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会当官的官员——徐世昌官场八字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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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为晚清封疆大吏而后出任民国总统的人，只有袁世凯与徐世昌。袁世凯因称帝而臭名昭著，徐世昌则鲜为人知。事实上，在清末民初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他是晚清的进士，还在民国时获得过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可谓学贯中西。在晚清，他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后，他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后又当了四年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乡，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他的仕途之路也是从结识袁世凯开始的。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河南淮宁县任文案时，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大志的人，相互倾慕之下，两人遂结为金兰之好，徐世昌大袁世凯四岁为兄。青年袁世凯轻财好义，他在得知兄长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慷慨解囊，赠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盘缠，以壮其行色，而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考试之中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最后成了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在忙碌之余他想到了徐世昌，便邀请徐世昌来帮忙。从此，徐世昌成为了袁世凯一生中最重要的幕僚高参。

徐世昌在小站待了两年多，工作非常勤奋。自学了军事及英语后，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并对小站新军进行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他所做的这些奠定了自己在北洋系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徐世昌功不可没。

徐世昌为人处事十分谨慎，他既能迎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因此而赢得了“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不仅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也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先后出任了首任巡警部尚书、首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并被授予太傅太保的官衔，在实际上与名义上，徐世昌都达到了清朝官职的最顶点，是清朝历代的汉族大臣中职位做得最高的。

辛亥革命时期，徐世昌与袁世凯重新联手，两个人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所有人都认为，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的宝座后，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此时，他却急流勇退，退隐到了青岛。

直到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他才正式由幕后走到前台，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老练的徐世昌此时同意出山，是因为经过两年观察，他确定袁世凯的位子真的坐稳了。这充分显示了他在官场上老到的一面—改朝换代、时局不明，不看清楚，绝不轻举妄动。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作为居间调和者出面因势操纵。徐世昌几经官场磨炼而成为不倒翁，其为政之道就在于精通黄老之术，而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常常能够城府在胸，内敛不张，心中之事不为旁人所窥，是一位玩弄政治的高手。

徐世昌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有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

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对其纵横官场大有帮助；他本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关系紧密，却又倾力结交南洋的张之洞；他助袁世凯训练新军、治理直隶，甚至改朝换代，却又与满清皇族称兄道弟……这些都是他“圆通”的表现。

所谓“沉稳”，是指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刻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出手。他平时遇到小事，经常唯唯诺诺，似有惧意；但大难当前，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能当机立断，不怕危险。比如辛亥年他帮袁世凯向朝廷讨价还价，其实风险极大，但他毫无畏惧。

所谓“柔韧”，是指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徐图东山再起，绝不一蹶不振。清亡后和袁世凯称帝时，他两度退隐田园，却终能两度再起，便是“柔韧”的表现。

所谓“机警”，是指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时机未至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迎头把握。在张勋复辟的过程中，这一性格体现得很明显。

徐世昌秉持这八字原则，在清朝和民国官场左右逢源，最终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