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真面目

导读　如何看待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的作用，显然是今人尊重历史、反思历史的重大问题。回溯业已流逝的悲壮岁月，在关系民族存亡的历史关隘，蒋介石选择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择了救亡图存、抗击日寇。对此，应该肯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开辟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率领国民党军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42年，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的联军部队，在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作者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研究方面在海内外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被誉为研究蒋介石和蒋介石日记的第一人。多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读蒋介石日记，研究蒋介石日记长达30余年。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分为八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日两国强弱异势。日本，虽然是小国，但经过明治维新，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虽然是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弱国。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亿美元，而中国仅为 13.6 亿美元；钢产量，日本高达 580 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石油，日本高达169 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日本年产飞机 1580 架，大口径火炮 744 门，坦克330 辆，汽车9500 辆，年造舰能力52422 吨，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除少量小型船艇外，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军舰。

　　国力是军力的基础。战前，日本总兵力为448万人，中国总兵力约为 200 万人；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而言，日本每师21945人，中国仅10923 人；步枪射程，日本3000 公尺，中国仅2000 公尺；轻机枪，日军每师配备541挺，中国每师仅274 挺；重机枪，日军每师104 挺，中国军队仅有 54 挺；野山炮，日军每师 64 门，中国军队仅 9 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而且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中国，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1931 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与建都南京的号称中央的国民政府对立。次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此外，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山西、新疆等省都存在着各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范围不出长江中下游的有限的几个省份。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强弱悬殊，差距很大；日本统一，而中国四分五裂。这是抗战之前中日两国国情的主要差别。

　　第二个方面：蒋介石与九一八时期的不抵抗主义。1931年 9 月 18 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中国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所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批判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到底谁下令不抵抗的？多年来这个问题混乱不清。对此，我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看蒋介石日记。9月 18 日，蒋介石正在从南京去江西的军舰上，当晚的日记，蒋介石仅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是对粤，如何对待汪精卫等在广州成立的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一是对共，如何包围、剿灭江西的中共根据地。第二，从现存电报加以证明。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东北发生了“事变”呢？不是9月18日晚上，而是9月19 日晚上，才从上海得到东北的消息。 9 月 19 日晚上，蒋介石给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 这封电报说明， 9 月 18 日晚上，他根本不知道东北发生了什么。第三，从张学良日记来看，张学良一向承认“不抵抗 ” 是他“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1946 年1月3日张学良日记有如下记载：“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 1990 年，张学良在与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那么不抵抗主义是不是完全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呢？1928 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率军北伐，1928年5月10日，南京政府来人与蒋介石在兖州开会，确定“不抵抗”。冯玉祥是与谋者之一。为了完成北伐，决定不抵抗，先不跟日本人打。所以国民革命军绕道济南北上。这是不抵抗主义的第一次出现。

　　第三个方面：蒋介石为何一度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 “九一八事变” 后，蒋介石有抗日的愿望，但又下不了决心，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在9月20日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1936 年 6 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怎样拖延时间呢？蒋介石的办法是：谨慎、忍耐、忍辱。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 1934年 4月 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 1936 年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为什么蒋介石要忍耐？首先是历史文化原因。蒋介石是浙江人，浙江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越国，越王勾践是蒋介石效法的榜样。1934年2月15日日记：“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 老子思想对蒋介石也有重大影响。1934 年 4 月 23 日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 1936 年 1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蒋介石熟读《孙子兵法》，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 所引用的就是《孙子兵法》第十一章之《九地》。“微”，做“无” 字解。“微与之期”，不约定作战日期。

　　第四个方面：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日抗战时机已到。 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携手联合起来与蒋介石作对。两广事变解决前蒋介石觉得国内还不安定，当然没法与日本作战。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日抗战时机已到。 1936 年 9月 12 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计划以飞机轰炸军舰的特种训练，电称：“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此后，中国对日交涉开始趋于强硬。自1936 年 7 月起，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八次，即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张群、川越会谈”。在会谈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之政权”，“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之余地”。他针锋相对，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条件：1.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4.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被冯玉祥誉之为“我国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且足以征抵抗之决心”。

　　川越在会谈中表现得非常蛮横，并以片面拟订的会谈记录强行要求张群接受，引起蒋介石和张群的不满和反感。 1936 年12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制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面予拒绝，而川越乃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而倭人竟敢悍然为之而恬不知耻，似此人格扫地，国焉得而不亡？ ” 12 月5日，蒋介石致电张群，指示其对川越的交涉经过说明书，应即严词驳斥，从速发表。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川越备忘录非立即用正式公函退还不可，万不可随意迁就。”

　　蒋介石做好了对日全面开战的准备。还在 1936 年 9月17日，蒋介石就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 日，再电何应钦称：“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10月 9日，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计划，由张治中等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1936 年 11月 24 日，蒋介石直接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打击关东军豢养的蒙伪军。11 月 23 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 多年来，我们讲蒋介石对日抗战是被迫的，是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起来以后才不得已抗战的，而绥远抗战表明，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下定抗战的决心。

　　第五个方面：蒋介石持久战方针的确定。 1933 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东南国防计划”。截至 1937 年 2 月，全国各地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等各类防御工事3374 个。同时，积极聘用德国顾问，训练军队，向德国购买军火。早在 1932 年2月25日，蒋介石就在命何应钦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 时说：“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 中国具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蒋介石确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与日本进行持久战的战略。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 1936 年 6 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第六个方面：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变” 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苏区，出现了国共对立。蒋介石面临两个对手。 1933年1月20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当自己面对共产党和日寇时，两者必选其一，而决定先对付日寇。1936 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停止阶级斗争，服从委员长领导。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1937 年2月，蒋介石制订《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 “开放政党政治” 等内容。1937年12月11日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 1937 年12月21日云：“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 1937 年 6 月 15 日，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1. 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2. 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 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4. 同盟会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

　　第七个方面：对外联合苏联、英国、美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1929 年，中苏断交。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 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决定恢复邦交。1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

　　本来作为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逐步认识到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卢沟桥事变发生前，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就加强中苏关系，多次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密谈，鲍格莫洛夫还提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即使中国不愿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或互助协定，“亦愿助中国五千万元之军械及军用品”。 7月8日，王宠惠上书蒋介石，认为苏联提议“关系我国存亡至深且巨”。根据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决定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加快谈判进程。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此举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苏联在政治上对中国的重大支持，使日本奉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遭遇了沉重打击。对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非常恼火。与此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

　　1933 年 1 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而将“对俄复交” 视之为“第一打击”。 1941 年11月7 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当时，德军已深入苏联国土，正在重兵围攻莫斯科。蒋介石亲到苏联驻重庆大使馆，致以节日祝贺，并且照常设宴招待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并演剧助兴，其日记云：“我国于其被侵失败之时，不惟不计较其既往，而且报之以道义，此为中华不畏不侮立国之精神，不能使之丧失。至于对方之如何感想与能否感召，则非余之所计也。” 1940 年春夏，德军突袭北欧、闪击西欧，法国等国家沦陷。 1940年10 月14 日，蒋介石召见英国大使卡尔：“我等中国人素讲信义，既不甘屈服于强国之威胁，亦不鄙视战争失利之国家。法国屈服之后，中央领袖确有大部分主张重新考虑我国策者，然我人仍主张坚守此项原则，不应更张。我人绝不改变我国家之特性。” 1940 年11 月1日，蒋介石约见卡尔及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面交《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其原则部分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的和平基础，提出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构。

　　这一时期，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诱降。 1939 年 9 月，日方人士转告中方，汪精卫将于本年11 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与中方重开谈判，企图在汪组府之前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日方答应，只要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日方将不支持汪精卫，甚至可以将汪杀掉。 10月6日，孔祥熙觉得可以接受，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10 月 9 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蒋介石还拒绝了德国的拉拢。1942 年，戈林的亲信洋克与桂永清谈判，要求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企图使德、日两军在印度洋会师。蒋介石 6月18日日记云：“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以桂永清非长于此，不如严令拒绝之。” 随后，蒋介石即命陈布雷以陈本人的名义复桂永清一电：指示其“谢绝”，“以为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覆绝为要”。蒋介石还派特使赴瑞士，联络德国反纳粹的地下力量。蒋介石 1942 年1月10日日记第一条云：“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 次日日记记载“派齐焌赴瑞士。” 1月14日日记云：“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 为此，蒋介石指示宋美龄，和美国政府交涉，企图打通美国和德国内部反纳粹的地下运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则在经济上对德国反纳粹力量提供资助。

　　第八个方面：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意义。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是550 万人，一般战斗38931 次，主要战役 111 次，大的会战有 22 次，中国军队伤亡338万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牺牲上将 8人，中将41人，少将 71人。在正面战场上，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消灭日军 133 万，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 195万的 70%。正面战场上，共歼灭日军少将以上官员 44 人。抗战胜利主要带来了三个结果：第一，促进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就认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到了，他首先跟罗斯福派来中国的代表谈话，要求美国首先、单独、自动废除对华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而且指示宋子文，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取消诸如租界、内河航行、关税等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正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943 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第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经过抗战，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洗雪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收回了，丢掉的这些土地，随着抗战的胜利，全收回了。第三，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国际上的四强之一，后来又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蒋在日记中说：国家的声誉和地位实在是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提高。

　　中国抗战无疑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那么蒋介石提出的抗战到底之“底” 在哪里？蒋介石提出抗战到底的这个“底” 的底线，是从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发展为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抗战中，蒋介石支持亚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亚洲有几个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有个政党叫国大党，领袖叫尼赫鲁。国大党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国大党还有一个提倡不合作主义的人物，叫作甘地。蒋介石支持国大党，支持尼赫鲁，他为了支持印度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曾经不顾英国反对，在 1942 年和宋美龄一起访问过印度，会见尼赫鲁和甘地，也会见英印当局，企图调解其矛盾，敦促印度拒绝德国和日本的拉拢，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在印期间，蒋介石夫妇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包括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尼赫鲁、伊斯兰联盟主席真纳以及各土邦王公等。2 月18日，蒋介石在与甘地的会谈中说：“我以为世界人类苟欲完全解放，中印两大民族必先获得自由与解放而后可。盖世界人类，中印两民族占其半数两民族得到自由，世界半数人类已有自由。日本侵略成性，假使希望它来解放东方民族，必重蹈过去的错误。”“我此次以中国革命党员的资格前来与印度革命友人晤谈，目的即欲研究如何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国家之方法，此乃中印两国求得自由之共同基础也。”蒋介石和甘地的会谈历时 5个小时，甘地最后表示：“抵抗侵略是中印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印度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中国方面。中国的自由正在危难之中，中国不是侵略的国家，它竭尽全力以图自卫。 ……我们接受阁下的忠告，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让恶魔去自生自灭。”2月21日，蒋介石在加尔各答发表《告印度人民书》，指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此非仅为争取中华一民族之自由，乃实为保全人类之正义，争取整个人类之自由也”。

　　蒋介石还支持韩国独立。1910 年后，日本吞并韩国，大量的韩国流亡者、爱国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作为其反日的基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帮助韩国人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组织光复军和义勇队。他们的领袖金九，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用飞机送回汉城的。而且，蒋介石把韩国独立看作是中国抗战的一个目标。

　　蒋介石支持韩国独立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起初，美国不关心、不支持韩国独立，不信任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对中国的朝鲜政策怀有疑虑。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殖民利益，与美国相比，英国有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情结，不愿意轻易允诺韩国独立，担心韩国独立会在英国其他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大英帝国的瓦解。为此，中国在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减弱美国、英国在韩国独立问题上的疑虑和反对态度。

　　蒋介石还支持越南和泰国独立。越南，很长时期是法国的殖民地。罗斯福曾主张战后由中国管理越南。蒋介石却支持越南独立，向罗斯福表示，中国不想独占安南（现越南）。对此，丘吉尔不相信，斯大林也觉得很奇怪。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当时和日本结成泰日同盟，参加法西斯阵营，但蒋介石支持泰国的爱国者，同意他们在重庆设立自由委员会，主张“无条件协助其独立”。

　　1942 年 11 月，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其内容共 8 条：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归还中国；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十五年以内独立；朝鲜应即独立；泰国保持其独立；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

　　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 1937 年冬到 1940 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 78%，最高时94%。二战的战区是 2200 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就有 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 1100 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 240 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 年春到 1944 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 门大炮，33000 多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所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

　　日本侵华是中国近代，包括中国古代以来的一次最大的亡国危机。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抗战，拯救危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强，其功绩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有许多缺点，如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没有解决和中共的矛盾，没有能在战争中改革内政。但是，从总体上，蒋介石领导抗战还是应该肯定。今天时常谈到的开罗会议宣言、波茨坦协定也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或签字的。我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此人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过不掩功，功不掩过。

　　中国是一个分裂的、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是一个统一、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抗战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面临的苦难超乎想像，抗战期间蒋介石最感困难的时间点有三个：一是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二是 1938 年12月汪精卫出逃，与日谋和，投降叛国；三是 1944 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日军打到贵州，威胁重庆。但蒋介石始终未动摇抗战决心，在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期间，表示与重庆共存亡。

　　蒋介石的两大功绩，一是率军北伐，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初步完成了国家统一；二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此外，蒋介石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反对两岸分裂，从这一角度而言，在肯定其爱国行为时，可称其为民族主义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挖掘和继承蒋介石留下的这一精神遗产，对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