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财务盗窃在加拿大大学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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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报妍欣报道）《环球邮报》的一篇报道说，在加拿大大学里发生的两次近百万元的财务盗窃案表明中学后教育机构努力培养了一种联合管理的文化，但在这种信任、自由、诚实的文化下却引发了财务盗窃行为。

三年前，加拿大大学事务人员联合会组织了一组内部审计人员开始进行年度的财务盗窃调查。在第一年，23所响应的大学中有18所至少有一起超过5,000元的财务盗窃，然而有两所学校在五年内就有超过六次的财务盗窃，但是仅仅只有三分之一的学校有财务盗窃政策，不到三分之一的学校进行了财务盗窃风险的评估，甚至更少的学校使用了举报热线。这23所大学大多是大型和中型机构，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学校。20多名大学审计员的年度调查显示，他们的大学体系正悄悄地忍受着年复一年的金融犯罪，五、六位数的巨款经常失踪，其中大部分都无法追回。然而，即使当预算紧缩时，他们都不愿意让其它行业的公司给自己配备或加强安全设施。

大学的自我管理是一个权力分散和合作管理的体系，包括学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以相同的方式嵌入在大学内部。加拿大大学研究侦察和预防财务盗窃行为的副教授多米尼克•佩尔蒂埃•维斯特（Dominic Peltier-Rivest）说，因为合作领导和信任因素，我们很难像其他机构那样实行定期监督。上个月，警察指控滑铁卢大学复印中心的主管诈骗955,000元，这与上一起约克大学两名员工被指控三年共拿走120万元相距不到一个多月。研究表明，大多数发生在学校的财务盗窃金额在10,000元和50,000元之间，但七位数的盗窃并不罕见，加拿大所有的职业财务盗窃中，有三分之一的财务盗窃金额至少达到100万元。

影响最广泛的监督方式是开通匿名举报热线、突击审核（或抽查）、对教职员进行深入的财务盗窃知识培训，佩尔蒂埃•维斯特博士说，这些方法是到目前为止做好的侦查办法。佩尔蒂埃•维斯特的研究显示，那些使用了这些方法的机构的损失比没有使用这些方法的机构的损失降低了接近一半，并且在发生后的六个月就侦破了这种犯罪行为。但这些最基本的监督在很多学校都没被执行或未被充分使用。多伦多大学的内部审计主任，马克•布里特（Mark Britt）希望年度的财务盗窃调查能创造一种让学校加强安全措施的力量，他说，他看到很多大学采取了财务盗窃政策，或使用了内部或外部热线。但2011年，20所接受CAUBO调查的大学中，只有6所开通了热线。佩尔蒂埃•维斯特博士说：“人们可能会对热线有一些偏见，认为这就是打小报告，会导致一种不信任的关系。”

一些大学也纷纷转向通过技术的手段来侦查出财务盗窃。2010年，卑诗大学采用了一种数据分析工具，这个工具是被几所大学用来寻找那些不寻常交易的。这个程序破获了一起460,000元的支票财务盗窃计划。卑诗大学医学院的财务经理，约翰•姆沃塔苏比（John Mwotassubi）被宣判犯有盗窃罪。但卑诗大学的内部审计主任，迈克尔•哈特维克（Michael Hartwick）说：“一些知识渊博又位高权重的人一旦决定实行财务盗窃行为，就很难会有一个制度或政策能去阻止他。” 撇开这笔百万元的财务盗窃案，佩尔蒂埃•维斯特博士最担心的是那些小额的，在数亿元预算之内的财务盗窃行为不能引起大学董事会的注意。几所大学的管理者以没空或其它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但一些管理者私下表示，财务盗窃时常发生，他们对董事会成员已经做了充分报告。

约克大学对收回120万元提起诉讼，这笔钱是几个同伙共同涉及财务盗窃而丢失的，例如给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开支票。两名被告是副总裁前任助理和维修部主任，据他们所说，他们通过开小额发票和起草紧急独资合同以吸引更大的款项的方式来逃脱监督。但财务盗窃造成的损失通常不能从那些财务盗窃行为中得到弥补，虽然学校有时会要求保险索赔。因此，所有的大学不得不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布里特先生说，必须附加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写清楚你经手的所有账目信息。

一位资深的财务盗窃调查员，均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大卫•艾辛格（David Elzinga）说，他们可能对支出和学费的核算都有很严厉的监督，但是在一些分散的方面，如食堂、停车场和办公室用品，没有严格的监督，因为这些不是核心服务的部分。同时CAUBO调查得出，最普遍的弱点是权力和监督未进行分离。一笔交易从开始，记录到核对都是一个人进行，通常这个人是一个中层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