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罢免周树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不少人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笔者也曾有专文在《百年潮》谈论这件事。近年来，笔者阅读了不少资料，感到人们都是以鲁迅视角进行论述，如从教育总长章士钊罢免周树人来谈这一问题，可能会心平气和些，结论也稍许有所不同。

　风雨飘摇的教育部

章士钊，湖南长沙人，出身贫寒。曾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并留学过日本、德国，专攻逻辑与法律，参加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有着深厚的友谊。由于帮助段祺瑞设计临时执政这一方案，已失去军事实力的段才能在军阀林立中当政。段也以临时执政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作为对章的酬谢。由于章士钊为人敢作敢为，又曾创办《甲寅》杂志，被称作“老虎总长”。

周树人，以笔名鲁迅为人所知。浙江绍兴人，与章士钊同年生，并且同样家境贫寒，不得不走异路，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刘坤一主办的矿路学堂学习采矿。矿路学堂正是设在陆师学堂内，可以说他们是江南陆师学堂的先后同学。不过，周树人以优异成绩保送到日本留学，以后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辛亥革命的次年，教育部刚刚组建，周树人就到教育部任职。工作兢兢业业，得到过袁世凯政府的五等嘉禾勋章。工作勤奋，官职却一直只是“区区佥事”，即教育部的中下层官员。

教育，历代不为当权者重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以教育部为九部之一，任命蔡元培为总长。北洋政府沿用这一体制，但对教育不重视，总长只是当作官衔，随意赏给亲信，变动频率叹为观止，内部也极不稳定。仅在1913年教育部就换了四任总长，出现过几次事件。一是参事辞职事 ，二是教育部次长辞职，三是袁世凯修改官制，将教育部人员大量压缩。1912年公布的参议院《修正教育部官制》规定：教育部设佥事32人，主事不超过80人。这时改为佥事18人，主事42人。 裁员将近一半。从1912年到1926年，15年间，教育部换了38次总长，34次次长。

如果说，教育部在袁世凯时代能保证薪金，开展一些必要的活动，工作也能维持正常运转。对官员进行甄别，也能嘉奖。那么袁世凯去世后，教育部就一发不可收拾。先是不能按时发放薪金，后来干脆没有薪水可发。为此，周树人们不得不到处兼课以保证日常生活，并到午门索过薪，这在他后来的小说《端午节》中有专门记载。[1]到了1925年，段祺瑞临时执政时，已是北洋政府的末期，教育部更难以为继。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今属肥西县）人，故人们又称之为段合肥。皖系军阀首领，北洋“三杰”之一。一生清正耿介，颇具人格魅力，号称“六不理总理”。他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蒋介石是其门生。辛亥革命中，段祺瑞作为清王朝主力部队的统帅，机智拒绝执行清王朝的镇压命令，并以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兵谏相威胁，力促清廷接受孙中山的共和制，之后又坚决反对帝制复辟，人称有三造共和之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后来因宠信徐树铮，迷信武力统一，为直系击败而下野。1924年，他借助和张作霖、孙中山的三角同盟而短暂复出，成为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实际上因失去实际权力而成为摆设。章士钊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出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写有《春明外史》，对当时京城中文化教育界腐烂不堪现象进行了较为真实的抨击。[2]

到了1926年，周树人打赢了被章士钊罢免职务的官司后，写下一篇著名的《记发薪》，从中可见教育部风雨飘摇的状况：

下午， ……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否则？

　　否则怎样，他却没有说。但这是“洞若观火”的，否则，就不给。

　　……

　　“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的牢骚，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

　　但历史虽说如同螺旋，却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与昔，也还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张“亲领”的是“索薪会”——

　　 ……

　　“去！”我一得警报，便走出公园，跳上车，径奔衙门去。

　　……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3]

罢免得理不得人心

章士钊年轻时不安心读书，曾在江南陆师学堂带领学生罢课，很早就投身革命。但他后来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转而专心学问，曾留学英国，在法律、哲学上有所建树。当他出任教育部总长时，他清楚当时的北洋政府已是穷途末路，教育部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那么，他当上教育总长后，为何要整顿教育部，并作出罢免周树人的事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罢免的简单情况。

1925年初，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不满北洋政府教育部所派遣的校长杨荫榆的种种行为，发动“驱杨”学生运动，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波”。当时兼任女师大教师的周树人等人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这一正当要求，并在媒体上撰文针对杨荫榆治校以来种种压制学生的专制做法予以无情揭露和尖锐批评。同为留学英国的教育部最高长官章士钊对此大为恼火。

本来周树人对章士钊等人以“维护国粹”为名，攻击白话运动就极其不满，但作为章的下属，周树人没有在文字上表现出来。这与不少人认为他们相互之间爆发了笔战的事，是不符合实际的，周树人以鲁迅及其他笔名攻击章士钊则是在被罢免职务后的事。

由于在女师大“驱杨”运动中，周树人数次替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章士钊于8月6日在国务会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将北京女子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时有关的一些公文 。

教育部训令第一二零号

令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查学校有例定及校定假日，此外学校不得任意放假，学生亦不得任意要求。乃闻京师各校有于本日放假举行游行将研之事，殊属不合。为此训令该校仰即传谕本校学生遵照，一体照常在校上课，毋得故违，

　　致干究诘。切切此令。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四日。

　　                      　兼署教育总长 章士钊[4]   

临时执政令

　　　　迩来学风不靖，屡起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以至师生大多数之循分为学者大被侵扰，无以自安，既怀斯文将丧之忧，更深贼夫人子之痛。国家设学，成效如斯，咎将谁归，宁可不察。本执政行能无似导诱未周，令血气之方刚，冀迷途之不远。教育为国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诸生如此放肆，尚复成何事体用？特明白晓示，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并责成教育部拟具条规，认真整饰，不随不激，期于必行。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其凛遵焉，此令。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印       

　　                   教育总长 章士钊        

　　                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5]   

　　章士钊在八月六日的国务会议上向执政递交了《停办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8月10日，章士钊遵照执政的命令下令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消息传出，群情激昂，女师大学生拒绝“解散令”，成立校务维持会。8月10日，北女师师生在《京报》上发表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要启事》，提出了“驱章”，启示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部完全脱离关系”。

女师大学生闻讯后公举九位教师和十二位学生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校务，周树人在八月十日被“公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写有《流言与谎言》等文，支持女子师大学生，矛头直指杨、章等人。8月8日，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初步分工，周树人为维持会的总务主任。

8月12日，章士钊向临时执政段祺瑞递交了呈请审批准予免去周树人教育部佥事职务的免职文。我们从周树人保存下来的抄件可以看出章士钊所指出的免职理由：

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先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

　　鉴核施行。 谨呈

　　临时执政[6]

据说这个呈文第二天就获得批准。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却留下了一个没有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校核的法律手续。这就是这场教育部罢免佥事周树人，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鲁迅职务的经过。正因这个漏洞，周树人告到北平平政院。

周树人虽然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常常被人讽刺为“师爷笔法”的他，这会真有绍兴师爷铁笔写诉状的天分，这份诉状笔锋犀利、切中要害，在法院裁决书中引用了原告周树人诉章士钊的控状的部分要旨：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后来他在《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也写道：“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可看出周树人笔法之老辣。周树人揭穿章的“未卜先知”，章的“免职理由”就根本不能成立，只能解释为“挟私报复”，而且紧紧抓住章士钊处分他在程序上的违法。

10月13日平政院给周树人送来章士钊答辩副本。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答辩书全文如下：

查周树人免职理由，本部上执政呈文业经声叙明白，兹更为贵院述之：本年八月十日，本部遵照执政训令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当委部员刘百昭等前往接收，不意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责均极重要，乃于本部执行令准停办该校，正属行政严重之时，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缪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据接收委员会报告，入校办公时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众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查官吏服务令第一条：凡官吏应竭尽忠勤，服从法律命令以行职务。第二条：长官就其范围以内发布命令，属员有服从之义务。第四条：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第二十九条：凡官吏有违上开各条者，该管长官依其情节，分别训告，或付惩戒。规定至为明切。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员不服从本部长官命令，实已违反文官服务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此周树人免职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原诉状内有无故免职等语，系欲以无故二字遮掩其与女师大教习学生集会违令各行为，希图脱免。至追加理由所称本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稿件倒填日月一节，实因此项免职事件情出非常，本部总长系于十二日面呈 执政，即日明令发表，随后再将呈稿补发存案。即日补发，无所谓倒填，情势急迫，本部总长应有权执行此非常处分，周树人不得引为口实。兹特详叙事实答辩如右。

10月16日，周树人进行互辩。

到了1926年3月23日，周树人收到裁决书。裁决书判定：“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其理由是：

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主文。[7]

此裁决书寥寥数语，干净利落，推理充分，逻辑严密，适用法律正确。 从文字上看，章士钊的败诉，根本原因是对周树人擅自处分的程序违法。判决书有两个层次，第一，周树人即使违反部令，举证责任在教育部，然教育部无充分证据支持；第二，即使周树人真的够处分，也应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惩戒，教育部最高首长无权擅自呈请处分。章士钊的答辩称“形势严重”，在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对于这次的被罢免，正如周树人自己所说：“其实我也太不象官，本该早就免职了。”对章士钊罢免周树人以及章士钊在教育部的所作所为，当时不少人发出过公允评论。知名学者钱基博曾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后国民军再奠江南，建号南京路而掌邦教者，并合大学，厉行考试，取缔学生运动，颇用士钊计，盖不以人废言。”“然以考试慎选举之资格，以试验重大学之课业，矫厉学风，宏奖编译，虽以召闹取怒于昨昔，而卒创制显庸于方今，功何必自我成，士钊傥以自慰于迟暮矣。”[8]王森然也有类似的评论，这里不一一举例。

作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免去周树人职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树人站在学生一边与教育部对立。呈文说得也很清楚。对这个罢免的理由不能说不充分，也就是说有理，所缺少的只是没有首先经过有关部门必要的手续。尽管如此， 章士钊罢免周树人得理不得人心。周树人的职务被免后，舆论哗然。《京报》于15日刊出《周树人免职之里面》，文中说：“自女师大风潮发生，周颇为学生出力，章士钊甚为不满，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秘密呈请执政准予免职。”周树人的老友,教育部同事许寿裳、齐寿山等联合发表了《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宜言》，以“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声援，随即两人也被章士钊免职。 

当然，这场官司裁决时已是1926年3月了。这时章士钊早已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临时执政府增设的国务院中又存在着皖系、冯（玉祥）系和国民党之间的复杂矛盾。特别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段祺瑞执政府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夕。同年4月，段祺瑞即被迫下野。在这种形势下，平政院慑于进步舆论的压力，才决定取消对周树人的处分，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事后的愤慨与坦然

章士钊罢免周树人，以周树人胜诉而画上句号。周树人胜讼后，立即去上班，并写过一篇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记“发薪”》短文，记下那发三成薪的经过。周树人不仅打赢了这场官司，而且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写了大量抨击章士钊的文章，影响到后来几代人对章士钊口诛笔伐。笔者中学时熟读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十四年的读经》等文，“落水狗”成了章士钊的代名词。到了鲁迅晚年，还多次谈到过这场官司。他1935年重病后，给他母亲的信中说：“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的病一样的。”1936年9月，即他去世一个月前，他又在给母亲的信里又讲到这件事。他说：“男所生的病……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告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过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9]可见此事对周树人影响之深远。随意端掉人的饭碗，尽管在当时这个饭碗里经常没有多少饭，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章士钊倒对此事相对坦然得多。当他的女儿章含之中学在课堂上读到鲁迅的文章责备章士钊时，章士钊给解释认为是鲁迅误会，并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10]章含之的回忆只能作为一种版本。章士钊在与他的老友陈天倪的儿子陈云章的讲话中，态度则有所不同。他说：“据章先生说：这类具体人事上的事，都是秘书长刘百昭决定的，他很少过问，当时他也不知道鲁迅其人。”[11]这刘百昭，字可亭，湖南武冈县高沙市（今洞口县高沙镇）人， 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于1925年4月即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担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也是鲁迅痛恨的人之一。 这个说法显然与章含之的说法不同，但可能更合事实。这也表明了章士钊坦然的态度。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地位的提升，章士钊这种大度也不得不发生变化，这从他的一些诗词中多有反映。

1940年，章士钊游桂林，见到了他在北大教育过的学生，酒后写有《永遇乐·北大同学招饮市楼，用稼轩韵》：

二十年来，重重师友，别无寻处。不合时宜，肚皮放大，出入境由他去。偶然杯酒，宛然秋水，尔我书生如故。只当年，愿持风仪，世间妄道如虎。

　　诸君无恙，海滩笼月，醉后尚堪回顾。一脉狂泉，几番钩党，彼是纷难主。吾今老矣，旧曲中郎，只许墙阴摇鼓。未须问，先生那里，作冯妇否？

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写有《 贺新郎·记鲁迅旧事》：

跳荡钟山麓，忆当年，两生逋峭，蜚声水陆。老子山阴游扬外，说是一双属玉。却不道，分飞独宿。冠盖绵延京华地，蓦相逢，世界全翻复。嗟狭路，堂与属。

　　淮淝旧阃汝阳独，似前朝，二王秦晋，杀机潜伏。私养荆高分明意，使我立当危局。忠告尽，却难辰告。两害相权从轻取，剩强教，噪雀先离屋。吾为此，吞声哭。

　　又

　　才大无用处。屈下僚，鸡虫得失，急他何苦。寥廓南天千千里，极目原田膴膴。更加上，舆情水乳。第一平生心安事，把周公，安置东山土。大雷雨，候迎去。

　　危疑重谤须终负，四十年，答无一语，居然能縠。华盖一编专门集，指似孤桐乡狂诟。却在我，聋丞闻鼓。曾与骞期期期约，这吞声，带到斜阳暮。待地下，笑相语。[12]

并有《贺新郎·北京大学》：

北府流风渺，忆当年，子陵去后，鹤书曾到。哪有悠悠青衿子，一步即堪敷教。算未作，无情京兆。七十八年翻腾手，似春秋，陈蔡成纷扰。余毒在，尚未了。

　　郑卿乡校留遗貌，经唤起，全黉广众，公同钩考。生也囚耶无分别，一切从头推倒。人说着，隐娘孤抱。遥望井冈山中火，不解衣，剑术收原燎。大和会，忌轻躁。

从这些词中，我们不难感到，章士钊坦然之中的牢骚。

章士钊一生不改初衷，坚持传统文化，并以一生心血在晚年完成出版了《柳文指要》。这部上百万字的巨著，由于出版于“文革”时期的1971年，加上纸张、装订好受到不少人的冷嘲热讽。不过，章士钊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意义 。将这套书送给他侄女章伟如时，深有感慨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叹息吾家能读此书者，已无几人，曷胜慨然。”[13]这不正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写照吗？

 

 

注释：

[1]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2]参见笔者所写《章士钊与张恨水的恩恩怨怨》，《文史拾遗》2012年第4期

[3]鲁迅：《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4]原刊于《女师大周刊》第106期，1925年5月10日，引自葛涛：《章士钊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四则“佚文”》，《博览群书》2009年第6期

[5]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同上

[6]同上

[7]引自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

[9]陈漱渝编注：《鲁迅家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0]章含之：《风雨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11]陈云章：《忆章士钊先生》，《人物》，2000年第10期

[12]陈书良编校：《章士钊诗词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3]章伟如：《我的三叔章士钊》，北京：人物，2000年第6期

 

 

 

　　（作者系湖南商学院教授、湖南省政协文史委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