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全球增长和帝国幻想的终结

豪尔赫.贝恩斯滕 魏文编译

2011-05-20 16:29:33 http://kcjeremiah.blog.163.com/blog/static/133443550201142042444803/

9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吹嘘已经成为历史上好奇的事情，也许它最后的表现（已经转为守势），曾是媒体的宣传运动，向我们指出金融的混乱将很快结束，会立即回到全球化的胜利进军。

在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时，世界上的高级指挥官们（国家元首、中央银行行长、时装模特和其他媒体的明星）对前景的乐观主义正让位于令人难以忍受的悲观主义。人们在谈论中心国家经历的W历程，如同是在2007-2008年开始衰退以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恢复，而现在处于第二次衰落，其结果将是体系的持久扩张，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惩罚，使精英们清洗金融的罪过，回到上升的道路。
这种“恢复”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减缓危机，由于过量的“刺激”准备了再次下降的条件，这是可怕的事情。因为病人没法治癒，他的病是事故的结果，是一种坏行为或某种病毒攻击的结果，不是历史上最尖端的文明超级科学能够迟早控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进入衰落阶段不可逆转的老化。
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已经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地方，它的可预见的未来会以预想不到的速度收缩，它可能在军事化、谋杀和环境破坏为特征的魔鬼般的场情下幸存下来，这些场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资本主义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已经最后成为世界性的，扩展到隐藏最深的角落。也可以说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如今是地球上统一的文明（包括适应各种各文化）。但是全球化在它胜利的同时也是它衰落的开始，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纪的开始从长期来说，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统治，这也是它走向衰落和第一步，其结果是出现已经建立的后资本主义的必要的但还不充分的条件。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特点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冷却和重振帝国主义经济的失败，这与（美国等国家）陷入中亚的殖民战争泥潭是同时发生的。在那个地区美国和它的盟国正在遭受地缘政治的灾难，首次接近一个被围困的帝国形象。但是在这种形象下正在实施一个悄无声息的帝国主义重新部署的进程，一个靠它的军事机器和广泛的通信设施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措施支持的新的攻势进程。美国正在提出和实施一项新的全球的战略和国家的政策，它的第一批步骤出现在小布什任总统的末期，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成形。与过去其他的帝国的衰落一样，美国帝国寻求超越经济上的衰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巨大的竞争优势：军事装备。随着它的工业的、贸易的和金融的倒退，侵略性增加了，它的军事优势对在外交和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是心理上的补偿，这将鼓励危险的冒险，在外围地区进行屠杀，出现新法西斯主义。
新的战略意味着将军事行动与通信的和外交的行动相结合，用于打击敌人和竞争对手，制造争端和不稳定，挑起冲突或混乱的形势，能够削弱大国和中等国家，以此恢复日目前美国处于衰落的实力地位。延长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侵略，对伊朗、朝鲜的战争威胁和准备，挑唆日本和中国的矛盾等。
在小布什时代的末期，也对非洲发动了大的攻势，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发动攻势，美国传统的后院如今是进步的左派政府当政，它们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殖民地主子的空间。在这里美国的攻势是作为一整套行动出现的，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目的是重新控制拉美地区。在我们发现它的目标时，其本质也就暴露了，现在主要不是试图占领市场，控制工业，获取金融的利润，我们已经不在20世纪。帝国的目标是瞄准拉美地区的战略性自然资源，（石油、生产生物燃料的大片土地、水、锂矿等），在很多情况下，当地的居民、他们的机构、工会以及一般来说整个社会的架构成为夺取这些自然资源的障碍，是必须清除或减少其发展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可被看作是一个例子。
必须意识到帝国的势力正在实施一项长期征服的战略，其风格如同它在欧亚所做的那样，这是一种掠夺和谋杀的做法，在本地区惟一可以比较的先例是500年前的殖民主义的征服。这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现象，对进步势力的眼光来说几乎变得看不清楚，他们被过去十年轻易获得的成功所迷惑。进步的政府寻求谈判的道路和“文明的平衡”，从高峰走向失败，因为理性的谈判者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今天帝国势力的制度依靠一种建立在绝望基础上的“理性状态”，将协议、外交和它的盟国-走率进行的政治运作看作是为自己的侵略计划敞开的门户。实际上它惟一感兴趣的是收复失去的地盘，在不能控制的地方制造不稳定，进行打击再打击，它的逻辑建立在征服浪潮的基础上，其规模有时越出了帝国自己的战略，自然也就越出美国政治领导人广泛的变异。
但是帝国已经患病，虽然个子大，但有很多弱点，时间是它的敌人，出现了新的经济的坏事，新的社会的堕落，扩大到了自主的和反叛的领域。
金融刺激的枯竭
2010年底我们看到由于2007-2008年全球危机的尖锐化，在中心的大国所提出的金融刺激的枯竭。
经济学家科拉德指出，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1.5万亿美元，为了购买抵押债务美联储支出了1.5万亿美元，以便阻止美国市场的停滞。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花了3万亿美元以便收到小小的复苏，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取得近4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现在花3万亿美元得到4000亿美元，这是一项很糟糕的交易。
靠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类型的“刺激”政策没有实现大国的持久复苏，而是实现了公共债务的“雪崩”：从危机前的2007年到2010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德国从64%增加到84%，在法国从64%增加到94%，在美国从63%增加到100%，在英国从44%增加到90%。
以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希腊公共债务爆炸开始了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在欧盟希腊的公共债务危机早于其他国家，不仅影响到更脆弱的债务国，而且也影响到主要的债权国，因为它们面对信贷垃圾资产超额积累的威胁上升：到2009年底所谓“欧猪国家”（PIIGS，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这些更脆弱的国家）欠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债务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或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5%。
如果说危机的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国家对私人部门的刺激，扩大公共债务，第二阶段则始于国家慷慨的结束（超过了未来复苏的绝望企图），开始削减开支，降低工资，提高利率，总之进入一个经济收缩或停滞的时期，这将延长很长时间和扩大范围。
我们正走向全球经济发动机的冷却，7国集团的国家在通过补贴政策实现脆弱和微不足道的恢复以后受到债务的打击。它们的公私债务一直在增加，以至现达达到其饱和点，1990年7国集团的公私债务总额达到它们的国内生总值总额的160%，2000年上升到180%，2010年又上升到380%（公共债务110%，私人债务270%）。
现在面对的选择是简单的：企图积累更多的债务以便做到在短时间内推迟衰退（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在全球体系之内极度混乱），或是尽快进入一个衰退的时期（有望得到控制），将延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实际上这不是两种对立的选择，而是一个惟一黑色的前景，可能通过不同的道路和以不同的速度达到这一前景。
金融的肥厚
雨水般的刺激，将收入大规模转移给统治的精英（其收益快速下降），这如同是70年代或不久之前出现的金融肥厚长周期中最新的一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场巨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必须从帝国的中心美国寻求它的两个历史的支撑点：军国主义和金融资本。在这两种现象的背后是人们熟知的国家，国家增加它的军事支出，放松对金融交易的控制，在劳工市场引入改革，面对生产率提高降低工资。
这个进程是由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领头的，但是与两个次帝国主义的伙伴（西欧和日本）整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这种变革有助于控制危机，尽管以不可扭转的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国家的上层资产阶级大部分转移到投机交易的顶端，将金融的利益与生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将生产和贸易变成为复杂的越来越多地被短期行为控制的交易网络。寄生性的霸权，资本主义晚期不同的特点独占了全球的大型交易，形成一种次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解体的文化的堕落，其基础是消费性的个人主义，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结构的根基解体。由此出现了政治制度和一般的机构合法性的危机现象，对中心和外围国家资产阶级扭曲的黑社会（全球流氓资产阶级的复合体）的作用这如同是“细菌培养液”。
能源的顶端和“创造性的破坏”
从经济制度与它的物质基础的关系来说，掠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表现）开始取代再生产。实际上，掠夺的文化核心在工业资本主义历史上大规模起飞时就存在了（18世纪末主要在英国），此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前很长的时期掠夺业已存在。这标志着技术的系统和科学的发展，从其能源支柱（首先是煤矿，然后是石油）开始，随之是多种类的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矿业的出口，对以前的文明来说掠夺的加强是资产阶级文明突出的特点之一。但是在掠夺制度的青年和成熟的阶段，它是服从于制度的广泛再生产的。
70-80-90年代寄生性的变化没有帮助克服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使其慢性的但是可以控制的、被减缓的危机，加紧掠夺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大规模引进技术，帮助超额开发可更新的资源，破坏再生产的周期，建立在破坏力很强的转基因和除草剂的基础上的农业就是例子。当一些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接近开采的最高水平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资本主义文化金融化的疯狂发展取消了对能源可能转化做出长期计划的可能性，这就提出了再转化渠道的历史-文明的可行性的问题，如节约能源、可更新的能源资源等。这种可行性反应在权力的关系中，在农业和工业的结构中，总之，反应在获得“利润-这里-现在”这一具体不可分离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而不是为了未来几代人可能的生存。
资本主义的技术系统没有为能源的再转化做好准备，这也不是统治精英们首先感兴趣和关注的问题。在文明衰落的历史上，上层阶级的眼前利益与他们长期的生存相对立并不是第一次。找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技术顶端与其他不可更新的资源的顶端汇合，将很快影响到矿业活动的广泛阶层，以及对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野蛮开发。这样从可支配的技术系统出发，更具体地说从社会制度和它的范式即资本主义的生活（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专制-集中、破坏等）出发，出现了一种自然资源普遍耗竭的场面。
从生产过剩的长期危机到次生产的普遍危机。工业资本主义的长期周期。
另一方面，与环境灾难不可分的自然资源的危机与寄生性的霸权主义的危机汇合。在金融化进程的长期危机头几十年，推动了消费的扩张，特别是在富国，实行重要的工业计划，对国内需求提供公共补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军事冒险，但是在道路的尽头喜悦散去，发现了山一般高的巨额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出现众多事件的节日变成了封锁增长的金融顶端。
2007-2008年的混乱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衰落的起点，在这个时期爆发的危机（金融的、生产的、粮食的和能源危机）的多样性的起点，与其他的危机结合在一起，如环境的危机或陷入亚洲战争的帝国的军工复合体的危机。这些没有解决的危机加在一起阻止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系统的扩大再生产。从长期来说，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的交替没有标志着简单的连锁式的垮台和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高的水平的恢复，而是在每次萧条之后制度得到恢复，但是积累了更多的寄生阶层。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间，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的癌症胜利地闯过去了，做到绝对控制制度达七八十年，但是它的发展在为日益集中的工业和贸易结构提供资金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为扩张民事的和军事的官僚机构的帝国主义国家提供资金。进步和生产率进程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有助于掩盖现象，提出资本主义与过去的文明相反，没有积累寄生性而是积累生产力的思想，在生产力扩大时造成了可以克服的不适应世界体系的内部情况的问题，通过“破坏-创造”的进程去解决。资本主义大范围的寄生性很明显，被认为在现代化的上升中是一种“落后的”方式或是一种“堕落”。
这种意识形态浪潮也抓住了19世纪和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部分（最后是“进步的”思想），相信生产力发展的潮流结果将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立，超越生产关系，由最“先进的”国家产业工人雪崩般的革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它们继续是所谓“落后的国家”。没有确定的进步的幻想掩盖了衰落的前景，以这种方式将批判的思想抛在半道，对于中心和外围国家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来说，它以明显的负面的文化结果剥夺其激进的特点。
现代的军国主义将自己最新的根子放在19世纪，从拿破仑的战争到法国-普鲁斯战争，直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军工复合体”可能从16世纪开始第一批现代装备工业找到重要的先例。这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战略的特权工具的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动机，但是这只是掩盖深刻的寄生性的现象的一个方面，事实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服务的背后军事魔鬼掩盖了一个在长时期内更强大得多的魔鬼：非生产性的消费，它造成公共赤字，到最后没有更多地扩张，而是造成停滞或经济的萎缩。
现在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周围重现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的实际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促使财政赤字增加，从而带来帝国的债务和对赤字有利的金融交易的繁荣。它的军事效果在下降，但是它的官僚集团越来越大，腐败渗透到所有的活动中，它已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是就业的强大发动机，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职能（在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它作为有效的反危机的战略已经成为过去）。
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产生了军事工业领域、金融网络、大型能源企业、黑社会团伙、安全“企业”和其他有势力的活动之间交易的整合，形成帝国势力体系的统治地盘。
围绕“石油顶峰”（世界石油生产达到最高水平后开始衰落）的到达出现的能源危机不应当限于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必须明白作为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现代化开采长周期的衰落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的，它能够起飞，随后进行扩张，这是由于在19世纪在英国的霸权之下，以及在20世纪美国的霸权之下首先是煤炭周期的开发使用丰富的、廉价的和容易运输的能源材料。能源的周期制约了资本主义体系整个技术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破坏力的先锋，扩大到整体的自然资源和一般的生态系统。
总之，最近几个世纪（基础是时间更长的西方的历史）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破坏环境和寄生性扩张的进程，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联的，这是现象的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力量的标志是连续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成为破坏-寄生进程的发动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长期的生产不足的危机（资本主义迫使无限地增长-破坏，以便结果不是破坏物质基础）。出现全球利润的扩张，它的增长速度，社会控制的官僚的、民间的和军事的机构成倍增加，世界的收入的集中，寄生性的增加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这意味着必须战胜资本主义不像是为了继续“进步的进军”不可缺少的步骤，而首先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它的环境的企图。
衰落是一个长期的高级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它衰退的阶段，它不可逆转的老化的阶段。根据社会科学的简化，我们可以说不同历程的周期：有能量的、有供给的、军事的、金融的、生产的、国家的周期，等等，这样叙述西方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起飞的每个阶段，它们以前的根基，加入日益增加的地理范畴，直到最后达到全球的范围，以后它们中每个阶段的衰落。所有这些衰落和历史的巧合，轻易地发现所有这些周期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之间存在惟一一个包括所有周期的高级周期。这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周期通过多个方面（生产的、道德的、政治的、军事的、环境的，等等）表现出来。
帝国的衰落，军国主义的重新部署，外围的幻想和全球的起义
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从18世纪末先是围绕英国的统治，后来是美国的统治。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英美的统治成为一个仅有的现象，现在衰落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接合在历史上似乎与帝国的接合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结果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新的全球上升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世界在它的生产进程中将失去一个关键的部分。欧盟和日本与美国一样已经非常衰落，中国在向这三个中心和正在衰落的市场强大的出口攻势中打下特别的扩张的基础。
资本主义正出现偏差，将来会出现全球的资产阶级能够把货币、贸易、政治经济的秩序强加于人的看不见的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断将来人类会讲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资本主义市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人类历史了解的最大的文明的衰落向我们提出了未来不同的场面，自我破坏和再生的选择，谋杀与团结的选择，生态灾难和人与它的环境的和解。我们正在重新开始原有的关于被新自由主义打断的选择的辩论，危机打破了封锁，使我们思考未来。
19世纪的开始指明了一种决定性的悖论，资本主义明显地在全球扩大，但是同时也开始它的衰落。另一方面，外围地区100年的革命和反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变革，现在外围（完全现代化了，也就是说完全欠发达）国家的下层阶级中存在巨大的自主的潜力。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作“在20世纪期间形成的民主的历史资产”。在新兴的外围地区建设了工会和农民组织，它们参加了各种投票，进行革命，其中许多革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进行了民主改革，多数情况都失败了。这都是记忆的一部分，没有消失，相反积累了经验，一般以地下的方式进行，那些表面的观察家是看不见的。由于本身的现代化化得到加强，比如提供了通信的工具，能够相互影响和交流情况，共同思考。最后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文化霸权末日可能开始为被压迫者的创造性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欧亚的战争造成一了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的泥潭，西方不知道如何走出泥潭，磕绊加剧，反叛和自主的地盘扩大，争夺越来越困难，对此帝国加倍进行威胁和侵略。朝鲜与伊朗一样没有可能被折服，巴勒斯坦的抵抗在继续，以色列在历史上第一次在黎巴嫩南部遭到军事上的失败，美国没有赢得伊拉克的战争，那里出现一种形势，所有的道路都导致美国在这个国家权力的丧失。
在外围的另一端拉丁美洲，民众的觉醒扩大了进步的政府，在战略上破坏了少数仍然控制着政治权力的右翼寡头。美国恢复“友好的政府”的计划遭遇重大的障碍，其精英盟友严重堕落，他们在一些国家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候选人遭到拒绝，帝国没有条件能够阻止或减缓民众的攻势，只能等待更好的政治环境。帝国危机的速度决定它的地区战略，最终与在亚洲的形势没有太大的差别，在亚洲帝国的活力与多样的尖端技术相结合，将其可支配的行动结构与粗暴的行为相结合。
从历史的长时期看，现在外围国家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肯定，一方面已经感到茫然的帝国的势力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新兴国家人民的浪潮，从阿富汗到玻利维亚，从哥伦比亚到菲律宾，这是欠发达的现代化危机的反映。这是民众觉醒的开始，远远高于20世纪的觉醒。
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出现了多彩的外围国家的幻想，其基础可能引起所谓新兴国家为首的分裂，这种幻想没有考虑到下述决定性的事实：“新兴国家”（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等）依靠的是自己在富国市场的投资。如果这些一直在实行新凯恩斯主义国家大胆地补偿全球的冷淡，想深入推动本国的市场或外围国家之间的市场，它们迟早会遭遇本国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障碍，或者说遭遇到本国确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面对它们金融化和跨国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随着危机的深入，外围资本主义的弱点更加显眼，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国内社会基础受到破坏，帝国的绝望加剧，正在前进中的全球民众的浪潮必然走上激进的道路，转变成为革命的起义。这是复杂的，速度不同，文化建设（或反对）的不同，从不同的同一性走向地狱的超越。从这种前景来说，可以考虑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复苏（重组），这已经不是精英的“社会科学”的结果，从通过一种“温和的废除”战胜资产阶级的文明来说，在多元化无限制扩张的时候，被全面拒绝，恢复旧的平等的团结的文化，将其提高走向更新的集体主义。
现在外围地区起义的运动经常被全球性的媒体说成是“失败的事业”，称这是对现代化的原始抵抗，或是神秘的固执的恐怖主义的团伙活动的结果。在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或是哥伦比亚的起义中这种宣传出现了，进行超强大的机构永远难以取胜的战争，不乏职业的绥靖主义者劝说战士放弃他们的不妥协态度，谈判某种有利的尽快投降的方式。对于那些面对军事机构和一般的官僚机构的效率和巨大畸形眼睛发红的人来说，20世纪应当是一所好学校，因为这个世纪看到了大型的现代机构的顺利诞生，如今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20世纪也是它崩溃的见证者，面对下层人群的创造性和不屈服，是面对武装起来的人民它的失败的见证者。
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向我们解释说，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现象，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全球的规模，摧毁了所有的国家的或地方的障碍。没有注意到这种不可逆转不久以后变成为制度的全球性衰落，对它的未能预料的主题打开了大门：21世纪全球的起义，时间（危机的进展）的作用对其有利。帝国和它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盟友试图使这种起义流产，开始企图抹去它的全球性规模，利用媒体想使其变成为一种简单的没有前途的本地垃圾的收藏品，但是这些残留的抵抗具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生命力，它们重复出现，面对所有的消灭生存下去，当我们看到现在文明的衰落在未来的进程时，会看到资产阶级世界深刻的堕落，它提前实施更严重的残暴罪行，于是民众起义的全球化出现了，这是沉没的大多数获得解放更可靠的道路，与此同时也是他们有尊严地生存的唯一的可能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2期，摘译自2010年10月28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