个名字“勃律”和“拉达克”。

如果不带任何民族感情的讨论“勃律”、“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三个地理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个地理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并不重叠。

历史上的“大小勃律”地区，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西北部，基本上在今巴控克什米尔，也有人将其称为“查谟—巴尔蒂斯坦”。而“拉达克”正好与之相反，位于克什米尔南部，在今印控克什米尔内部。

但无论如何，“勃律”和“拉达克”都在中国的历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不管其在历史上被如何称呼，它在地理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地位都不曾改变。

以为我们现代人的地理观念来看，可是米尔地区群山如林，沟谷纵横，大部地区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海拔超过7500米的雪山多达12座之多，其中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海拔达到了8611米。

在这种雪峰皑皑，地形破碎的高海拔地区作战，对任何时代的士兵都是一种折磨，而且克什米尔地区目前勘探出的自然资源，也不足以支撑其对周边国家扩张的兴趣。

但其实，克什米尔的地理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其扼控印度次大陆、中亚和青藏高原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已足够将周边野心勃勃国家的目光牢牢吸引在它的身上。

因为，不管是东方的唐朝，还是西方的大食，抑或本地大户吐蕃王朝，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拥有了向外扩张的孔道和机会。

当唐朝开始经营西域时，为了保证中亚诸国对自己的臣服，大小勃律国便成了不容或缺的选项。

而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勃然而起，也开始向西拓张，一度为唐朝盟友的勃律国，便成了倒在吐蕃刀下的第一只羔羊。

在吐蕃王朝军队的不断侵袭下，勃律王被迫迁往西北方的娑夷水（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河）流域，勃律王国分裂为大小勃律两个部分。

保留在巴尔蒂斯坦的称为“大勃律”或“布鲁”，西迁的部分成为“小勃律”，在今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和雅辛谷地，相距约三百公里左右。

唐蕃两国的争夺，并没有因为勃律分裂而停止，处于两个大帝国夹缝中的大小勃律，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浮萍，颠簸求生。

公元697年，（唐武朝，后万岁通天二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勃律三次遣使入唐，唐朝先后册立其君主。

开元初年，小勃律王在吐蕃的压力下，不远万里亲自入长安求助，唐庭遂以北庭节度使张孝嵩率军四千奔袭助之，在联军里应外合的打击下，大败吐蕃军队，小勃律王也因此于公元722年（开元十年）受封。

虽然大唐倾力兴兵相助，但相比于唐朝远在天涯，吐蕃毕竟近在咫尺。不久，小勃律便不得不再次向吐蕃臣服，被迫迎娶吐蕃公主为妃，“周边二十余国皆归吐蕃。”

唐朝则因小勃律控扼吐蕃进攻安西四镇的要道，堪称西域门户，不甘心其为吐蕃所有，连续三任安西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詧都曾兴兵征伐，但吐蕃为了控制这处战略要地严防死守，唐军三次劳而无功。

公元747年(天宝六年)三月，高仙芝奉命领一万唐军再攻小勃律。高仙芝吸取之前唐骏三次败北的经验，决定出奇兵速战速决。

他率唐军从安西都护府(治今新疆库车)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县境内)、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而后突然转向南方经青岭（慕士塔格峰）、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翻越泊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强渡乌浒水(即今阿姆河的上游)，到达瓦罕河。

七月中旬，三路唐军在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部)下会合，离家万里的唐军面对天险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高仙芝在战役总动员中，也下了死令，必须在中午之前拿下连云堡。

以李嗣业、田珍为首的大唐陌刀军再次上阵，不计代价拼死仰攻连云堡。及至午时，吐蕃守军终于溃败，高仙芝的迂回千里的战略奏效了。

当唐军从王城背后发动突袭时，小勃律守军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唐军不但俘获了小勃律国王和吐蕃王后，还斩断了吐蕃军队通往小勃律必经之路上的婆夷河藤桥。

等到吐蕃军队得到消息匆匆来援，看到藤桥被毁，只能望河兴叹。此战之后，唐朝暂时再度控制了小勃律，并改小勃律国号为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以阻断吐蕃修桥的企图。

唐军的强势并没有保持太久，公元751年（天宝十年），高仙芝率领的联军在怛罗斯河战役中被大食军队击败，经此一战唐朝丧失了安西四镇全部的机动部队。这便是被无数唐史爱好者，扼腕叹息的“怛罗斯之战”。

很多人都认为，怛罗斯之战是唐朝在西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其实，这场被无数人关注的所谓大战，不过是唐朝和大食之间，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

这一点，从这场战役在两国史料中，轻描淡写的记载便可见一斑，而高仙芝也没有因此战之败，受到唐廷的责罚。

不过怛罗斯之败，确实让唐朝在葱岭以西的属国离心离德，而大小勃律也再次倒向了吐蕃王朝。

但唐朝并没有放弃对西域地区的努力，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封常清率军跨域万水千山再度进攻大勃律国(今克什米尔巴尔蒂斯坦)，战场失利的大勃律，被迫再度归属唐朝。

《旧唐书》载：（天宝）十二载，封常清代仙芝，讨大勃律，师次贺萨劳城，战而胜。常清逐之，段秀实进曰：“贼兵羸，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遂歼其伏。

不过，这次军事行动已是唐朝在西域的落日余晖，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耗尽了唐朝在西域能量。之后，抵御黑衣大食东进脚步的工作，落到了吐蕃王朝的肩头。

应该说到此为止，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权从国家层面来说暂时和中国古代王朝无缘了。因为，这时吐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版图也不在中国疆域之内。

但吐蕃为了更好地控制这处交通要道，开始有意识的向勃律国迁移人口和驻扎军队，使得该地的宗教文化和吐蕃本部趋同。

到吐蕃王朝瓦解时，勃律国已经有大量藏族人，藏传佛教也因此盛行一时。这也是克什米尔北部，保留了大量藏传佛教遗迹和吐蕃碑刻的原因。

因此，从民族层面来说，以勃律国为代表的克什米尔地区，依旧和中华民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公元842年，一支钢箭射入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胸膛，辉煌灿烂的吐蕃王朝瞬间崩溃。那些王室曾经的天潢贵胄，在暴动庶民的打击下树倒猢狲散。

落难王子吉德尼玛衮转折来到阿里地区，在此建立了一个绵延600多年的国家联盟，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古格王朝。

国家国家联盟最初的首部在今天阿里的普兰县，当吉德尼玛衮老去时，他将三子分封各地，各自建国。

其中，长子贝吉德•日巴衮（通常简称贝吉衮）获封拉达王，以今日列城（今印控克什米尔列城）为中心，辖玛域、拉达（今日土和克什米尔）地方；

次子扎西德衮为普兰、亚孜王，辖古格、普兰和亚孜（今日尼泊尔之木斯塘）；

三子德祖衮为桑噶三门、比地、比角王，主要辖古格以西，拉达以南今印度境内的桑噶、果松等地。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衮占三围”，从此，吐蕃原来辖属的大小羊同（象雄）地区逐改称为“阿里速古鲁孙”（意为阿里三围或阿里三部）。这是“阿里”一词的肇始，其意为吐蕃后裔的“属地、领地”。

也正是从此开始，拉达克名义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通过对拉达克早期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拉达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在古格国家联盟当中的地位，是一个没有多少存在感的小弟。

按照《拉达克王统记》上的记载，当时的拉达克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其中上拉达克，也就是靠近勃律的地区，长时间被讲鞑靼语为主的克什米尔人控制，这部分族裔后期转而信奉了伊斯兰教，而下拉达克则在湖山之间形成了诸多的小王国，这些小国家信奉佛教，保持了和西藏相近的风俗。

在拉达克早期的历史中，抵御北方异族入侵的工作一直都是由古格王负责的，而这个地区名义上的领袖，则长期担任了一个隐形人的角色。

古格国家联盟建立的早期，并没有和西藏其他地区的政权发生多少联系，其版图也不隶属于西藏其他地区的政权。

但当蒙古人势力从北方草原崛起，并不断向南侵袭时，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臣服在蒙古人的脚下，成为了元帝国行政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元朝曾派驻军队维护驿路交通，并至少三次在整个西藏进行了括户（人口普查）。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包括拉达克在内的整个阿里地区和西藏一起，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在之后的数百年里，拉达克虽然多次遭到北方穆斯林势力侵袭，但这个位于群山之间的小王国，却始终顽强的保持着相对独立国家体系。

当其国力强势时，拉达克甚至有志于染指整个阿里地区，甚至进军卫藏。这便和当时居于卫藏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公元1679（清康熙十八年），拉达克和卫藏格鲁派政权在阿里爆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争。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被称为“古格之战”，或“卫藏——拉达克战争”。

虽然战争初期，拉达克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战场优势，但随着清朝以及蒙古实力派对格鲁派政权支持力度的加大，拉达克的失败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五世达赖喇嘛钦点的统帅甘丹次旺（噶尔丹策旺），率领蒙藏联军在阿里大败拉达克军队，也给从未见识过骑兵冲锋的拉达克人，一个深刻认识蒙古铁骑的机会。

不甘心失败的拉达克王德登郎嘉转而向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求援，古格之战随即转变成了两个大帝国间的直接较量。

莫卧儿军队和蒙古人在阿里的山野里连番斗法打得不亦乐乎，而拉达克则无奈的沦为了一个配角。

这时候，决定战场格局的另一个巨头登场了，卫藏政权拉来了另一个大哥，新疆准格尔蒙古的大哥绰罗斯·噶尔丹。

这位噶尔丹就是在号称为康熙三大征中，那位与康熙皇帝打的你死我活的蒙古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

这就是历史有趣之处，康熙和噶尔丹这两个死对头，却在西藏阿里地区分别成了格鲁派政权的帮手。

甘丹次旺在五千准噶尔铁骑的帮助下，兵围拉达克首都列城。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拉达克国王德登郎嘉亲自到蒙藏联军的军营中叩头认罪，表示“愿意做任何被要求的事情”。

最后，双方在丁莫岗达成了口头协议，再次明确了拉达克作为西藏政权的属国地位，还规定藏传佛教是拉达克的国教，王室不能信仰异教（伊斯兰教）。

除此之外，拉达克还需每三年，向卫藏政权上缴黄金、香料、布匹等贡物，而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也承诺，每年赶200头驮畜运送茶叶，销往拉达克。

对于古格之战的结果，藏文史料《颇罗鼐传》中有明确记载：“历代神圣藏王，与拉达克王子洛桑白玛是西藏的近亲，特予抚慰，赐千余户，乃封为王”。

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十七世纪晚期，拉达克依旧是西藏领土的一部分。

但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拉达克再起波澜。

1834年至1841年（清道光年间），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锡克王国的属国查漠道格拉王室出兵侵略西藏，与清军在阿里地区发生战争，因为藏语中将道格拉人称为森巴，故此史称“森巴之战”。

“森巴之战”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34年（道光十四年）道格拉人入侵拉达克，占领拉达克及巴尔蒂斯坦全境；

第二阶段，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道格拉人继续侵略西藏，与清军发生军事冲突，并最终与卫藏政权（注意是格鲁派地方政权）签订停火协议。

森巴之战的结局是虽然清朝保住了阿里的大部分地区，但拉达克却被生生割去，被并入了印度的多格拉土邦。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道格拉人和格鲁派签署的这份草鸡协议。

当战局陷入僵持后，双方都没有再继续打下去的意愿了，西藏的代表来到拉达克的列城进行谈判。

虽然最后达成了协议，双方都为此心满意足，但其实这个堪称草鸡的协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给后世增添了无数麻烦。

因为，这份本来就没什么约束力的协议，分别由波斯文和藏文书写，但不同文字书写的内容存在很多出入，而且没有规定以哪个版本为主，这导致之后对于边境线的解读各执一词，谁也不能说服谁。

难怪就连英国作家在《中印边境》一书中，提及这份协议时，都不无揶揄的写到：“仅仅这一点，就有足够的资料，可以使练达的外交家们辩论几代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份协议在根本没有涉及拉达克的归属问题，只是描述了双方的实际控制区域。

所以，这次签署的协议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确定家国边界的协议。所以，在藏文资料里将其称为“甘结”，实际只是保证书。

另外，满清的驻藏大臣，从未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提及此项协议。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清政府最高领导者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边境协议。

这个由格鲁派地方政权和道格拉人签署的协议，显然没有经过国家中央政权批准。也因此，新中国政府从未认可过这个协议，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政府从未认可拉达克归属于印度版图。

1842年，在道格拉人的控制下，拉达克国王贡嘎郎嘉被废黜，绵延八百多年的拉达克王国灭亡。

1846年3月，道格拉人又被迫和英国殖民者签署了《阿姆利则条约》，其建立的查谟王国也逐渐沦为英国的附庸，包括拉达克在内的克什米尔地区落入英国人之手，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成了之后印度，对拉达克地区提出主权要求的基础。

1947年，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印、巴两国分治，包含拉达克的克什米尔地区成了印巴相争的焦点。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火药桶被引爆，直接诱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巴战争。

中国历史上的1840年（道光二十年）前后，这是一个令人悲怆的时间节点。很多人都只记得，东南沿海被英国的炮舰敲开了大门，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

而在中国版图的西北部，原为我属邦的哈萨克被俄帝侵吞，另一个属邦布鲁特也落入沙俄口中。两处相加，中国损失了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国土。

在中国版图的西南方，道格拉人已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站稳了脚跟，并开始积极准备染指后藏。

十九世纪是中国人失去的世纪，但今天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目前中印在西段边界问题上依旧处于对峙之中。印度所声称的，此段边境早于1841年划定的言论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驳斥。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崛起，印度国内针对中印边境争端区（东、中、西三处）表现的越来越紧张，这也充分说明其对中国国力的忌惮。

期待终有一天，这处被称为“小西藏”与中国在人种、宗教、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故土，能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