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焕视界：山西官场大地震要害何处

举凡国有企业不景气、农村土地和农房不值钱的时候，它们的“民有”（民间实际占有和支配）地位非常牢固；举凡国有企业暴利、农村土地和农房因城市化进程而大幅度升值的时候，它们就会不断地变成“国有”、“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官员短期占有和支配！

童大焕—2014年9月2日星期二

2014年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王儒林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不再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会上道出上述职务调整的原委：“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号“侠客岛”则引导民众研读“山西换帅，新闻通稿里不同寻常的细节”：“按惯例，省委书记的任免，一般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代表中央宣布决定。比如前不久吉林换书记，就是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代表中央宣布任免。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坐镇的省区市一把手任免，则会由同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组部部长亲赴当地宣布。比如2012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紧急赴重庆接任书记一职，便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随去宣布的。但即使当时局势异常敏感的重庆书记任免，也没去常委级别的领导，而山西，却由常委刘云山亲自出席并讲话，你可想见，山西的局势有多复杂严峻。”

很显然，在中央眼里，山西的问题比当年重庆的文革复辟和法治倒退还严峻。山西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查出的问题，严重程度确属罕见：本届13名省委常委中，已有5名涉嫌贪腐被调查，被调查的厅局级、县处级干部更多。按中国官场惯例，不排除今后还有高官被查出问题的可能。

山西因煤炭而经济活跃，也因煤炭而腐败丛生。从经济数据来说，山西的四大支柱产业分别是煤炭、焦炭、冶金和电力工业，实际上都是围绕煤炭而生财。但煤炭价格每每随经济大环境而起起落落。在每一次煤炭价格起落间，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价格低的时候，煤矿就会有一个“民有化”的过程，反之则会有一个迅速“国有化”的进程：1983年11月，煤炭部发布《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后，山西煤矿逐渐形成国营、集体、村办、个人矿和私开矿格局。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需求暴增，价格猛涨，采矿利润惊人，于是催生2005年以“产权改革”名义的第一次煤改，同时伴生了官商利益输送、煤老板低价取得采矿权等腐败。2007年，山西省政府出台文件进行第二次煤改，对私人小煤矿，鼓励采取国有煤企托管、兼并等方式。事实上更多是强行兼并。有人称，因为煤矿资源重组，害浙江人在山西损失500亿元！有煤老板介绍称，“哪家企业可以整合小的煤矿，均由政府决定。煤老板与政府（实则是实权官员）的关系便至关重要。”

这种情形，在国有企业和农村村民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和农房领域，表现得几乎一模一样：举凡国有企业不景气、农村土地和农房不值钱的时候，它们的“民有”（民间实际占有和支配）地位非常牢固；举凡国有企业暴利、农村土地和农房因城市化进程而大幅度升值的时候，它们就会不断地变成“国有”、“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官员短期占有和支配！

有关山西官场大地震，关注和评论都很多，但我迄今所见的评论里，没有一条戳到最要害的“矿产资源国有”实则短期官僚所有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哪里矿产资源最多最值钱哪里的官员就最腐败、哪里的百姓就最困苦！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经济规律，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资源的诅咒”。而在资源名为“国有”、“公有”、“集体所有”实为官僚集团短期占有的情况下，“资源的诅咒”更加变本加厉。近年来，尽管山西煤老板给社会的印象是名车豪宅富得流油，但是，2013年山西人均GDP低于全国水平，排在全国各省区的22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第20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3位。除了一部分人过上富可敌国敌省的富裕生活，更多山西居民的收入尚处于全国中下水准。

65年一个轮回，终点又回到起点。也许我们必须回到当年反对官僚资本的道路上：所谓“国有资本”、“公有财产”、“集体所有”，本质上都只有一个：就是官僚所有！在这种情境之下，反腐败像割韭菜，老百姓则无论怎样都是官员碗里的菜。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之下，居然没有一个群体不是受害者，包括不会说话的自然环境也恶性开采和恶性发展而一同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