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与贩毒——中日之间的“鸦片战争”

秦岭大连艺术学校副校长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第二年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随之爆发。或许很多人都以为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鸦片贸易与吸食鸦片的恶习也一同消失了。其实不然，鸦片税收被当时的清政府视为可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财源，吸食鸦片也是当时社会普遍的社交方式。随着三次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的召开，英国逐渐退出东方殖民地并承诺不再向中国输入鸦片，但日本趁虚而入，借着中国国内鸦片需求暴涨，利用旅大租借地作为运毒贩毒的基地，对中国进行了长达40年的鸦片侵略，这无疑是日本所犯战争罪中最隐蔽、最恶毒、影响最深广的一桩。日本以毒养战的侵略证据，直到今天仍然被保留在旅顺的历史街区中。鸦片战争从未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而终结，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让我们在对历史的梳理中发现更多细节。

旅顺有个大烟加工厂

从1905年1月日本打败俄国，取得旅大租借地的殖民统治权，到“二战”结束，日本在旅大推行殖民统治40年，其间，鸦片政策随着中国与国际上的强烈反对有过几次调整，但是总的侵略政策一直在执行。旅顺太阳沟的大烟加工厂在日本于旅大所推行的鸦片贩卖、走私系统中，强化了毒品的加工生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旅顺太阳沟迄今仍保留着近400栋老建筑，历史上的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统治、军事扩张、文化殖民、思想同化等，都能在其中找到很有说服力的建筑遗存。尤其是旅顺大烟加工厂今天依然矗立在白山街，无声地揭示殖民当局实行鸦片侵略的恶行。

太阳沟白山街古木参天，每到秋季，彩叶缤纷，常常吸引众多游客盘桓其中。但是白山街2号（日殖佐仓町）这个看似毫无特点的建筑却鲜为人知。这是一座日式建筑。朝南的一排平房与东西向的一座有两层楼也有平房的建筑连成“L”形。笔者曾经探访过这座两层的建筑，从正面看是一层，进去之后发现还有一层半地下，东面看不到的地下室在西面看起来就是正常的两层建筑，有门直通道路。地下的格局几乎没有改变，建筑细节改观不大，门廊的设计应该还是大烟加工厂时期的，朝西开门的门廊部分是作为部队卫生院时改建的。笔者探访的时间是在此建筑改建成饭店之前，彼时楼上一片狼藉，歌厅的炫彩装修全部被拆除。大烟加工厂原来的模样已经无存，只能在老照片里寻找了。对比太阳沟其他知名度较高的老建筑，这座建筑没有特别的符号，毫不起眼，如果不是保留下来了一根高大的烟囱，很难让人不认为是一座普通民宅。昔日的大烟加工厂早已不在，唯一不变的就是地理位置。西朝动物园，东临白山街，是通往“关东神宫”的“神道”，南面是原日本关东厅的办公大楼。

旅顺的这座大烟加工厂是为了增加“关东州”财政收入而秘密暗设的。“关东州”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租税、“官有财产”的出租和拍卖、鸦片专卖和“大东亚战争特别税”等。日本殖民当局从其统治开始即纵容鸦片的进口、制作和贩卖。1906年实施个人特许制；1915年设大连宏济善堂“戒烟部”，以“特许费”纳入“关东州”地方财政收入；1928年由殖民当局垄断鸦片的进口以及销售，设置了专卖鸦片的“关东厅专卖局”；“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伪满也宣布解禁，并自1月10日开始实施鸦片专卖制度，随后，“满铁”附属地也采取同一措施。据记载，1921年的鸦片收入为158.5万日元，1925年为161万日元，1930年为202.8万日元，1935年为435.4万日元，1941年为735.2万日元。根据换算惯例测算，1907—1942年，“关东州”鸦片特许费收入总计约等于今天的10亿美元，或约相当于70亿元人民币。日本对华的鸦片毒害仅管窥旅大一地。

宏济善堂与鸦片贩卖

1910年，大连宏济善堂由关东都督许可成立，是大连本土的民族资本家“以宏济彩票局之盈余款充其经费”，花费2.5万日元、借贷500亩官地兴建的，其目的“在恤寡抚孤、育婴养老、戒烟、施棺义葬、济困等”。是大连当时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华人慈善机构。

1912年3月召开的国际海牙会议，主题是禁绝鸦片，会议签订了《海牙国际鸦片条约》，禁止鸦片烟膏的进出口。为了减少国际舆论对其纵毒政策的谴责，日本政府指令“关东州”采取禁烟政策。1914年年底，“关东州”取消鸦片专卖对个人的特许权，将特许权给予大连宏济善堂。1915年年初，关东都督府委派职员，在大连宏济善堂里成立了“戒烟部”。戒烟部在行政事务上与宏济善堂没有实际隶属关系，不过是借这个慈善招牌掩人耳目而已。它直接隶属于大连民政署长，内部设“鸦片总局”，置理事40余人，均由民政署长推荐，呈报“关东州”都督府委任。民政署长负责戒烟部的指挥和监督事宜，重大事项由“关东州”都督府来裁决。戒烟部实际上是打着戒烟的幌子继续进行鸦片贩卖和走私，所得收入的一半上交“关东州”都督府。

同时，大连市内还设立了十几家“戒烟酒公所”，劝人戒烟戒酒。大广场警察所、小岗子警察署还开办了“救疗所”，收容鸦片吸食者戒毒。据殖民当局自称，大连宏济善堂戒烟部“七年间戒烟2.4万多人”。

1915年“关东州”鸦片特许费上升为1914年的11倍，原因就在于1915年成立的“戒烟部”，且将鸦片特许经营权交给了宏济善堂，由此制造了戒烟的假象。两年后的1917年，鸦片特许费达到了500多万日元。1920年10月28日，长沙《大公报》刊载消息称，“日本允禁毒物来华”，文中说：“万国拒土总会前因中国境内烟土吗啡等物多系从大连、青岛两埠运送入口，特致函驻京日本公使请予查禁。兹闻日使对于此事已有复函，略称关于大连、青岛两处鸦片各种麻性药物贸易一节，当经据情转呈本国政府。现奉指令内开，大连、青岛两处鸦片专卖制度，业经决定尽年内准予完全废除。”可见，由“个人特许专卖”到“官方督办专卖”的改变，“关东州”获取的利润大大提升。

日本在大连宏济善堂所取得的“成就”成为其推行鸦片贩卖的模板。上海的华中宏济善堂就是这一模式的复制。从1939年6月到1944年4月，日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以华中宏济善堂为幌子，进行鸦片毒化活动，共牟取10亿日元，其价值相当于为侵华战争提供了12艘航空母舰。华中宏济善堂表面上看是慈善机构，实际上是日本人全面掌控的毒品贩卖机构。它完全秉承日本官方意志，强迫民众种植罂粟、进行瘾民登记等。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在禁烟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六年的情况下，却因华中宏济善堂的极力纵毒，使得中国境内毒品供应充足、价格便宜、吸食便利，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毒品泛滥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由此，原本作为慈善机构的宏济善堂成为垄断毒品交易的机构，以致在日军占领区，土行烟馆充斥城乡各处。

日本通过鸦片等毒品疯狂掠夺中国社会财富，有统计资料显示：1897—1941年台湾总督府的鸦片收入折合美元94695033元；1932—1940年伪满洲国的鸦片收入折合美元73745220元；1907—1920年大连都督府收取的鸦片特许费折合美元8823500元；1938—1944年，日伪政权在“蒙疆地区”的鸦片纯收入按照精细的计算和较保守估计不会低于5871万美元；1938—1945年日伪政权在华北获得的鸦片收入大约为3110万美元；1938—1943年华中宏济善堂销往伊朗、“蒙疆”与东北的鸦片获利折合美元80547408元；1944—1945年因销售“蒙疆”鸦片，汪伪政权的鸦片收入至少为6061714美元。以上七项合计为近四亿美元。

中国禁毒与日本贩毒的“鸦片战争”

从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同时也是世界第一个的禁烟法令，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221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1839年林则徐发动“虎门销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

20世纪初，鸦片流毒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也相当严重，且大有全球蔓延之势。1906年，中国禁烟运动再度兴起。在美国的倡议下，1909年第一次国际禁毒大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会议形成了九条协议，首次把鸦片贸易视为非人道的毒品交易，对于英国政府及其鸦片利益集团造成了一种舆论压力，为中国禁烟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10年代三次海牙国际禁毒会议和1920—1930年代三次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日本都是缔约国。仅以1912年《海牙禁烟公约》为例，禁烟公约共六章25条，有关中国禁烟问题的内容就有五条规定，包括各国不能任意向中国贩运和走私毒品，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应当承担的禁毒义务。如第15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与中国有条约者，应会同中国政府设立必需之办法，以阻止在中国地方及各国之远东殖民地、各国在中国之租借地将生熟鸦片、吗啡、高根及其化合质料，并本约第14条所指各物私运进口。”而签订禁毒公约是一回事，履行国际禁毒公约又是一回事。国际禁烟禁毒公约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成为一张毫无约束力的废纸。不幸自1917年毒祸再起，直至1949年时，中国罂粟种植面积仍达2000万亩，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展了第三次禁烟运动，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就成为“无毒国”。

日本以毒品毒化中国人民的罪行，绝非某一军政机关之偶发偶为，而是日本国家有组织有系统的实施。旅顺太阳沟这个不起眼的院落和大烟加工厂的烟囱就是这段罪恶历史最好的见证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