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反革命-农民-教师——记1966至1971年的文革经历

教师-反革命–教师——记 1966至1971年的文革经历
2014-08-22 11:43:27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作者：杨明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 是一个中国人民绕不开的话题，不同出身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电视上有主持人说，在一千个外国人眼中，有一千个中国。我看在一千个中国人眼中，同样存在一千种文化大革命。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是十年动乱等等。为了使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更全面的了解文革，以及历史学家更全面的研究文革，下面就介绍一下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

我出生于1937年。1966年29岁，正在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萍乡煤矿学校任体育教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是重点，因此，我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1966年5月下旬学校党委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19号发出的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校党委的部署，第一阶段是务虚, 校党委书记动员报告，学习中央文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及刊登的相关文章，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第二阶段是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学校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各种问题。党委要求师生员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在学习会上谈，谈完后要求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供大家看，校党委每天派人抄大字报的内容，并对各班级、各科室大字报的数量进行统计和排名，对写大字报多的科室和班级进行表扬。第三阶段整改。当时总结为七个字：一学二揭三整改。计划在暑期前结束。全校师生员工响应校党委的号召，会上积极发言，会后夜以继日的写大字报，政治气氛很浓，革命热情很高，只几天功夫，教学大楼、办公大楼、食堂等处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学校又在操场上搭起了防雨棚让大家贴大字报，即使有这么多地方还是不够，只好一层一层叠起来贴。在这样的气氛中和大背景下，我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时，学校上下一心，按照校党委的部署，步调一致，没有派系，运动在校党委领导下正常有序的进行着。

6月的一个早上，我还在上班的路上，一位学生慌慌张张迎面跑来对我说：“杨老师，快去看看吧，有你的大字报。”“有我的大字报?我又不是领导干部。”学生将我领到了办公大楼正中间，最显眼的地方，指着大字报对我说：“这就是。”我抬头一看，通栏标题是：“阶级敌人磨刀霍霍”。下面的署名是：“大字报管理委员会”。大字报的内容是：“伪团长的儿子、反革命分子杨明远，磨刀霍霍，趁运动之机攻击领导，妄想搞垮共产党，我们要提高警惕，将一切阶级敌人揪出来示众。”看了大字报以后，我马上就去找工作组。工作组进校才几天，是由萍乡矿务局组派的，组长姓张，是萍乡矿务局的团委书记。我们在1965年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的篮球锦标赛上就认识了，他是萍矿球队的领队，我是煤校球队的负责人，经常在一起开会。我找到张组长，将他领到大字报跟前，指着大字报说：“张组长，我是响应校党委的号召，按照校党委的要求发言和写大字报的，大字报签的都是真名实姓，我正大光明，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是以个人名义写我的大字报，我没有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现在以‘大字报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就是以组织的名义，等于是给我下了结论，我有意见。”张组长没有吭声，看了看大字报就走了。当然，大字报依然如故的贴在老地方，几天之后才被其他新的大字报所遮盖。我将这一遭遇写信告诉远在包头的妻子，妻子来信安慰我说，她们单位也一样，头一天还是向单位领导提意见，工作组一来，第二天运动的矛头就指向群众了。

工作组一来为什么要把我第一个抛出来?我思前想后原因可能是：第一，我写的大字报数量多，内容深刻、尖锐，他们怕我。第二，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军官，是历史反革命，父亲因为替乡亲们看风水，社教中判刑两年，当时正在服刑。把我这个伪军官和劳改犯的儿子抛出来容易引起民愤，具有煽动性，容易转移运动的方向。第三，杀一儆百，吓唬人。“大字报管理委员会” 的负责人是校党委宣传部的干事，这个人是矿院时期从学生中选拔出来送到江西省委党校学习后回校工作的，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对我应该是了解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呢?为什么工作组一来，运动的方向就变了呢?工作组是谁派的呢?这些问题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

整我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学校文革的大方向就变了，针对领导的大字报少了，学生揭批老师、教职员工互相揭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点污点的教职员工更是首当其冲。属于机密的教职员工档案，不断被泄露和抛出来，甚至造谣生事，无中生有。于是，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崽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接下来就开始了批斗，限制人身自由，将前述的这几种人集中关在学生宿舍监视居住，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炎炎烈日下赤着脚站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示众、游街、监督劳动、饭前唱黑帮歌、抄家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也被关了半个多月。同时，我母亲也被挂着“伪军官太太” 的黑牌游街示众。

当然，这些做法并不是学校师生员工的共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少人提出了异议并表示了反对。从此，学校的师生员工就分成了两派，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也分成了两派。有一天的中午，广播里大喊：“杨明远，不许穿鞋，光脚到水泥球场集合。”当时正值夏季，烈日炎炎，水泥球场上已晒得滚烫滚烫的，我光着脚忐忑不安的低头走向球场，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喝一声：“杨明远，没有你的事，快滚回去!”我转身一看，是校文革小组付组长、政治教研室的王老师。这次是准备将一批所谓专政对象挂牌、戴高帽子上街游行，王老师这一喊使我免去一难。后来这位王老师当了萍乡市总工会主席，也是市政协委员，我在市政协会议上见到他时，风趣的说：“王主席，你的救命之恩，我将永志不忘。”

煤校从1964年开始招生，已经招了两届。1964届招收的都是应届毕业生，1965届除了应届毕业生外，还从萍乡矿务局招收了一批青年工人，工作组和学校的保皇派就是利用这批青年工人对党朴素的阶级感情，充当了整老师、抄家的急先锋。抄我家之前，在广播里大叫：“地主崽子杨明远，滚出来，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从青年工人中招收的65级采煤专业的一位学生。我家庭出身贫农，这会儿成了地主崽子了。听到广播后，我离开宿舍，走到走廊上接受造反。不久就看到校党委宣传部的那位管大字报的干部带领十来个学生，冲进我宿舍，拿走了我从1956年以来写的十大本日记，拿走了我收藏的一百多枚毛主席像章，拿走了我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和所有的无线电另部件。半个月后，学生将自行车、照相机还给了我，对我说:“对你是政治造反，不没收这些东西。”十大本日记没有还给我，毛主席像章没有还给我，无线电另部件丢失了一大半。从此我就终止了写日记的习惯，也不再研究无线电了。

这样煤校就形成了两派。以64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和以65级青年工人学生为主体受校党委某些干部操纵的保守派。前者人多势众，成为了萍乡造反派的中流砥柱，萍乡市保守派的围剿对象，所以才有了后来6月18日萍矿工人总司令部围攻煤校和7月13日震惊中央的火烧煤校事件发生。后者人少，随着运动的发展，人也越来越少，最后只能躲到萍矿去，依赖萍总的保护才能生存。煤校就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萍乡造反派的大本营。

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行成于思毁于随” 嘛，在这样大的政治运动中，我不愿意受别人的支配，这是其一。其二，作为伪军官的儿子，我参加哪个组织，那个组织就会受到影响，我不愿意连累别人。在两派之间，我做一个旁观者。当我有自己的看法想发表一点意见时，就以“井冈山人” 的笔名写点大字报。俗话说“旁观者清”。观察两派，我看清了造反派的红卫兵小将是真正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的号召，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之中。而保守派的红卫兵小将成了被一些干部和老师操纵的工具，成了被运动的群众，整老师的急先锋。

随着运动的发展，武斗也越来越升级，由少数几个人之间的拳脚相对，发展到有组织的围攻。十几岁的学生怎么打得过矿工、农民，此时的白色恐怖，闹腾得煤校人心惶惶，很多学生都离开学校回家去了，只有山东、江苏、福建等外省藉和萍乡本地的几十个学生坚持在校闹革命。面对如此恶劣的外部革命环境，这些造反派学生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坚守教学大楼，油印机、广播设备、主要领导核心，都上了三楼，利用广播坚持革命。另一个组由身强力壮的学生组成，在下面负责搜集情报，散发传单，与其他单位造反派联络，争取支持和帮助，并为守楼的同学提供物资、膳食等后勤保障。武斗升级后，守楼的学生为了守住阵地，就在教学大楼构筑了防御工事。他们将教学大楼里的课桌课凳收集起来，堵塞了所有上楼的通道，每个楼梯口都有学生把守，真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守楼学生在教学大楼屋顶的四周都装上了高音喇叭，有两个喇叭正对着相距不远的萍乡矿务局。由于煤校所处地势较高，教学楼也高，煤校一播音几乎大半个萍乡城都能听到，萍乡矿务局这边更是听得清清楚楚。萍乡造反派的声音通过煤校屋顶上的高音喇叭，响彻萍乡城区的上空，使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增强胜利的信心，提振了造反派的士气。这是萍矿总司要置煤校造反派于死地的原因。首先萍矿总司切断了教学楼的电源，学生就利用夜色掩护，将发电机运了上去。学生将体育组的拔河绳挂在教学楼较隐蔽的东北角，作为爬上二楼的出入通道，并利用绳索运送食物。

6月18日萍总司组织了近千矿工围攻煤校造反派，逼得学生退到了教学大楼的三楼，死守楼梯口，才幸免于难。也就在这天晚上，我找到64级一位姓李的同学，他也是造反派的头头之一。我对他说：“现在武斗愈演愈烈，我是老师，不能还手，只有挨打的份。你父亲是萍乡市委书记，你也不能还手，你一还手，就会影响到你父亲，你也只有挨打的份。你考虑考虑，我们是不是离开萍乡算啦。”他答应与其他同学商量一下。不久李同学就来找我：“杨老师，我们走吧。”原来他们商量以后就派人与铁路上的造反派取得了联系，这天晚上正好有一列货车开往南昌。我匆匆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出发了。造反派还派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学生护送我们。趁着夜色到了火车站。一位铁路工人将我们引到一节“闷罐车” 前打开车门让我们上了车，并反复交代，不要出声，特别是在宜春站停靠的时候，不能出声，否则就有麻烦。第二天上午总算顺利的到达了南昌，住进了萍乡驻南昌联络站。南昌比萍乡安宁多了，好像没有文革似的，呆了两天无所事事，我提议：“咱们去北京看看吧!”李同学搞来了两张车票，6月21日我们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奔向北京。

在江西驻北京联络站住了几天。六月的北京，也很平静，又感到很无聊。我跟李同学说：“现在没事，我去探亲吧。”李同学同意了，我就来到了内蒙的包头。没住几天，大约在7月16日前后，接到了李同学从北京的来信，信中说：煤校被萍矿总司的人放火烧了，守楼同学生死不明，他准备回校看看，问我回不回去。我回信说回去，并约定在北京见面后一起走。到北京见面后，李同学说他准备绕道山东顺便回老家见见奶奶，问我跟不跟他一道走?我返校心切，就从北京直接返回萍乡了。

回到萍乡感觉形势发生了变化。自“713”火烧煤校，震惊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怒斥保守派后，萍乡支持造反派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央派来了解放军支左，煤校学生开始陆续返校，学生造反派的势力又凝聚起来了，全校师生员工在萍乡城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局势对造反派还是不利，因为保守派掌握了武装，手中有枪，驻扎在萍乡饭店内，控制了萍乡城最繁华的路段，造反派仍然受到威胁。后来萍乡造反派从支左部队手中拿到了武器，经过不到一天的枪战，保守派退往山区，后来造反派乘胜前进才将保守派武装彻底瓦解，萍乡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了武斗，又恢复了正常。这次枪战煤校牺牲了一名姓欧阳的同学。

我回到学校不久，学生就向我讲述了我离开萍乡后这些日子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走后不久就有大批农民有组织、分批次的进城游行示威围攻煤校。其中有一批从我老家来的人，在萍乡中学一位我老家姓胡的老师指挥下来抓我，还在学校前面的公路上刷了 “将反革命崽子杨明远掀出来批倒斗臭” 的大标语。好在我离开了萍乡，又一次幸运的躲过了一劫。利用工人没有吓倒煤校的革命小将，利用农民也没有使革命小将屈服，1966年7月13日萍矿总司再次组织大批工人围攻煤校，久攻不下，他们就在教学楼一楼的中间楼梯口放了一把火。当时正值炎炎夏日，风干物燥，塞满过道的、刷了油漆的木质课桌椅，上楼的过道一直通到三楼，相当于一个直立的烟囱，这课桌椅一着火，火苗就往上窜，由于教学大楼是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浇灌的楼板、楼梯不会着火，火势烧着塞满楼梯的桌椅，很快就烧到了三楼，楼顶是木架结构，火苗引着了屋顶，顿时烈火熊熊，红透了半边天，吓坏了萍乡市民，萍乡的父老乡亲在哭泣，企望着学生们能安然无恙，安全脱逃。好在经过革命洗礼的造反派小将临危不惧，顺着早已准备好的逃生通道攀绳而下，脱离险境，并安全撤退到萍乡铁路造反派的中心萍乡机务段，继续斗志昂扬的坚持斗争。在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指示下，萍乡市委对围攻、打砸、火烧煤校事件进行了调查处理，并上报了中央。整个事件萍矿武装部、萍乡市武装部的个别领导负有责任，并对他们作了处理。对纵火的直接责任人也作了刑事犯罪处理。

保守派的嚣张气焰没有了，煤校又安全了，师生员工都回来了，学校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气。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煤校的师生员工又掀起了上北京见毛主席的新高潮。从北京回来的人说：火车上很挤，连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北京吃住也很困难，到了天安门广场也看不清毛主席。这时，全国又兴起了走长征路，学习革命传统的步行串联活动。学校也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于是就决定开辩论会。辩论会在一个小礼堂举行，全校师生员工都参加了，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谁想发言谁就可以自己上台去讲。两派各舒已见，气氛热烈。我是支持重走长征路的，看到两派僵持不下时，也跳上台去表达支持的意见。我刚讲几句话，台下就有人喊：“杨明远你滚下来!”我往下一看，原来是叫我地主崽子、抄我家的那几个学生又在捣乱。我回敬了一句：“你有本事，你滚上来!”当然，他们是没有胆量上来的。我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讲完了，才下台来。辩论结果，赞成步行串联走长征路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后，学生组建了“星火”、“ 燎原” 两个步行串联长征队。“星火”队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了邀请。从1966年11月12日从学校出发经安源，到莲花坊楼拜访了自愿回山区老家务农的老红军甘祖昌将军，然后上了井冈山、参观了瑞金等革命圣地，就踏着红军的足迹，走上了漫漫长征路，从赣南进广东，入湖南，又经广东到广西，1967年1月21日进入贵州，经黎平来到凯里。这时接到学校通知，党中央已经通知停止串联，学生一律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要求长征队尽快赶到贵阳，乘火车返回学校。经联系，凯里政府派汽车将我们送到了贵阳，贵阳市政府为我们联系了火车票。我们这次踏着红军的足迹，从江西萍乡走来，在寒冬腊月，爬山越岭，顶风雨、冒冰雪，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途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五省行程也有好几千里，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接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

回到学校，各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萍乡煤校红旗公社，不久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学校党委书记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同时，开始了复课闹革命，被批斗的教职员工恢复了各自的工作，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1968年接上级通知，萍乡煤矿学校被撤销，除留下部分专业课教师帮在校学生完成学业外，其余教职员工一律下放农村劳动。1968年11月2日我收到了萍乡煤矿学校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喜报”。喜报的上端是一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大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喜报中的内容写道：“杨明远同志：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兵简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经批准光荣的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希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人民立新功。”不久，我来到了山区的一个生产队当农民。干过农活，修过水利，参加过大队的工作组，组织过农民篮球队参加市里的农民运动会。1971年暑期调到公社高中当教师，从此又回到了教师岗位，直至1997年退休。

这几年，我没有整过人，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挨过打。拿着全额的工资，享受着免费的住房、医疗，享受着免费探亲假，将妻子从内蒙古包头市调回了萍乡，我还增添了一双儿女。可能是因为我出身农村，从小吃过苦，18岁初中毕业，不到20岁就成了中专教师，又年轻力壮，下到山区没有感到憋屈，只知道老老实实干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很忙也很充实，很快乐也很幸福、惬意。每当我骑着自行车在苍松翠竹的丛山峻岭中奔驰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的哼唱起“穿林海，跨雪源，气冲宵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这一唱段。

2013年12月26日初稿
2014年8月18日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