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举行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在秋收时期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走出困境，主动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此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委托毛泽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筹划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考虑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8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毛泽东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湘南暴动的中坚力量，这样至少有占领5个县以上的把握。

8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毛泽东出席了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他在会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秘密召开湖南省委会议，讨论组织秋收暴动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许多与中央决定不同的意见。

关于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毛泽东则坚持主张：秋收起义“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关于暴动的依靠力量问题。当时党内普遍的看法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工农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见解，他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但当时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毛泽东坚决主张缩小暴动区域。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暴动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信后，于8月22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秋收起义领导机关，一个是由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

“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力量，主要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

秋收起义如惊天动地的春雷，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拿起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新的斗争。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同时，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也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面对轰轰烈烈的暴动高潮，毛泽东激情难抑，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再加上湘赣边界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又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行动也不统一，进攻的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

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单靠工农革命军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最终只会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毛泽东指着一张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其中段地势险要，峭壁耸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远离大城市，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声势可以直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下游，有很大的战略优势与政治意义。

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前敌委员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议决退往湘南”。

而就在前敌委员会作出向湘南撤退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作出要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然而，当这一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已开拔南下了。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500余官兵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整齐列队，毛泽东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次秋收暴动，虽然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常事。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毛泽东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南下路途充满险情

秋收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立即“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5000元”。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南下路途充满了险情。

这时，工农革命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并没有把毛泽东真正放在眼里。前委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他不予理睬，擅自下令进攻平江，结果遭受严重损失。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激烈争执。

部队进入莲花县城后，在余洒度召集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刚介绍完情况，余洒度立即表示反对：“前番说去湘南，一本正经决议下来，这会儿又说要去宁冈，简直是朝秦暮楚，让人无所适从！”

毛泽东平静地说：“这并不是朝秦暮楚，而是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央有明确规定，前委到了哪个省，就要受哪个省委的节制。现在江西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我们到宁冈去，那儿又叫井冈山，是个囤积粮草兵马的好去处。”

“那你为什么不早讲出来?”苏先俊以挑衅和责难的语气发问。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俗活说，打铁没样，边打边像。我也不是卜前知后的算命先生。军事上的进退，不是一成不变的。《水浒传》里有个水泊梁山，朝廷的千军万马拿他们没得办法。我们到了井冈山这样的地方，反动派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就是到那儿去当红色‘山大王’！”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去湘南的计划，向宁冈进军。

红色“山大王”

9月26日，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县城，向永新方向前进。部队自转兵南下以来，一路上连续作战，战斗力大大减弱，少数伤病员因缺医少药而牺牲，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

毛泽东为此内心焦灼，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马上解决这些问题，部队就很难继续前进。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毛泽东亲自对刚刚进行了整编的部队作动员。针对少数人的悲观情绪，毛泽东鼓动说：“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打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能有成功。”

随后，毛泽东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工农革命军以崭新的面貌，士气高昂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10月3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

位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交界处的井冈山，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在被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所占据。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袁文才、王佐虽然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对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多少了解，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火并山寨”，抢占他们的地盘。

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人认为袁、王的队伍实际上是“土匪部队”，主张“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意见，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联合起来就是大队伍。”

毛泽东在与袁文才派来的代表谈话时了解到，袁文才、王佐等人非常看重武器，他们有160多人，只有60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送袁文才100支枪。对于毛泽东这个大胆的提议，不少人表示怀疑，毛泽东反复说明，才得以通过。

10月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袁文才。见面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与王佐“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双方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赠送袁文才100支枪，这大大出乎袁文才的意料，袁文才马上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大洋，并答应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这样，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

10月22日清晨，部队在遂川县大汾镇，突然遭到地主武装靖卫团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毛泽东与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迅速撤退，一路上只收容起三四十人。

毛泽东率领这支小部队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行程1000多里，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秋收暴动和艰苦转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