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与吴莉莉等

然而贺子珍没有去，还有同她一起长征过来的女战士，也没有去。她太不能适应这种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生活了。她来自永新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小县城，以后又长年累月在大山包里转圈。她只适应红军内部那种除了夫妻之外的严格的、分明的男女关系，男男女女之间勾肩搭背在一起，她看不惯。

今日看来，贺子珍有点儿封建思想，有点儿狭隘意识，这个批评是对的。但这是当时客观环境造成的，她一时间不能适应，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以后她也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相当的好，这是她到了苏联以后学会的。

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也就多了些。

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子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

吴莉莉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个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子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刹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贺子珍想摆脱吴莉莉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儿，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

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儿，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作家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他应该去拉住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自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子珍带走了。

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起她的眼睛，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子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被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子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

当贺子珍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了。她承认，她怀疑那个女翻译与毛泽东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那个女翻译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她当时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了。另外，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们两个人回家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贺子珍，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应该说，他的态度是克制的，宽容的。

但是，当时挨了打的贺子珍心情不能平静，总是在生气。她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真正汲取这场风波的教训。她觉得自己太委屈，为了毛泽东，她作出了很多的牺牲，结果是身体搞坏了，工作能力没有了，工作职务也没有了，在剪刀、浆糊、报纸中度过了十年。

毛泽东和贺子珍

贺子珍去意已决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

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怀孕、生育的妇女，负担本来就很沉重了，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忍饥挨饿，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些事业心极强的妇女，都不肯要孩子。由于当时没有避孕的工具，这些坚强的女性在怀孕以后，都做人工流产，同时做绝育的手术，以致终身不孕。贺子珍处在这种身份，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于是她只好承受不断怀孕的痛苦。

然而，更使她痛苦的是，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连续生育对一个妇女所带来的负担，他就曾经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

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还不能理解哺育子女要耗费做妈妈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当时的战时供给制度，公家可以出钱雇用一个保姆，母亲的担子仍然是很重的。每当毛泽东同贺子珍发生口角，贺子珍觉得，毛泽东骂她的话对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进步。”对此，贺子珍感到万分的委屈。

按照贺子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她向组织上打了口头报告，又向毛泽东宣布了她的决定，并着手了走的准备。

贺子珍要走，并没有提到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裂痕，只是说留在身上的弹片使她浑身疼痛，她想把弹片取出来。她是在毛泽东不同意并且一再劝阻的情况下坚决要走的。

贺子珍

毛泽东极力挽留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子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子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子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子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子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

在很多年以后，贺子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子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子珍与女儿、外孙女在一起

远赴苏联遗憾终生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响应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贺子珍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子珍。毛泽东看到贺子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治伤学习的要求。这样贺子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李敏与孔冬梅在贺子珍的苏联住所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的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此饮恨终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没有说过毛泽东一句不是，对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她总是责怪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悲苦的后果。人们无法预料不存在的，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更何况是具有复杂思想的人呢?贺子珍当时只有28岁，年轻气盛，从一种简单的、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确，就理直气壮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么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摘自《十年风雨纪事》 作者：朱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