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家族

杜邦家族是美国最古老、最富有、最奇特、最大的财富家族。这个家族至今已保持了200年长盛不衰，世所罕见。20世纪90年代杜邦家族控制财富1500亿美元，出了250个大富豪，50个超级大富豪。其家族创始人是伊雷内.杜邦，靠制造火药发财，后来因一次火药大爆炸，家族财富荡然无存。20世?纪初杜邦家族出了杜邦“三巨头”。他们再次创业，将家族带入史无前例的鼎盛时期。这个家族视家族财富为第二生命，权力传代非常独特。在第三代中，家族内部至少有10对堂表亲之间的婚配，成为美国近亲联姻最多的大家族。
特色评说：父辈创业，第二代再创业，第三代守成加创业，财富绝对传给家族成员。
财富家训：“投资要保持最大的利润，至少是10％以上，保证风险最小，坚持全额投资；每一个国家只设一个工厂，从事一种产品专门生产。”“投资要选择最幸运的地点、最有利的市场、最有前途的产品”。

与政府联姻才能量大价高地卖出产品

杜邦家族原是法国的一个钟表匠世家，第一代皮埃尔•杜邦靠着几篇具有重农学派思想的文章与后来担任路易十六财政总监的杜尔哥搭上了关系，并被推荐进入路易王朝。在美国独立战争末期，皮埃尔作为法国代表团成员参与调解美英冲突，结识了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为家族在美国的创业奠定了人脉关系。美英之间的《巴黎和约》签订后，皮埃尔因调解有功被路易十六封为贵族。但不久后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使杜邦家族跌入低谷，于1799年被督政府驱逐出境，被迫流亡美国。老杜邦的儿子艾乐•杜邦生性热爱读书，深受著名化学家、时任法国皇家火药厂主管拉瓦锡的影响，通过参观学习熟悉了火药生产技术。

来到美国后，艾乐发现美国火药制造厂远远落后于法国，军队使用的火药需要高价从英国购买，这使艾乐决心投身这个产业。1802年6月，杜邦火药厂在特拉华州白兰地河畔的一座农场里动工了，于第二年2月份基本竣工，1804年春天造出了第一批黑火药。当时全美有大大小小200多家火药厂，但都是小家庭作坊，在技术上无法与从法国购置先进设备的杜邦公司相比。这时，老杜邦又在美国为购买刘易斯安娜与拿破仑的谈判中立下了功劳，使美国以每公顷3美分的价格买到了214.4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领土一下子扩展了两倍多。在杰斐逊写给老杜邦的亲笔信中，称这是一笔“为千百万未出世的人们造福的交易”。抓住这个机会，艾乐立即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信：“我请求您，尊敬的总统先生关照我设在特拉华州的杜邦公司”。1804年杜邦公司销售额为1万美元，1805年增加到3.3万美元，原因是为了击退海盗，仓促组成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一次性就下了2.2万磅黑火药的订单；这年的7月4日，杰斐逊政府的作战部长甚至宣布：杜邦公司将承包政府的全部火药。1806年销售额为3.2万美元，1807年为4.3万美元，很快成了全美国产量第一的火药厂。

1812年6月，在美英第二次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定购了21.5万美元的火药，杜邦公司得到了其中的3万美元，位居全国之冠。在1812到1814年战争期间，杜邦共向政府出售了100多万磅火药。但这并不能使杜邦满意，原因是杰斐逊已经卸任，而现任总统麦迪逊与杜邦家族没有任何瓜葛，而且由于和拿破仑的矛盾还对法国移民开办的工厂存有偏见和歧视。这使艾乐明白，要使企业经久不衰，必须设法使杜邦家族或其代理人进入政府和军队，不仅仅是乞求施舍，而是与政府“攀亲”并进而成为政府的一部分。

1820年，艾乐的哥哥维克多•杜邦被选进特拉华州众议院，1820年进入参议院，这是杜邦家族插手政界的开始。维克多的儿子塞缪尔•弗朗西斯•杜邦从海军见习军官一直升到海军上将，统帅过当时美国创纪录的一支拥有75艘军舰和25艘陆军运输舰的庞大舰队。不消说，他的舰队中使用的全是杜邦家族的火药，他甚至说服了整个海军都使用杜邦公司的产品。1857年，还是上校的塞缪尔指挥美国最先进“明尼苏达”号乘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来到中国，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贸易、防止澳门受压迫的中国人举行暴动损害美国投资为由，进驻澳门海域，他在这个港口盘踞了一年多时间，并暗中进行海盗式掠夺。1858年3月，塞缪尔率领他的舰队闯入中国内河，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横冲直闯，在美国侵华史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到1890年，杜邦家族控制的火药托拉斯已经垄断了美国90％的炸药和95％的火药的生产。这时的杜邦公司谋划组建一个包括众多产业具有特许权的新型大公司，但却被特拉华州宪法所禁止。在杜邦家族的提议下，州议会开始制定新宪法，完全实现了杜邦家族的意愿。

据杜邦公司的知情人罗伯特•S•沃德尔的揭发，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竞选总统中接受了杜邦公司7万美元的贿赂，竞选成功后当然少不了给予报答。从1905年7月到1906年7月的一年内，美国陆军部就以每磅70美分的价格向杜邦公司定购了594.782万磅无烟火药，而其成本仅为32美分，仅此一项交易就让杜邦公司赚取了220多万美元。杜邦还为陆军部长塔夫托捐助了2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获得了另外一大批一本万利的军界合同，赚取的利润难以估量。这还仅仅是被揭发出来的一个案例而已。

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杜邦家族支持的人登上白宫的宝座抑或进入军政要员的行列，杜邦家族就会多一些赚钱的机会。

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杜邦公司董事长科尔曼担任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活跃于华盛顿政界，并参与了第29届总统竞选。1906年，杜邦公司第三任总裁亨利的儿子亨利•阿尔杰农•杜邦当选为参议员。1924年11月，科尔曼进入美国参议院，当即给堂兄艾尔弗雷德写信说：“如果我能在华盛顿为你或你的利益做些什么的话，你可以毫不迟疑地来找我”。20年代，杜邦家族的代理人，美国橡胶公司董事戴维斯曾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28年，杜邦家族捐献了胡佛总统竞选费用的17％。

1937年，杜邦家族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实现了联姻。这年6月，总统和夫人亲临特拉华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小富兰克林与埃塞尔•杜邦的婚礼。

杜邦家族能够长久地独占炸药市场，与它跟政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分不开的。多届政府都曾公开表示说：“杜邦公司保持对无烟火药的垄断对于国家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把军火企业分给几个相互竞争的公司来搞，那就会损害杜邦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危及国家安全。”

1930年，曾任美国驻德大使的詹姆斯•W•杰勒德列举了59名统治美国的人物，里面并不包括当时的总统胡佛以及所有联邦和州的官员。他解释说，那些没有时间担任政治职务的工业和金融巨头，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都对美国有着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一个官员所具有的那种暂时影响可比。在这59人中，杜邦家族就占了6位。

依靠家族的这种统治地位，杜邦公司的产品总能卖出好价钱。在二战时期担任总裁的拉蒙•杜邦曾毫不隐晦地说：“对于军火产品，和平时期做生意，我们不得不按照买方的条件销售。但战争时期就不同了，任何买方，哪怕是政府的大宗买卖，也必须按我们的调解成交，因为战时是生产者、销售者主宰的市场。他们急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就让他们付出相应的高价吧。如果以为战争来了，销售量大了，就可以降低价格，那就错了。谁要是在战争期间搞薄利多销，那就是十足的傻瓜。”这是杜邦公司的老传统，所有战时政府订货的价格都要高于平时。越战时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亨利•B•杜邦说的更直接：“国家的安全不应拍卖给出价最低的人。……在保障我们的自由方面，没有廉价货。”

如今的杜邦王国控制着特拉华州政治、经济、金融、运输、文化教育和新闻各个方面，杜邦家族控制的公司总产值占特拉华州总产值的21％。州里最大的四家银行，杜邦家族直接控制两家，间接控制两家，州议员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杜邦家族和他们所控制的代理人，因而杜邦家族可以控制和操纵特拉华州的法律制定，当然这些法律都有利于杜邦家族，例如它对工商业征收的税率就是美国各州中最低的。杜邦家族还控制了特拉华州两家影响最大的报纸——威明顿晨报和晚报，这里是杜邦王国名副其实的大本营。

而那些损害杜邦家族利益的政界人物，毫无疑问会成为其打击的对象。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与西欧各国的关税谈判中，为了给美国农产品、烟草及铝开辟国际市场，未征得杜邦的同意，就砍掉了过去用于保护美国化学公司的关税壁垒，致使欧洲的化学制品大量涌入，从而损害了杜邦的利益。拉蒙•杜邦•科普兰气势汹汹地对华盛顿政府说：“必须对负责谈判的官员指出，这样的损失对工业界人士来说，决不是简单的无关痛痒的事情。这不是可以用所谓的国家利益等高调就可以轻易敷衍过去的事情。”三天后的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没有证据表明肯尼迪的死与杜邦家族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肯尼迪政府的一些政策侵犯了象杜邦这样一些大财团的利益则是确实无疑的。

战争总是带给杜邦超常规的发展

杜邦公司的第六任总裁皮埃尔•S•杜邦为了在社会公众面前洗刷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死亡贩卖商”恶名，曾有一段“精彩”的表白倒可以作为他的内心写照：“对一个军火制造商的普遍看法是：凶恶、残忍，对和平深恶痛绝，并对寻求和平加以蔑视。这些人竭尽全力在国与国之间煽风点火，并对随之而起的冲突感到幸灾乐祸，因为这些冲突为他们的军火公司制造了巨大的利润。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对军火制造商的普遍看法，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第八任总裁拉蒙•杜邦更为直接：“杜邦公司不需要战争，而需要全世界实现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不过他们还说过这样的话：“战争，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们随时随地在恭候着，因为它创造了火药的市场。”

无论他们说什么，但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杜邦公司在历次战争中都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战争对杜邦公司意味着腾飞的机会。在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历次战争中，以杜邦公司为代表的军火商都坚定地站到了政府一边，甚至有不少战争就是他们直接推动的结果。就像第七任杜邦公司总裁艾乐•杜邦第三所说的：“凡是对美国有好处的，就不会对杜邦有害处。”美国这些已经在政治上成熟的工业界巨头已经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前途联系在了一起。

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双方内战甫一打响，时任总裁亨利•杜邦不顾家族内部亲南方势力的反对急匆匆赶到华盛顿，表示坚定支持联邦政府。到年底，杜邦公司向政府出售了230万美元的枪炮火药，这是杜邦自投产以来的最大一笔交易。1862年，杜邦公司从与政府的合同中赚取了66.1万美元，1863年为52.7万美元，1864年为44.4万美元，1865年3个月期间赚了6.5万美元；另外还从独家提炼硝石的合同中赚了38.4万美元。与之相对的，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0多万人死亡，重伤致残者达40万人。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更为统一的美国，工业立国的发展道路得以确立，也保证杜邦公司更为美妙的发展前景。

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而它在世界贸易中则落后于英国和德国，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在对外投资方面更无法和英、法、德相比，而这时的世界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工商界喊出了“有枪才能旅行”的口号，对外争夺殖民地的矛头于是指向了日趋没落的帝国——西班牙。

1898年2月15日，至今无法查知真相的“缅因号”事件发生了，美军官兵伤亡惨重，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提供了借口。3月15日，联邦政府派了12名特派员，分赴纽约、特拉华等地，探听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等大财团对时局的态度，他们无不希望政府立即出兵。这时的杜邦已经完全占领了黑火药市场，并且独家供应军队所使用的火药。8个月的战争宣告了美国“战争世纪”的来临，美国赢得了菲律宾、古巴，杜邦赢得了大把的银子。

随着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日趋激烈，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终于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杜邦公司的订单再一次雪片般飞来。从8月份战争爆发到年底，协约国共向杜邦公司定购了2162.13万磅炸药，超出公司平时产量840万磅的两倍多，。在不增加设备和人员的情况下，短短6个月后，火药生产总量已经达到平时生产量的13倍，到1917年4月美国参战时，杜邦公司的火药产能已经达到1914年54倍。在整个战争中协约国集团所射出炮弹的40％使用了杜邦公司的炸药和发射火药，杜邦公司成了协约国“忠诚的后勤部长”。当时每磅无烟火药的生产成本为31美分，售价为97.5美分，利润高达生产成本的2.2倍。

由于英国皇家海军牢牢掌握了北海的制海权，使美国最初采取中立态度的最重要原因即同时向交战双方兜售军火成为不可能，军火商们开始要求美国直接参战。由于预测到美国也会不可避免地参加战争，杜邦公司采用最新技术建造了五大火药厂。未来促使美国早日参战，杜邦、摩根财团等数十家大企业和大银行发起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同盟”。同盟成立后，立即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只有参战，才能维护美利坚的利益。”在战争中，杜邦公司获利2.57亿美元，相对于126年和平时期的利润还要多。

在杜邦眼中纳粹只不过是商业伙伴而已

一战结束后，德国在随时寻求复仇的机会。早在1924年，杜邦公司就开始与德国军火商秘密接触，力图从德国的重新武装中得到好处。　1926年1月1日，杜邦公司与德国两家最大的火药厂签署合作协议，每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任何一项新技术和产品有权首先购买，这意味着杜邦公司所有的军火产品专利权都对德国敞开了大门。1933年，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政府总理，法西斯运动进入高潮。但在军火商眼里，德国纳粹并不象今天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邪恶。杜邦公司甚至违反《凡尔赛和约》直接向德国私运军火，引来非议。但当时美国大公司与德国做这类生意的决不是杜邦一家，象联合航空公司、道格拉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等，都与德国签订过专利协议。时任总裁拉蒙•杜邦反复强调：“杜邦公司不问买主是谁，只要价钱合理，都可成交。也就是说，我们只遵循纯粹的等价交换的商业道德。”

杜邦公司的这种“商业道德”并不限于德国。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际，三井化学联合企业以9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杜邦公司一种廉价生产炸药的配方，随后用于中国战场。遵循这种“商业道德”的企业也并非杜邦公司一家。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到1941年的4年时间里，日本战车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战略物资。1937年，在日本全部进口的军事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钢占92％，汽车及零件占91％，石油及石油产品占60％，生铁占41％，废钢铁占59％，机器及机床占48％。1938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消耗的军用物资有92％是从美国进口的。此外，1938年摩根财团向日本提供了7500万美元的贷款，其它几家银行也提供了5000万美元，而表面上受美国援助的中国，在1938到1939年间，仅得到过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直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无限膨胀甚至向东南亚扩张威胁到美国、英国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开始逐步对日本采取禁运措施。

在1941到1945年美国实行战时经济期间，杜邦公司总共获得利润7.41亿美元；此外，杜邦家族所控制的通用汽车公司也迅速成了美国的特大型企业，职工人数膨胀到50万人以上。

战争期间，杜邦家族依靠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力将“曼哈顿工程”变成了“杜邦工程”。原子弹计划启动不久，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代表美国政府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由杜邦公司负责全部计划所需工程的设计、建造及安全运转。事实上，投放在日本原子弹中的铀235和钚都是在杜邦公司的工厂里提炼出来的。

北韩战争期间，倾泄在我志愿军阵地上的美军全部炮火都是由杜邦公司提供的。1950年，杜邦公司的年利润率为13.3％，是该公司所获的最高年利之一。杜邦控股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率更高，在1950到1952年间，平均利润率是在付税之前相对于最繁荣的1929年的6倍，两年间共在军火合同上赚了55亿美元。

在越南战争期间，杜邦家族同样获得了大丰收。与五角大楼订立合同最多的40家公司中，杜邦家族的企业占了8家。仅杜邦公司一家就从军火合同中转了10亿美元，而家族各公司在总收入则在150—170亿美元之间。

进军化学工业：得益于政府的保驾护航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美国在工业总产值上早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在染料工业上仍受制于德国。当时驻美大使在给德皇的秘密电文中就曾专门从工业品的依赖性方面，分析了美国采取中立态度的原因，“威尔逊总统坚持中立是很明智的，因为美国的染料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一旦德国停止对美输出染料，美国与染料直接有关的企业将停工待料，这将使美国有400万人无事可干。在这方面，德国掌握着主动权。”

1917年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之后，低质染料使美国士兵大为尴尬：身穿草绿色军服的美国士兵，日晒雨淋几天后变成了灰色；庄严的“星条旗”也变得星条难辨，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美国妇女们也对美国生产的染料深恶痛绝，任何鲜艳漂亮的衣服洗过两次以后就再也辨不出原来的图案和颜色了。

于是，美国决心发展自己的染料工业，这正好与杜邦公司为了适应和平时期的到来，为消化战争期间急速膨胀的产能而准备进军民用化学品行业的战略不谋而合，给了杜邦公司扩展业务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3月20日，威尔逊总统在议会的讲话中谈到：

“这次大战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之一，便是不能过分依赖外国的商品。比如说依赖从德国进口化学染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后我们要大力发展不依赖任何国家的化学工业，尤其要打破德国对这类市场的垄断。”

杜邦依靠其先前的投资再次捷足先登。根据1918年美国国会颁布的《敌国资产管理法》，美国政府没收了德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其中包括染料生产的专利技术。杜邦公司立即派出大批说客展开了公关活动，尤其与外国资产管理局负责人托马斯•B•米勒保持密切联系并加强私人友谊。终于，这批专利落到了杜邦公司的手里。

战后，威尔逊总统决定对德国化学工业品的进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国会雷厉风行地制定了以化学染料为主的关税保护法。因为这时马克的大幅度贬值，使得大批质高价低的德国染料猛烈冲击美国，羽翼尚未丰满的杜邦公司不得不祭出政府干预的法宝。

同时，杜邦公司还使用高额薪金、高水平的试验室及工作环境，另外再加上胁迫的伎俩，最终挖到了四名染料行业的德国顶级科学家和机密技术资料。抓住这个机遇，杜邦公司加大投入，到1924年在染料和有关化学工业中的投资已达4000万美元，使杜邦公司在火药业之外的业务拓展中获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

杜邦公司玻璃纸、人造丝生产技术的获取同样和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有关。在高关税政策的打击下，法国产品已无法进入美国，迫使法国人造纺织品商行与杜邦公司在1923年签署了合作生产玻璃纸的协议，一旦杜邦公司得到了技术，就买下合伙人的全部产权而清出对方。在20年代，仅玻璃纸每年就为杜邦家族贡献500万美元以上。

当然，今天的杜邦家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政府的这种保护了，这只是因为他今天已经成了市场的垄断者，依靠自己在资金、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已经足够保护自己了；相反，贸易保护政策还逐渐成了束缚自身向外扩张的枷锁，所以相应地，美国政府也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了。尽管政策相反，但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打击竞争对手，增强自身实力，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定。

时至今日，杜邦家族已经掌控了一个以化学、生命科学为基干的庞大产业。仅杜邦公司就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家制造企业，75个实验室，拥有17000多项有效专利，生产37000多种产品，涉及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随着向广大化学工业的进军，也由于精确制导武器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必然使炸药消耗量减少，杜邦公司的产品也大都不再直接和军用有关，但是，它的尖牙利爪还可以随时暴露出来，拉蒙•杜邦就曾明确说过：“一旦需要，从事和平时期化学品生产的工厂能够迅速转入生产炸药、毒气和其它战争中的重要材料。”这可以从一战开始时，杜邦公司军火产品产量的爆增中清晰地看出来。

对于杜邦公司来说，作为产品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有很大的差别，但作为产业则没有明显的界限，互相转换可以轻松完成。

文档来源：《中国军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