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史，阅心，阅兵
阅史，阅心，阅兵
—–为抗日胜利70周年阅兵而摘编综述
（戴广骞 2015-09-18）
一，引子
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部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的过程。大量的大自然灾害让人难料难躲，当其发生时只能奋力自救。与地斗，那是自己国内和平或战争时的事。
与人斗，有着太多的事要考虑。在国内，有上中下，左中右的争斗；在国际间的事，有国际理据，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国际经贸，国际民间。
作为国家级管理者，应当明了国内斗争的历程和现状，国际斗争的历程和现状。作为一般民众应该有其基本知识。
二，阅史
1，世界历史及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应分三段，从猿人时代到夏朝建立前；从夏朝到秦朝建立前；从秦朝到现在。
从公元前15世纪至今，每个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夏朝到秦朝建立前:
公元前15世纪及以前：埃及王国，古巴比伦王国(中国的夏，和他们两者比实在相差很多)
公元前14世纪：埃及王国、商王国
公元前13世纪：埃及王国、商王国
公元前12世纪：商王国(和埃及说再见了)
公元前11世纪：商王国(即便是纣王时期也是很强大的)
公元前10世纪：周王国
公元前9世纪：周王国、亚述帝国
公元前8世纪：周王国、亚述帝国
公元前7世纪：新巴比伦王国、春秋诸国(当时单单一个国家就能比过其它国家，战国同)
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春秋诸国
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波斯帝国、战国诸国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帝国、战国诸国
从秦朝到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含战国诸国)、孔雀帝国
公元前2世纪：汉帝国、迦太基王国(地中海霸主，罗马还没有开始发飙)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汉帝国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汉帝国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这一时期没有中国的王朝，一则汉末衰败，二则三国衰败)
公元3世纪：魏晋帝国、罗马帝国、匈奴王国(西迁后的匈奴)
公元4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东晋帝国，东罗马
公元5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这一时段没有中国王朝)
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隋帝国(说隋不强大的人几乎没有历史常识)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唐帝国
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唐帝国
公元9世纪：拜占庭帝国，加洛林王朝(唐末，这一时期又没有中国王朝)
公元10世纪：拜占庭帝国、辽帝国(辽比宋早很多，且汉化程度很高)
公元11世纪：宋帝国、辽帝国(宋的经济，文化可以和当今世界相比)
公元12世纪：宋帝国、金帝国(金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仅次于南宋的发达地区)
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这一时期蒙古独大)
公元14世纪：蒙古帝国、明帝国、奥斯曼帝国、玛雅王国
公元15世纪：明帝国、奥斯曼帝国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到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16世纪：明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王国、葡萄牙王国(16世纪明并没有衰弱，明是从17世纪万历末年开始衰弱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葡西崛起)
公元17世纪：荷兰共和国、西班牙王国(英国这时刚刚起家)，奥匈帝国
公元18世纪：法兰西共和国(帝国)、英帝国(18世纪是英法世纪)
公元19世纪：英帝国(英国全面开花)，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普鲁士），美利坚合众国（德，美都刚刚起步,不过带动第二次产业革命）。
公元20世纪：英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帝国
公元21世纪：美利坚合纵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起步)。
2，日本的历史
中国战国时期，西秦东齐，齐国开发瀛洲，在秦国统一中国时齐国逃往海外，避免了灭亡，曾使秦始皇望洋兴叹，最终没有统一中国，就像当今毛泽东没有统一台湾。
秦朝以后，中国发展出本土的汉族，也有海外的和族。汉族向内陆发展，不再顾及海洋。和族得以和平和发展。甚至蒙古帝国也没能统一和族。反而明清以来不断受到和族的海边骚扰。当然也受到远洋而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及近处的俄国的骚扰。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见《旧唐书·刘仁轨传》）。
“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
日本平安时代，1147年，源赖朝出生在河内源氏的家族，其父是源义朝。1159年，源义朝在平治之乱中战败被杀，赖朝被流放于伊豆国；1180年，后白河法皇的第三皇子以仁王向日本各地的源氏族人发出讨伐平家的令旨，赖朝与岳父北条时政举兵打败平氏军，占据关东地区，以镰仓为根据地，积聚力量。1185年灭平氏。
1189年发动奥州合战，攻灭了割据陆奥国地区的奥州藤原氏势力，统一全国。建久3年（1192年）正式出任征夷大将军。此后在朝廷之下建立武家政权。此政权被历史学家称为镰仓幕府。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长达680年的幕府时代的开始，直到明治天皇在1868年颁布王政复古之后才结束。镰仓政权（幕府）与京都政权（朝廷）并存，实行二元统治。幕府通过守护、地头掌握全国军、警权；朝廷（院）通过国司掌握全国一般行政权。起初势均力敌。承久之乱后朝廷被置于幕府经常严密监视之下，院政有名无实，二元统治实质走向一元化。
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经历149年。后嵯峨天皇（1220年4月1日－1272年3月17日），第88代日本天皇，他是两统迭立问题的肇始者。晚年由于逼退已继位的后深草天皇，让另一皇子恒仁即位为龟山天皇，造成两系皇统对立，后深草天皇子孙称为持明院统，龟山天皇后裔称为大觉寺统，双方后在镰仓幕府的调停下决定两系皇室分别继任天皇，史称两统迭立。1274年（文永十一年）、1281年（弘安四年）在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的领导下取得两次反元战争的胜利，而战后受货币经济影响，无法恩赏抗元官兵，导致御家人的贫困与御家人制度的解体。北条氏实行一族独裁，加深御家人和非御家人武士的反感。地方武士和农民的联合武装团体到处进行反幕活动。幕府由盛转衰。1331年，持明院统的光严天皇在镰仓幕府支持下即位，流亡的后醍醐天皇坚持不退位，为广义的南北朝时代开始。后醍醐天皇发动正中之变与元弘之变。倒幕号召得到各地武士响应。1333年5月新田义贞攻陷镰仓，幕府灭亡。
1333年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灭镰仓幕府后，进行首度王政复古，推行新政，史称建武新政。由于新政未能满足武士要求，且仅重用京都公家贵族，故引起军人们的愤怒。当中倒幕大将足利尊氏更为不满，其虽被赐予天皇名字中之尊字，但其有意开幕府，采取架空皇室的武人政治。而后，足利尊氏迫后醍醐天皇退位，并立持明院统之光明天皇。光明策封他为征夷大将军，建立室町幕府，是为北朝之始。而后醍醐天皇被迫退位后设法逃出，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复辟，退往大和（今奈良县）的吉野，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史书还称为“一天二帝南北京”。经过多次攻防后，南朝势力衰退，终于南朝后龟山天皇将三神器交给北朝后小松天皇，南北朝时代于焉结束。至于两方何者为正统性，直至20世纪初期，幸德秋水提出当时明治天皇的正统性问题，因为明治维新实为南朝后裔在西方势力支持下回归，明治天皇作出结论：以南朝天皇为日本的正统，北朝天皇保留名号，但不列入正统。
日本的战国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般是指1467年足利义政时期的应仁之乱开始的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政局纷乱及群雄割据的一段时期。最终，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混战，德川家康在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1615年灭丰臣氏，正式统一全国。
根据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的记载, 始于1577年, 当时还是织田信长部属的丰臣秀吉对信长说,”臣愿领命征伐九州岛地区, 并用那些兵力打败朝鲜, 席卷明朝400余州, 将这些地区划入皇国之版图”。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
1587年, 秀吉完成统一日本大业之后, 野心勃勃地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道,”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 1590年, 秀吉致函朝鲜国王李氏王朝宣祖, 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编，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
要求允许日军借道朝鲜进攻中国, 朝鲜以国书回复说: ” 贵国友邦也, 大明君父也, 今若许贵国便路, 则是知有友邦, 而不知有君父也, 于人为不祥, 于德为衍义, 匹夫且耻为之, 况堂堂礼仪之邦乎 ?” 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秀吉一气之下, 积极备战,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征服明朝，甚至想要将帝国的版图扩大到印度、东南亚。没有一个封建领主不想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且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已经没有领地可以犒赏有功的将领。如果占领了中国，当然不愁没有领地可以分发。就在出兵朝鲜的前后，秀吉分别写信给琉球(1590年）、菲律宾(1591年）、高山国（台湾，1593年），要求服从朝贡。当时的台湾正是中国等国海盗的根据地，是军事、贸易、交通的要冲。
于1592年元月下达了入侵中国的命令, 此即日本对外侵略之始。. 动用九个军团, 共15万8千人, 首先进兵朝鲜半岛, 秀吉的军队在攻打朝鲜二十天后，已经攻陷汉城，可谓势如破竹，日军的致胜关键在于拥有先进的欧式火枪。就在秀吉得意忘形之际，朝鲜的游击队开始在各地反击，名将李舜臣更率领朝鲜的水军，以龟甲船及船炮震天雷大破日本的军队，控制了制海权。宣祖退守平壤, 不久平壤亦失守, 朝鲜乃紧急向明朝求援, 明廷迅即派出大军驰援, 进入严寒的冬天之后，明朝的救援军队就赶到朝鲜，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牺牲惨重，厌战气氛弥漫。将日军打出平壤, 未几又光复汉城 , 朝鲜国王还都。秀吉本来想要谈和，但是1596年9月1日看到明使的国书，上面写著要封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将日本当作明朝的属国。秀吉看了之后暴跳如雷，当天晚上发布命令，再度出征朝鲜。这次的出兵军队只有十四万，而且仅能占据朝鲜的最南端。在第二次出兵的前后，日军对朝鲜民众的残害更加激烈，而且日军为了争取战功，将战死的朝鲜军队的鼻子、耳朵割下，用盐醋防腐寄回日本给丰臣秀吉，由于以数量记功，所以很多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受到残害。这些鼻子与耳朵埋葬在京都方广寺大佛的西侧，今日则称为“鼻冢”。秀吉的军队除了杀害朝鲜军民之外，又强行押解五、六万朝鲜俘虏到日本耕作。除了农民之外，日军还强押大量的陶艺、印刷、刺绣等师匠到日本来，使得日本的陶艺水准大举提高。陶活字的传来，更带动了日后江户时代的出版风潮。朱子学者姜沆则带给日本的朱子学莫大的影响。这是侵略战争无意中的文化产物。
在明朝万历年间, 公元1592~1598年, 共打了七年。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叫作”万历东征”, 韩国叫作”壬辰倭乱”, 日本叫作”文禄-庆长之战”。此后多年双方形成拉锯战, 直到丰臣秀吉病亡 , 日本首次的侵华大梦才以失败告终。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木摩书房平成九年版，第30页）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吉田松阴主张所谓“一君万民论”，即除了君主之外，其他人都应平等，这个思想由弟子伊藤博文继承，1889年他主导建立日本宪法，日本正式成立君主立宪制，其他人至少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当然争取平等的活动在大正时代还在继续）。
对外观点中，吉田松阴认为应该开拓北海道、拿下琉球，进而将朝鲜半岛变成属国，然后北上满洲、南下吕宋（菲律宾）。这一方面思想为另一弟子山县有朋继承，1890年山县有朋就任首相时很明确说过“国家有主权线、利益线，而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就在朝鲜”，正是为了朝鲜半岛，日本连续发动甲午、日俄两战，冲出国门、走向世界，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而且不仅如此，日后日本逐渐北上满洲，在昭和前期以满洲为中心展开策略规划，太平洋战争期间又侵略菲律宾，加上早期开拓北海道、1879年吞并琉球，这些问题起源可以归于吉田松阴-山县有朋一系。
自从1878年大久保利通去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为主的长州阀算是独霸日本政坛，俩人恰好都是吉田松阴的学生，恰好又完成了吉田松阴的想法。当然，吉田松阴死在明治之前，这就决定了他对明治本身影响肯定不大。
福泽谕吉（1835—1901）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论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主张学习欧美，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
幕臣时代福泽谕吉写了《西洋事情》，把西方大量“事情”介绍到日本，什么自由、经济、文明开化、动物园、演说、借方贷方，都是他首先翻译过来；他建立了日本如今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现在专修大学、一桥大学、日本学士院都有福泽足迹，他开辟了当时著名报纸——《时事新报》，甚至支持朝鲜维新志士，鼓动朝鲜改革。身为所谓“明治六大思想家”，大木乔任、森有礼都曾担任教育机构长官（文部卿、文部大臣），改革了日本学制，其他4人（包括福泽谕吉）都创立学校，在民间存留影响。
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38—240页）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明治时代日本走的恰恰是“脱亚”的反面：“兴亚“，具体不多说，反正意思就是中日朝三国联合，共同抵抗白人势力入侵，这种思潮日后逐渐转化为”亚细亚主义“，中国维新派、革命党不同程度受日本亚细亚主义者援助，孙中山本人还做过大亚细亚主义演讲，这说明在当时日本，较之所谓脱亚入欧，以日本先导带动中朝发展这种理念更加时兴，事实上在二战时期，这种思想极端化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而在二战之时，所谓脱亚这种观念事实上反而消失了。
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和“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大略同期步入近代化进程。因变革深广度的差异，历三十年，至19世纪末叶，中日国力悬殊（弱方的清朝并不自知）。1894年7月，蓄谋已久的日本挑起战端，清朝消极应战，日军在朝鲜、辽东重创清朝陆师，在黄海完败北洋舰队。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
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夺取了长州藩的政权，此后，长州在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倒幕运动蓬勃发展。武装倒幕的根据地又称为西南四强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3]
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稜郭（在函馆），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
日本关于祭祀战死者的传统是在“御灵信仰（指的是那些在现世因为权力斗争而遭受屠杀的死者的灵魂，很可能会怀着怨恨回来报复，现世之人出于恐惧，便为了消解怨恨而祭祀这些死者的灵魂）”的基础上友好地祭祀战死的敌人和在“怨亲平等”的原则下不分敌我一起祭祀。自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要求日本开港后，日本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即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方（尊王派）和德川幕府。幕府无视朝廷的命令，屈服佩里准将的开港要求，因此尊王派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活动家们便展开了打倒幕府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很多人死于幕府手里。于是，尊王派长州藩和萨摩藩在各地建立招魂社，把死于幕府手中的藩军视为“国事殉难者”，对其进行祭祀。设立招魂社的目的在于“慰灵”和“显彰”，用以鼓励自己一方活动家的活动。靖国神社的前身东京招魂社也是在这样的历史的背景下建起来的。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原称东京招魂社，以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为恢复明治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在1879年（明治12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来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也”，意为使国家安定。
靖国神社在明治维新后是供奉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包括甲午战争（1894-5年）、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靖国神社由军方管理。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后，因为日本的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说明要政教分离，国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务，因此靖国神社变成一个非政府的宗教机构。日本厚生省1966年将含有甲级战犯的祭祀名录交给当时的靖国神社宫司筑波藤磨，但筑波没有把他们的牌位供奉上去合祭。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战败时期的宫内大臣松平庆民的长子）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处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人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合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宗教设施，也是军国主义的国家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靖国神社曾经作为神风特攻队的出发仪式举办地。二战后，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自从甲级战犯灵位进入神社后，据侍卫长的回忆显示，裕仁天皇因为不满神社供奉二战甲级战犯，故自1978年后再也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截至2006年靖国神社祭祀着约246.65万名在自戊辰战争始历次战争日本政府一方战死者的灵位，其中有210万死于二战，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其中14位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14名甲级战犯中除白鸟敏夫外，其余13人都直接参与侵华战争或对日本制定、执行侵华政策负有重大罪责。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分别在缅甸、菲律宾制造大规模屠杀惨案。
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不断进行外交交涉，要求修改条约。从1894年开始修改条约，至1911年终于全部废除。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
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
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
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
自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先后废除了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最终进入了近代化。可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日本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日本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也走向扩张之路。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明治维新以后，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体制，即近代天皇制。不同于西方典型的民主体制，日本的天皇制封建残余浓厚，议会、内阁和政党都受制于天皇的特权和军部的强权。尽管如此，《明治宪法》毕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日本由此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强。
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予日本。六日后，俄罗斯、德国与法国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使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在如此的外交压力之下，加上签署条约的日方代表伊藤博文是主和派，日本惟有在5月5日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日本是刚刚崛起的新帝国，却遭到如此的外交屈辱。因此，日本一直怀恨在心，谋求“卧薪尝胆”，大力鼓吹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报仇之机。 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同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在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并且由万里长城以北到满洲扩大势力范围，实行向远东扩张的野心。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迫使清朝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1904年日本重整旗鼓，偷袭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引致日俄战争。
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侵占了朝鲜、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控制了中国辽东半岛，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雷家圣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在英国方面，她在19世纪晚期采用“光荣孤立”之政策。然而，经过三国干涉还辽和布尔战争以后，英国感到自己在国际上是受到孤立的。因此，英国在1902年以后便决定放弃其孤立政策，开始寻求盟友。开始时，她尝试与德国结盟，失败后她便与日本在1902年结盟。这个安排，是由于英国想利用日本箝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发展。事实上，在两国互利下，该同盟条约陆续展延至1923年，于1923年8月17日正式失效。英日同盟（日文: 日英同盟，英文：Anglo-Japanese Alliance）签订于1902年，条约年限为五年，意旨为英国和日本两国为了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而结成的互助同盟。该盟约规定，英国同意，当日本在远东与另外两个国家开战的话，便多以支持。而日本在同盟后不久，即展开日俄战争。
1905年5月27日东乡平八郎指挥对马海峡海战，大破俄国长途奔袭的波罗的海舰队。此役决定了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最后胜利。成为了在近代史上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先例，使他得到“东方纳尔逊”之誉。由于他和大山岩同藩，所以时人称颂“陆上大山海上东乡”。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神”。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日本沸腾了。不仅日本沸腾了，而且整个亚洲都沸腾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着“亚洲”打败了“欧洲”，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劣等民族”打败了“优等民族”，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辛亥革命后，列宁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亚洲的觉醒》。在《亚洲的觉醒》中，列宁曾经以俄国为视点指出：“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正在加剧。”
尤其1919年爆发的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五四运动使中国产生了空前广泛的民族觉醒，从而导致了东亚力学结构的改变，也使日本“亚洲主义”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日本关注中国变革的亚洲主义者普遍掉头踏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际，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到中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足迹遍及中国，写下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一方面，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已经在中国埋下了世界大战的种子，另一方面，通过五四运动，他看到了中国的觉醒和新生，并且提出：“中国必须走一条截然不同于日本的路。”1922年，杜威在《像中国人那样思考》中预言：“目前人们共有的信念——太平洋将会变成世界下一个巨大灾难的舞台，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是注定的这种宿命论般的信念。”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回顾日俄战争的后果时说，当欧洲人听到俄国战败的消息时如丧考妣，而在苏伊士运河遇到的阿拉伯人则对他说：“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人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孙中山说：“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埃及有独立的运动，波斯、土耳其有独立的运动，阿富汗、阿拉伯有独立的运动，印度人也从此生出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
日俄战争成为欧洲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第一次受挫。在俄国扩张势力受阻之后，20世纪崛起的新的世界霸权美国与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于是迎面发生了直接碰撞。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以“近代的超克”为口号向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提出了挑战，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战双方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了巴黎和会。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决心把德国“打回1870年”，提出了许多非常过分的要求。1870，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莱茵兰地区领土以作为他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报偿。俾斯麦利用西班牙王室继承问题及埃姆斯密电（1868年）试图将南部国家并入邦联。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1871，普鲁士军队开进法兰西第二帝国首都巴黎，普法战争结束。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法兰克福条约》后加入北德意志邦联。俾斯麦拥戴国王威廉一世为统一德意志（德意志国）的领导人。德意志军队驻留在巴黎，拿破仑三世宣布法兰西帝国解体，阿道夫·梯也尔领导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为了阻止日本侵占山东半岛的野心得逞，中国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的五四运动。目睹了这场如火如荼运动的北一辉，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难以得逞，便躲进上海一家小旅馆，炮制了一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描述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第一步，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政变，抛弃宪法，解散议会，全国戒严；
第二步，依靠复员军人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根除阶级斗争，禁止罢工，标榜限制私有财产；
第三步，向海外扩张，建立遍及亚洲太平洋的日本大帝国，其帝国所及犹如蛇吞大象，不仅要占领中国、印度，还要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并入日本的版图，甚至打算攫取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的理论创立者，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他的作用举足轻重， 影响深刻久远。
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寻找北一辉。两人长谈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已完成了前七章回日，次年，北一辉回日，参与犹存社。大纲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产生影响。
1921年9月28日，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朝日平吾刺杀了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善次郎。
此后，各种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像井上日照的血盟团、桔孝三郎的爱乡塾、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的樱会等，或组织暗杀、或阴谋政变，搅得日本社会动荡不安、鸡犬不宁。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它既是为了对付国内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又与日本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相联系。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幕府统治，武人全面主宰了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明治维新之后，中下级改革派武士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日本军方作为级右势力的大本营是日本政体中一股重要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初期，借助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为契机，日本以军部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空前活跃，促使日本快速地迈开了法西斯化的步伐。
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1年，裕仁刚满20之时就开始其长达的欧洲之旅。当裕仁刚刚决定此事之时，皇后贞明害怕安全问题表示反对，裕仁费尽口舌这才将其说服。这次访问主要是访问英、法、比、荷、意5国。3月3日，裕仁一行搭乘“香取号”军舰启碇，途经香港、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还以皇室特权步行勘测了英军的防御工事，为二战日军突破要塞做准备）、科伦坡、雅典，地中海，5月7日抵达英国朴次茅斯港。一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选择君主立宪的老前辈英国为访问地，颇有些裕仁毕业旅行外加实地考察的味道。当日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前往伦敦火车站迎接作为皇太子的裕仁。日后裕仁曾经如此回忆“当时英国王室中，大都与我同辈，处生其中。简直令我有“第二家庭”的感觉。特别是英王乔治五世，亲自与我长谈指点有关君主立宪之下的君主概念。”
1928年，张作霖由于“不听话”而遭到关东军暗杀。同年6月，裕仁在出巡又遭遇激进分子的“预谋行刺未遂”。
在中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时间，在华北发生了中原大战，在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因此中国主权和日本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可能性升高。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依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偷偷摸摸炸毁日本人管理的一段铁路，并栽赃于中国人，借着这个卑劣的把戏，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就是 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欺骗舆论，日本抬出清朝的退位皇帝溥仪，炮制出了傀儡满洲国，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中坚分子，主要是日本军队法西斯团体“一夕会”成员，如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推行其法西斯主张进行的军事冒险。九一八事变后，军阀大幅度地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政党势力大幅度削弱，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焰空前嚣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世界上亦不得人心，于是，出现了令日本尴尬的一幕，国际联盟以42票对1票宣布日本为侵略国，日本成了孤家寡人。
1931年（昭和6年），石原和板垣征四郎执行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通过手下的一万数千名关东军从二十三万张学良的军队手下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三倍大小的满洲。在建立了满洲国之后，石原从原来的“满蒙占有论”转向了“满蒙独立论”。实际上在操纵伪满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松冈洋佑（满铁总裁），鲇川义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现在的日产（尼桑）公司和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和岸信介（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这五个人。
32年春天，溥仪被扶植为满洲国伪皇帝后，裕仁不再是不理“军略”的皇帝了，当年亲自为攻占东三省的将领授勋。当他得知关东军突破长城后，生怕引起列强干涉，命令关东军不得越界攻击。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立即收兵，只有在侍从长本庄繁和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保证不会扩大战线后他才批准第二次越过长城。
蒋介石一心剿共，畏惧日本，残害抗日军民。1932年128事件，蒋介石坐看19路军在上海孤军迎战绝对优势的日本海陆空军的绞杀，不予增援，妄想国际社会出面调停。他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梅何协定》。他领导的国民政府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才迫于美英的压力对日宣战。
毛泽东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中声称：“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事实上，苏联和日本趁着美国孤立、英法厌战的时机，两国开始大规模瓜分中国，苏联于1924年入侵外蒙，建立伪人民蒙古傀儡政权，日本于1931年入侵东北，建立伪满傀儡政权。
恼羞成怒的日本决定干脆抛弃这一束手束脚的组织，1933年2月24日，外交大臣松冈洋右狂妄地抛出一个日语单词さようなら（再见），趾高气昂地退出国际联盟会场。从此，日本开始了法西斯外交，逐步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结成轴心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与侵略战争相呼应，日本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和政变，对政党政治和现存秩序发起了冲击，企图建立法西斯政权。所谓政党政治，是指内阁总理由政党党魁轮流担任，外交上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妥协，在侵略扩张方面相对比较克制。
1932年5月15日，法西斯团体发动武装政变，野蛮地枪杀了首相犬养毅，并袭击多处要害部门，该事件被称为 五一五事件。日本陆军当局借口该事件的根源是政党政治，强烈反对政党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从1924年开始，持续了八年多的政党内阁时代被迫终结。事件之后，日本成立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也就是军部主导的内阁。同时，法西斯的攻击对象还瞄准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异端邪说，天皇机关说首当其冲。著名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这一学说成为日本立宪政治、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然而，在法西斯看来，天皇是神。日本皇族的起源就是神道中的伊装诺尊和伊装冉尊两位天神，因而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不容置疑的，对这一观念的任何改变都是大逆不道的。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即《天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并警告英、美等国，如果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权，那么“日本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赤裸裸的嚣张气焰，引起英、美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的国际风波。
1935年，日本法西斯团体挑起事端，攻击美浓部达吉是学匪，并压迫内阁发表声明承认天皇机关说为判逆思想。这一全国性的运动加强了法西斯主义对日本国民思想的控制，因而被称为“不流血的合法的政变”。
在天皇机关说被围剿的时候，日本军队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也急剧升温。统制派和皇道派是日本军队内部的两个法西斯派别，二者都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并实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所不同的是，皇道派主张先发动政变，打碎腐败的国家机器，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开始建立世界性霸权。统治派则主张，首先发动侵略战争，依靠战争的推动，在国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改造，建立法西斯政权。两派围绕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疯狂地争权夺利。
1935年，统制派免去了皇道派核心人物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结果皇道派反击、刺杀了统制派代表人物永田铁山。在统制派准备进一步削弱皇道派势力的时候，皇道派策划了一场震惊世界、改变日本历史的大事件。
1936年2月26日凌晨，14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皇道派军官的率领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开始袭击日本的政坛显要，法西斯所谓的君侧之奸、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 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屠杀。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被打成重伤。同时，政变部队发表檄文要求实行国家的法西斯化改造。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天皇的要求下政变部队被镇压了，政变策划者北一辉和西田税相继被捕，并以思想主谋的罪名被处死刑。这次事件后，皇道派随之瓦解，但是日本的法西斯化通过统制派之手得以实现。统制派利用这一事件全面控制陆军，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用合法手段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改造。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开始。
1936年在日本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中，政变军人曾想扶持裕仁天皇的胞弟雍仁亲王来取代裕仁。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断扩张的陆军以推荐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相为条件，并且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人员的入阁，则受到军部势力的极力抵制，广田弘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军部的压力，将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内阁人选之外。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昭和11年（1936年）6月，裕仁更是将在颁发的勋章“勋记”上将“日本国皇帝”改为了“大日本帝国天皇”，其野心的膨胀也可窥一二。他掌握了军部的人事大权，他不喜欢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陆军首脑。
日本的法西斯化加速了其对外战争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策划事端，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后，就要不要把这一场局部冲突扩大为侵华的全面战争，在日本陆军中央部出现了两种派系。“扩大派”是想快刀斩乱麻，迅速给中国一击，使之屈服。在这些疯狂者看来，列车载运上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事变用一个月时间就解决了。”“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陆军大臣杉山元。另外，陆军次官梅津也是“扩大派”的强硬代表。“扩大派”占多数。
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策划“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比较重视中国的抗战力量，他们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在卢沟桥发生的冲突。理由是：一旦真的发生全面对华战争，日本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更可怕的是。这时苏联会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那样局面就不好收抡了。“不扩大派”有一个估算：如果日本没有动员15 个师团的兵力，筹备55 亿日元的军费，出兵中国肯定是失策。
从7 月8 日起，参谋本部宣布了向中国华北派兵的一个计划：从关东军抽调2 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1 个师团；从国内派遣3 个师团……。杉山元踌躇满志，又是带着明显的担忧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派兵到中国去教训蒋介石，否则，蒋介石就会以卢沟桥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这样，必定危及我们控制的朝鲜，最终使日本受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石原莞尔也在解释自己“不扩大”的观点，却只字不提满洲国有可能被蒋介石收回的事。他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地动员起较强的力量，眼下我们与中国的冲突一旦发展成大战，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就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一句话：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不幸。”
日本国内关于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争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国。于是，在中国对侵略者日寇也就有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守卫国土，无情地回击强盗的侵犯。另一种则是对日寇抱有幻想，总想稳住日军，使战局不要蔓延。
作为国民党内的“主和派”人物，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驻南京武官喜多诚说：“如果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10 年后看。”接着又说：“请你把我的话转告你的政府。同时，你还要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使正在召开的日本内阁四相（首
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会议当即立断的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杉山元等人的派兵案被搁置起来了。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的“日本政府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方针是：
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我方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我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是：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和对今后提出保证。
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惨死在屠刀之下。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掳掠活人做细菌试验活体解剖，至于烧杀奸淫、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等更是司空见惯、罄竹难书。
在侵华战争的推动下，1940年的近卫内阁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法西斯主义体制，议会没有了昔日的争吵和喧嚣，变成了内阁军部驯服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便是热烈鼓掌、一致赞成，政党被取消了，议员全部加入了大政翼赞会，这种日本型的法西斯组织。当然，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此时，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的五相会议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日本国民成了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不能随便说话，不能发牢骚，要歌颂战争，要无私奉献。学者的笔也沉默了，他们只能宣扬天皇的英明无比，日本民族的优越万分。反战的进了监狱，无辜的也身陷囹圄。纵横交错的各种法西斯组织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监督着国民的一举一动，连最细小的个人生活都不放过，控制着男女老少，保证法西斯的各种政策贯彻到各家各户。
对外方面，近卫内阁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日本妄图占领的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澳洲、西伯利亚等。日本法西斯把这一地区的民族分为三六九等，自己高居塔尖，大言不惭地要对其他民族发号施令。日本法西斯毫不讳言，它要掠夺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源，为其战争机器服务，和英、美争夺霸权。因此，这里没有所谓的共存共荣，有的只是占领区人民的血泪和累累白骨。
1941年10月，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东条身兼首相、陆相、军需相、参谋总长等要职，史无前例地掌握了独裁权力，被称为“东条幕府”，他以谈判为烟幕，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一头栽进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潭。战争初期，日军攻马来亚、新加坡，陷菲律宾，侵占缅甸，战争的硝烟弥漫，日本的太阳旗到处随风飘扬。此时此刻，日本法西斯陶醉在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中。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法西斯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占领了东南亚地区大约一亿五千万人口和三百八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疯狂和贪婪可见一斑。但是面对日本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中国没有屈服，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展开了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沼不能自拔，大量兵力被拖在中国战场。美国也没有屈服，它凭借强大的国力顽强地展开了反攻。在正义力量的反击下，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裕仁在位时的1937年7月7日，指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日本开始转移兵力于上海附近，突破中国军队防御后，他放纵朝香宫鸠彦王血洗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裕仁天皇面谕：“中支那方面陆海军各部队，在上海附近作战持续勇猛果断，乘胜追击，使(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我很满意。此旨传达给全体将士们。”第二天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在攻克南京之际，天皇陛下考虑到陆海军将士的辛苦，特赐褒奖并下诏慰问。天皇专门召见了很久没见的(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军令部总长伏见两官”。14日下午一时。大本营陆海军部发出公告，将天皇的面谕通报全体侵华日军官兵。1938年，冈村宁次和东久迩宫稔彦王攻占汉口，深入到中国的腹地。当陷入中国泥潭的3年后，他不认为是自己判断错误，反而开始埋怨诸位臣僚低估了征服中国的难度。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他在阿部信行组阁的时候，亲自指令陆军大臣要从梅津美治郎或者侍从长畑俊六中挑选。1939年11月8日，在中国战事紧张期间，于富士山附近检阅近卫师团，借以激励士气。1941年2月3日，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胜利，日本政府提出了《帝国对印度支那、泰国实施纲要》，天皇的说法是：“我自己的原则是不喜欢乘人之危提出要求，干所谓乘火打劫的事，但面对今日世界的大变动，如果造成宋襄公之仁的后果也不好。”
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是对美开战前夕，他的真实想法是：“日本拥有一支多年培养起来的陆海军精锐部队，如果关键时刻不允许它崛起，那么随着时间的流失，石油便会渐渐枯竭，舰队便会开起不起来，如果人造石油对此可以进行补给，那么日本的产业几乎全部都要毁掉的。那样的话，就要亡国，这样一来，如果被提出无理要求，就要无条件投降。国家就会灭亡。”这说明他是铁了心的准备开战的。东条后来在审判的时候说漏了嘴，东条说据他所知道的，整个日本军队，就没有人敢违抗天皇的意志，连出现这种想法都是荒唐的。人是不可能和神对抗的。天皇那怕一个微小的暗示，就足以让军部费尽心思猜测圣意如何了。在开战的最后一刻，裕仁吟颂他祖父在日俄开战前下决心的诗：“四海皆兄弟，何缘起风波。”批准了对美开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同盟国的中国战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南北交通线，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岌岌可危，豫湘桂大溃败，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考虑再迁西康。这期间，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汪精卫投降，带走了国民党20多个中央委员、50多个将军，甚至包括几十万军队投降日本充当汉奸。在抗日战争整体战场当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牵制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牵制了日军在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 到1945年敌后战场有十九块根据地建立，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解放区1.2亿人口。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还是一次古老国家焕发生机的人民革命，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思想启蒙、精神升华和革命的洗礼，战争教育了人民，人们赢得了战争。
依照時間，有以下幾個：
- 英美共同宣言（即大西洋憲章）（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發表）
- 同盟國共同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發表）
- 開羅聲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發表）
- 雅爾達協定（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簽署）
- 波茲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表）”Proclamation by Heads of Governments,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之外，以”Potsdam Declaration” 的小標頭記之。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即对大日本帝国所下的公开招降宣言。
公告全文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待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定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获准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可以使其获得原料但一切可能使日本能够重新武装进行战争者除外，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以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除協定外，聲明和公告都不算是條約，所以根本沒有條約牴觸的問題。「條約」並不一定指稱為「條約」（Treaty）。雖然一般使用條約（Treaty）、公約（Convention）、宣言（Declaration）、議定書（Protocol）、議定書（Act）、最終議定書（Final Act）、一般議定書（General Act）等名稱，但也有協定（Accord; Agreement）、協議（Arrangement）、附加條款（Additional Articles; Avenant）、仲裁協定（Compromis）、交換公文（Exchange of Notes）、和談書（Letters of Réversales ）、暫定辦法（Modus Vivendi）、規約（Statute）、盟約（Covenant）、條約（Pact）、宗教協約（Concordat）等，甚至還有條款（Provisions）、章程（Regulation）、憲章（Charter）、備忘錄（Memorandum）、組織法（Constitution）等名稱。
西南太平洋溃败后，裕仁不断敦促日军发动反攻以振作士气，结果日军就发动了一号作战以打通大陆交通线。菲律宾决战中，也是他不明实际，听信了海军台湾海空战大捷的假情报，命令参谋濑岛龙三把决战地点从菲律宾改到莱特岛，结果造成空前的惨败。当海军向其报告“神风攻击”的消息后，立即表示“非这样不可么？不过这样做很好。”1945年4月，在冲绳战役期间，输昏了头的裕仁问海军军令部长及川古志郎，海军难道没有军舰了吗？逼得海军赶快搞了个大和号自杀冲锋。
1945年3月18日，裕仁巡视了遭到美军大轰炸后的东京市区，不由感叹其惨象尤胜当年的“关东大地震”。在美军于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裕仁终于意识到了败局已定。在8月9日下午11点50分紧急于防空洞召开了御前会议，如此发言： “朕实赞同外务大臣的意见。陆海军常常有许多正确的计划，可也同样失去实效。你们强调本土决战，但却连最重要的99里海防都无法实现。再者，军队的装备、武器都极度缺乏，可能要9月中旬才可完成。有关于飞机的增产更是无从谈起。如此状况，诸位何以应敌？”
裕仁和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日本投降。由于委员会中的政治和军事成员就是否投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首相要求天皇做出最后的决定。 8月14日，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上，裕仁特别穿上了陆军元帅服，左胸佩带象征皇室的菊花勋章，无可奈何地做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秘密决定赦免裕仁。一个原因是担心天皇被起诉，可能引发日本极端派人士的骚乱和不稳，同时占领当局也需要天皇一个“真正傀儡”配合美国的占领工作维持局面。
战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要求废除天皇，但是美国为稳定战后东亚形势，需要建立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经济强国，如果没有天皇，日本国内秩序将难以协调，因为之前日本长期推行神话天皇、效忠天皇的教育，天皇已经成为多数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所以因美国策略上需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官员共同表示，裕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负主要责任。
1946年元旦，裕仁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的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而不是神。美国占领日本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实际上掌控有日本统治权的人。在他的干预下，1947年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确定天皇为国家的象征，提出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真正实行立宪民主。人间宣言只是叙述了事实，而不是放弃了什么；而且也只是否定了“天皇是神”，并没有否定“天皇和日本国民的祖先是日本神话中的神”。也没有否定历代天皇的神格或废止相应的神圣仪式。
斐勒斯在调查的过程中，直接面见了多名日本皇宫负责人、政府前阁僚及军方将领，包括东条英机、近卫文磨、木户幸一、关屋宫内次官等关键人物。他们认为天皇在战争的发动上存在迫不得已的无奈，而在“终战”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1945年9月27日的第一次会见。天皇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麦克阿瑟下榻的美使馆，事前约定的礼节被麦克阿瑟人为地打乱，就座后天皇主动开口说道：“对战争中所有的政治、军事决定和行动，是我、而非我的人民负有全部的责任，我自己也任由阁下代表的盟国裁决。”麦克阿瑟回复道：“战争责任需要追究，但我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与你一起思考、推动今后的日本应如何建设。”
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天皇是天神的化身是人间活神，千秋万代统治日本，日本国民要对天皇绝对忠诚。在日本法西斯看来，日本的天皇制决定了日本民族优越性，日本的天皇制决定了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行，就保留了日本极右翼分子的精神支柱。尽管天皇已不再有任何实际权力，但战后日本对于法西斯分子思想体系并未进行清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极右翼势力仍有市场，极力否认战争罪行，甚至某些日本政要也去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以迎合极端民族主义的诉求。
日本反攻大陆的理据来由：从丰臣秀吉到伊藤博文到东条英机，从天皇到军人到百姓有太多的事情可研究。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因为曾和东条的对立使得自己被免于被起诉为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曾到石原养病的医院听取了证词，但石原只是指责了在他眼中“毁了国家”的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等人，但对其他的军方将领则给予了辩护。石原也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庭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并且作出了自己的陈述，包括批判了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对日本本土实施的大规模轰炸。此外，他也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和“新日本的出路”，写出了让日本“放弃战争”的理念，并提出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等主张。同时给驻日盟军总司令的信中提出了“超阶级的政治”等观念，包括“过去的政治是为阶级利益的政治”而“超阶级政治”只是“为了理想”。
《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1条明确表示“日本应该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日本国内外其他联合国战犯裁判法庭的判决”，有鉴于此,日本首相参拜供奉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行为否定日本重返国家社会的基本前提。
因为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只有广田是文官，广田弘毅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他签订“德日联合防共协定”和他推行国家法西斯化。
3，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后，各个海洋帝国探索分割新大陆；贩卖黑奴开发新大陆；随着各个殖民地的觉醒独立，尤其墨西哥美国发展，法国俄国等退出新大陆，大航海时代结束。
此时代，中国的明朝清朝是个中等国家，坚守本土，没去海外探索，当受到海洋帝国的骚扰，在台湾在沿海，也落个平手，只是丢掉澳门。在东亚内部，也将日本打出朝鲜。
4，大工业时代
英国法国俄国等退回欧洲大陆，开始新的纷争。拿破仑东征西杀, 1807年6月法军又在波兰大败俄国军队，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面，双方签定和平条约，在此前一年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宣布大陆封锁政策，禁止欧洲大陆与英伦的任何贸易往来。自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得到确立。拿破仑一世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并分别封他的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为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濳返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派去的部队并没有攻击他，反而迎接。路易十八逃亡至别国后，拿破仑再次夺得政权。欧洲其他各国迅速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同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比利时滑铁卢被英国威灵顿公爵带领的反法盟军所击败，史称“滑铁卢战役”，同年7月15日他正式投降。他的征战打破欧洲的权力均衡。在拿破仑战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新的欧洲秩序与均衡被重新建立起来。
1），鸦片战争打开东亚；英国立足香港上海开发日本；法国开发越南；
2），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清国太平天国战争，重新平衡世界。美国崛起，德国崛起，日本崛起。
清朝以来的国际政治：清朝打开国门后，各个帝国的渗透，代理，角力。百日维新，五四运动。
3），第一次世界大战
解决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唤醒了民族觉醒。
4），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旧帝国思维和新民族思想的大战，意大利的旧仇德国的新恨日本的旧梦集体发作。二战时，中国存在的斗争：黄人主义与白人主义；民族主义，与汉奸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上，是个人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 与国际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
在30年代前半期，蒋氏频频向英、美、苏诸国求助，已屡屡碰壁，德国乃最后之希望。为维系此种脆弱关系，蒋氏曾亲自致信希特勒，承诺“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乃至于不得不于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专门为其祝寿。
英国：
进入从19世纪30年代后，日本对华侵略行动不断扩大。面对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事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英国一直是绥靖政策的主要推行者，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对英国的不满。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英国对中国的抗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同情和声援，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上的支持。甚至在1940年7月，在日本的压力之下，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关闭了滇缅公路，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之后，日本加速了对南洋诸国的军事行动，英国的殖民地也受到了日本的进攻。为此英国不得不改变之前的对华政策，丘吉尔发表公开讲话，强调中英两国人民仍是朋友，并且受到日本的威胁，呼吁两国共同抵抗日本。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也标志着英国对日妥协政策彻底失败。在中国国际地位的重新定位上，英国政府一直反对美国的做法，丘吉尔甚至直言“英国不欢迎整个加入强国行列”，反对给予中国大国地位。
德国：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大西洲)的传说。在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他写道：“1.2万年前，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 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远及非洲大陆，在一次大地震后，这块大陆沉入海底，一些亚特兰蒂斯人乘船逃离，最后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这些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曾在中亚创建过灿烂文明，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西北和南 方迁移，分别成为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希姆莱对 这个神话传说深信不疑，他相信，一旦证明雅利安人的祖先是神，只要借助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便能创造出实力非常恐怖的、足以将一切都破坏毁灭殆尽的雅利安神族部队。
“阿加爾塔 (Agharta)”是傳說中具有高度文明的地下世界。據傳說地下有無數洞穴、隧道和迂迴曲折交錯成網的地下長廊，地下埋藏着古代文明的秘密和無盡的寶藏。1906年，威廉•里德發表了《極的幻影》，在書里他聲稱無人能發現北極和南極，因為它們不存在，它們是進入地下世界的入口。馬歇爾•加德納（Marshall Gardner）（科學作家馬丁•加德納（Martin Gardner）的化名）於1913年寫了一本名為《一次去地內的旅行》（A Journey to the Earth’s Interior）的書，在書里他發誓空心地球內有直徑600英里的太陽。加德納也聲稱在地球在兩極有寬寬的開口。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希特勒已對地下世界可能存在的無盡的寶藏和極為先進的科技垂涎三尺。曾多次派考察隊到達西藏，南北極，並潛入美洲。一些納粹們堅信誰先找到地下世界， 誰就能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美洲，德、美兩國考察隊展開了一場爭奪戰，其情節恰似好萊塢著名導演斯皮爾柏格執導的電影《Indian Jones(奪寶奇兵)》。希特勒派往亞洲的考察隊曾發現一本梵文書，裡面詳細地記載了地下王國阿加爾塔的故事。並且提到一種名叫“眾神之車”的交通工具可以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在地道中懸空穿行。在二戰爆發前一年，也就是1938年，納粹德國曾經派出一隻由 82 名科學家和學者組成的南極探險隊前往南極洲。希特勒在聽到在前捷克斯洛伐克自古以來就流傳着關於地下王國的故事，那裡的居民們掌握了一種被稱作是“布里魯”的未知強大能源時，便急不可耐地下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求得與地下王國的居民們結為同盟。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隨即德國也向美國宣戰。戰爭正如火如荼時，羅斯福總統卻交給戴維•拉姆夫婦一項特殊任務，力求搶先找到地下王國，以取得大量黃金寶藏等等，從而在戰略上取得領先優勢。戴維•拉姆夫婦領命以後，率領一支美國考察隊前往墨西哥的恰帕斯叢林，尋找地下長廊的入口。1942年3月，拉姆夫婦被召進白宮向羅斯福彙報了他們的考察經歷。據拉姆夫婦回憶，當他們橫穿當地密林時，遇到了把守地下長廊入口的皮膚呈藍白色的印第安人，並發現了秘密入口的線索。但是這些印第安人在密林中包圍了考察隊，嚴厲示意考察隊立刻離開。拉姆的印第安人嚮導上前與他們搭話，才知道他們是瑪雅人的後裔，是印第安族的一個分支，叫拉坎頓人。他們世世代代在這裡守護着聖地，地下王國“阿加爾塔”的入口。不允許任何人踏入禁區半步。夫婦只好怏怏退回。拉姆夫婦沒能進入拉坎頓人守護的地下隧道。在 1942 年時，希特勒秘密地將西藏的一批喇嘛僧人接到了柏林。向他們詢問有關於香格里拉的事情。1945年，剛剛就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上問：希特勒是否真的死了？ 斯大林直接說：沒有。朱可夫元帥的部隊佔領柏林后，進行過長時間的徹底調查，朱可夫最後說：我們沒有發現希特勒的屍體。1952年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也曾說：“我們找不到希特勒死亡的一絲實證。 許多人相信希特勒已從柏林逃走了。” 在二戰結束后，在南極和南美大陸南端，傳出了一系列和德國U型潛艇有關的事件。1945年7月18日，世界各大報紙都紛紛把目光投向南極。紐約時報的大標題為“南極天堂報告”，聲稱“希特勒已經到了南極。”這些標題在當時震動了世界。
第一， 二战结束时趁机把外蒙古从中国永久割裂，并将中国东北和新疆变成苏联独占的利益范围（《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472-474、483页，第2卷第647-648页）。
第二， 二战初苏联在远东大规模清洗华人，送进集中营，迫害致死，遭难者达20-30万人（马员生：《旅苏记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莫斯科展览揭红色恐怖”，VOA，2014年11月1日）。
第三， 苏军1945年8月进入满洲后对平民的各种暴行，包括肆无忌惮强暴妇女，以至于老百姓骂他们比日军还坏。
第四， 苏联大量拆卸东北的工业设备运回国，价值达9亿美元，由此造成的破坏则高于此价值10倍，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巨额财产，引起中国各界抗议（迪.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178-179页）。
二战后，苏斯还有更大的阴谋，斯大林并不想共产党统一中国，其最终目标是长期分裂弱化中国，扶持援助共产党力量与国民党保持平衡，使中国永久处于国共内战或分裂割据状态，不致于统一而迅速强大起来，对苏联构成危险。所以，在苏军撤出东北的同时，斯大林将从日军缴获的大量武器弹药和整个东北地区交给了共产党，目的是平衡国共双方力量。然而，斯大林低估了共产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悄悄发展积蓄起来的军事力量，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长江边，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斯大林慌了，通过电报等多途径告诫毛泽东不要越过长江，适可而止，呼吁国共南北分治。事实证明，此时的毛泽东与中共已非苏斯所能左右，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答复，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虽如此，但斯大林与苏联永久分裂弱化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三大战役后，美苏都想抛弃国民党，向中共伸出橄榄枝。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希望在中国建立亲美政府，以遏制苏联。由于国共矛盾，中国发生全面内战。为了阻止共产党得下天后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全力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共。美国政府通过《军事援华法案》，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中共军队战略决战获胜，国民党的失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国仍希望国共“划江分治”。虽然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进行沟通，希望美国能与共产党中国建立联系，但双方都不肯甚至也不能做出让步。当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之后，苏联很快改变了对华政策，实行“联共弃蒋”：召回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罗申，并正式与中共商谈建立两国关系。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立即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其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宣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给予了新中国极大的支持。
考虑到近代史上苏联曾对中国人民的革命给予过长期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为了应付可能遭到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新中国决定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虽然中共主要是靠自己的独立斗争打败国民党的，民主党派也提出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的建议，但由于当时中共新政权的巩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实行等距离外交，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并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是不现实的，必须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而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共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因此，强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一致性的毛泽东，在感情上更易亲近苏联。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共最终选择了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1937年5月，时任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率团赴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后，于6月9日抵达柏林，得到希特勒的接见。孔祥熙此行，目的在于消除“德日反共协定”之消极影响，希望能够得到希特勒在对华援助方面——尤其是武器之购买与军事顾问团之合作——的继续支持。据在场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抛弃日本支持中国。希特勒向孔祥熙提出了三个观点：
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泛滥，对世界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已危机到德国的利益与安全；
二、蒋介石在中国坚持反共立场，他表示极为欣赏与支持；
三、希望中国与日本之间达成谅解，德国愿意出面调停。
此后，由德国纳粹党重要人物戈林元帅，率领德国政府的相关重臣，与孔祥熙及随行人员，就进一步加强关于德国军火换取中国重要战略物质，及德国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以及中国向德国派遣军官与见习士官深造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洽谈，最终双方达成了一揽子协议。
不久，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对此德国外交部奉希特勒指示，对日本进行了措辞严厉的书面训令：“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反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俄怀抱……”。
1937年7月24日，孔祥熙重返英国，会晤时任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时，里宾特洛甫代表希特勒明确的亮出了底牌： “我们德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加入《反共产国际协议》”。知道对方的底牌后，孔祥熙博士，是旗帜鲜明的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下，伺机对中国发动新的入侵”。孔祥熙发表的观点，绝非是他个人所能做出的，应该是得到了国内决策层即蒋介石的指令。于是，里宾特洛甫与孔祥熙是不欢而散。1937年8月21日，中国即与苏联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从9月份开始，包括100架重型轰炸机、200架驱逐机、82辆坦克、以及数百门各类火炮在内的重型武器，从苏联源源不断的运往中国，投入到抗日战场上。苏联武器也不是白送，中国一样也是要用矿产品与农副产品偿还的。
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在德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这一演说，成为中德关系倒退的转折点。24日，中国政府照会德国外交部，表明了“对德国此种不友谊行为之不满”。德国方面则通过其外交部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对中日战事仍保持过去中立态度，希望中国政府亦继续以前对德友谊。” 然而，德国说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1941年7月，英國當局在印度實行改革，擴大本地人對印度行政事務的管理，並許諾戰後准予印度自治。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日軍在香港、馬來亞和泰國登陸，並轟炸在菲律賓的美軍及其設施。與此同時，日本海軍在馬來亞海岸附近擊沉英國遠東艦隊主力艦“威爾士親王”號；12月25日，駐香港英軍投降。1942年1月2日，日軍攻佔馬尼拉，駐菲律賓的美軍撤往山區。2月7日，日軍在新加坡登陸，西方強國在遠東的殖民大廈岌岌可危。在中國戰場，1941年底，日軍打到湘北和鄂西，離抗日大後方四川和陪都重慶已不遠，中國抗日戰爭進入關鍵時期。令蔣介石高興的是，珍珠港事件後，中國在遠東不再孤軍作戰。蔣介石隨即召集何應欽和白崇禧等人商議，決定向美國建議成立中、美、英、蘇、澳五國軍事同盟。會後，蔣緊急約見美國駐重慶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要求將此建議轉告美國總統羅斯福。1941年12月23日，羅斯福回電錶示同意，並建議組建以蔣為統帥的中國戰區，設立由中、美、英三國軍人組成的統帥部聯合參謀處，指揮中、越、泰、緬軍事。1942年元旦，美、英、中、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國家宣言》，決定打擊共同敵人，不與敵人單獨媾和。1月4日，印度一些著名人士聯名致電正在華盛頓會晤羅斯福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希望英國迅速採取目光遠大的政策，以獲得印度人民的真誠合作，從而增強對日作戰力量。蔣介石在羅斯福的讚許下，制訂了訪印計劃。美國希望蔣介石以中國受到日本侵略的遭遇來說服印度國大黨與英國當局妥協。
遠東戰局的惡化使大英帝國的威望降到最低點。英國政府多次重申，遠東戰爭結束後，願與中國談判廢除英國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蔣介石訪印的目的，一是協調遠東戰區防務，與英國駐印度總督和英軍總司令魏菲爾討論對日防禦，保障援華物資的供應和交通暢通等問題；二是調解英國殖民當局與以甘地和尼赫魯為首的要求印度民族獨立的力量之間的對峙，以使英國能夠把印度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充分調動起來，全力抗擊日本侵略。
1942年2月5日，蔣介石應英國駐印總督林利思戈勳爵的邀請訪問印度，同行的有國民黨高級官員王寵惠、商震、張道藩和周至柔等15人。專機降落在新德里機場後，印度各界對蔣介石的歡迎極為熱烈。
尼赫魯向蔣談到國大黨的對日立場：國大黨同情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會接受日本的佔領。目前印度人民未充分動員起來參加抗戰是由於英國不願意解除它加在印度人民身上的殖民枷鎖，但是一旦日軍入侵，印度人民將協同英軍抵抗，決不回避責任。2月10日，甘地同他所竭力保護的賤民一起，忍受旅途的辛勞，乘坐三等車廂來到加爾各答。蔣介石得知後極為感動。隨後，兩人大談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甘地介紹了他在爭取印度獨立過程中，組織非暴力鬥爭的策略。蔣介石對印度人民要求民族自決的願望表示了同情。
就在蔣介石訪印期間的2月15日，新加坡陷落，數千英軍繳械投降。中國赴緬遠征軍次日與日軍交戰，日軍不久開始轟炸印度城市。蔣介石回國後，對印度的軍事形勢表示了極大的憂慮。他寫信給羅斯福和丘吉爾，批評英國“閉眼不看事實”，呼籲英國立即改變態度，否則等到日本攻進印度時才採取行動，那就太晚了。據說，丘吉爾聞之大怒。3月11日，丘吉爾派出掌璽大臣克裏浦斯赴印，提出讓印度戰後自治的方案。3月23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發表講話，主張承認印度和越南等國獨立。由於英國拒不讓步，蔣介石于4月3日又致電尼赫魯，勸他接受英國的提案。蔣告訴尼赫魯，他希望印度能在被日本征服還是在與英國協調之間作出抉擇。7月25日，蔣再次致電羅斯福，要他促使英國讓步。丘吉爾聞信後火冒三丈，威脅要撤銷中英盟約。羅斯福給蔣介石回信說，鋻於英國在對印度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中美採取干預措施是不明智的。1942年8月8日，印度國大黨通過甘地提出的不合作運動決議，英印當局第三天就把甘地和尼赫魯投入獄中。一些地區的民眾開始扒鐵軌、割電線、攻打警察局，遭到英軍堅決鎮壓。
蔣介石對印度的訪問和其後一系列在大國首腦間的斡旋，標誌著中國作為大國首次參與國際外交。
在1942年元旦26國聯合宣言中，英國已同意讓印度獨立，成為一個聯邦國家。印度國大黨意識到日寇是比英國殖民主義者更危險的敵人，便於1942年1月通過了尼赫魯提出的同情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決議。然而，英國拒絕了立即讓印度獨立的建議，國大黨因此堅持二戰爆發以來所採取的不支援英國作戰的方針，英印雙方形成僵局。與此同時，部分印度民族主義勢力在日本的支援下，在緬甸成立“印度人民解放軍”，試圖借助日本擺脫英國的統治。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缅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印缅省，它的战略意义仅仅在于为印度构成一道外围屏障。然而对中国人来说，缅甸却势在必夺，随着泰国、香港在1941年相继沦陷，它已成为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危。英国人虽已无暇东顾，却不愿中国盟友插手缅甸事务。当蒋介石在黄山别墅盛宴款待英国来客时，英方代表韦维尔却当场宣读了一份强硬的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的入缅人数“不能超过一个团”。蒋委员长焦灼的心情，英方丝毫不能体会。1942年1月，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至最激烈的节骨眼，炮弹告罄。第九战区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被迫停工。国民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中英分歧引起了白宫的不安。罗斯福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极为不满。中国人参战不仅对亚洲战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焦头烂额的欧洲盟国也至关重要。只有让中国人牵制住日本，英美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由中方向美方施加压力，美国罗斯福总统又亲自向英国方面施加压力，力陈中国军队抵抗日军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不然等到法西斯们要会师印度的叫嚣达成时，别说缅甸，就是英国当做心肝宝贝的印度也没了，英军见自己也确实抵不住了，这这才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
滇缅公路上尘土飞扬，浩浩荡荡的中国军队像一条望不到头的灰色长龙，向缅甸境内大规模挺进。这是由蒋介石嫡系，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和66军（军长张轸）组成的中国远征军。3月初，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腊戌视察。腊戌是缅甸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滇缅公路蜿蜒而至。当时所有中国的外援物资都是从仰光经铁路到达腊戌火车站后，用汽车转运到中国。3月3日，蒋介石同他的美国参谋长在这里相遇了。早在史迪威任驻华武官时，就对蒋没有好感，而跟冯玉祥、李宗仁亲近。蒋介石也非常讨厌这个尖酸刻薄的美国人。蒋拉拢史迪威，看重的是他手中掌握的美援，而史迪威却对国民党将领的贪腐无能切齿痛恨，在美援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蒋格格不入。他是中印缅战区参谋长，蒋是总司令，是上级，而史迪威却是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代表，这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刚刚入缅的中国军队来说，他们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3月8日，仰光陷落，缅甸国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而英缅军只有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觉得仗当然要打，而且应当打得轰轰烈烈，但是损失必须有个限度，他不想为英国人做无谓的牺牲。 1942年3月9日，蒋介石在欢迎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时候，就曾直言不讳的说，他现在相信，英国人的目的就是利用中国军队保护他们撤往印度。在任命史迪威指挥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后，蒋介石指示史迪威在英国人表明他们的战斗意志之前，中国远征军不要过于靠前。如果，英国人不坚定的战斗，那就把远征军撤回国。但是史迪威对此嗤之以鼻。
徒步行军的中国军队直到3月才抵达战区。缅甸已经是一片混乱，所有的法律都已经失效，监狱里的犯人都被释放，动物园里动物都被杀死。各种罪犯到处洗劫商店和住宅。就在中国远征军匆匆进行缅甸之后，中英联军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大家都是各自为战，联而不合。
在腊戌，蒋介石三次单独召见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指示作战机宜。200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摩托化炮兵师。全师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三比一。戴安澜则是被蒋介石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的陆军少将，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因剿共得力，多次受到擢升。芦沟桥事变后，先后参加长城保卫战、台儿庄大战和武汉大会战，屡有建树。蒋介石问戴安澜，200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同古是下缅甸平原上的小城，也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戴立正，誓言铿锵：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即使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然而，当200师孤军深入1000多公里来到同古时，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从缅甸南部长驱直入，兵力是200师两倍的日军第55师团（日军一个师团相当于中国一个“军”）。当时，仰光已经失守，同古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能否制止日军继续北上。英军被日军打得吓破了胆，在仓惶北逃时，竟然发现一支中国的军队迎着他们的方向冲向后面的日军，他们认为这些中国人简直就是送死。戴安澜在到达同古那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赴同古，与英军第一师长斯科特会晤，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军负起全责不可！
日本人做事还是很严谨的，和对付中国一样，早在为发动战争的多年前就已经派了大量的间谍和考察人员渗入到缅甸各地和各个阶级，军公教、僧侣等等凡是能想到的，日本人都提前做了渗透，所以自进入缅甸作战后远征军就一直受着这种类型奸细的干扰，屡屡枪毙也没能禁绝。再说，还不只是日军间谍，当地的游击队和老百姓一见日军打英军来了，反正英军老爷们对自己很不好，索性就与日军合作一起打英军了，比如现在缅甸风云人物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还是缅共的创建者就与日军合作，在日伪缅甸政府里任国防部长，共同驱逐英国殖民者，这下英军就更扛不住了。当然昂山将军这段经历听起来跟汪精卫似的，其实还是不同的，汪精卫在当时中国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为日本出力就是汉奸，而当时的缅甸完全就是殖民地，也没什么合法政府，和谁一起干都是可以的选择。
在1942年的缅甸，缅甸当地人实际上是不支持盟军的。由昂山等人领导的缅甸独立义勇军一直在配合日军发动进攻，他们在情报，安抚，侦察和扰乱盟军后方等方面表现活跃。缅甸人欢迎日军是有历史原因的，缅甸各民族在英国60多年的统治下，缅甸人对英国人的反感甚至超过了印尼人对荷兰人的厌恶。缅甸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很高，现在日本人把他们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缅甸人实际上是很高兴的，在缅甸首都仰光当地居民纷纷把日军来到家里做客。
缅甸人不仅不支持盟军，还到处袭击盟军，破坏铁路运输。比如运送中国远征军新22师士兵的火车就曾在1座铁路桥上出轨，原因是缅甸人把铁轨上的螺丝钉都给拧松了。中国远征军到了这个到处是敌视眼光的地方，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缅甸人还争相恐后的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
为了彻底打消蒋介石政府对于印度事务的干涉，丘吉尔亲自向蒋介石本人转达了信函，首先强调了“印度国民大会完全不能代表印度”。其次，丘吉尔还以共产党作为威胁，“鄙以为同盟国相处之道，为彼此互不干涉其内政，敝国素以完全尊重中国主权为志，当中国国共意见分歧，最尖锐之时，敝国从未加以任何极轻微之评判”，对反共立场鲜明的蒋介石来说，英国的忠告不得不使他考虑到英国可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尤其是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最后，对蒋介石建议英国政府接受美国调停的做法，丘吉尔明确表示，“任何英国政府，由余为领袖或阁员时，绝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之调停”。8月13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不再干涉印度问题，将遵守与美国所定军事同盟……将竭为压制一切反动分子，包含反战及其他和平集团”，中美调停也随之变成了泡影，在这场外交纠纷中，蒋介石被迫向英国妥协。
1941年11月20日前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亲手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国务卿赫尔，准备恢复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随后，赫尔又提出维持三个月的临时过渡办法——美国同意修改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的命令，解冻日本当时存在美国的1.3亿美元财产，并且提出美国将向日本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蒋介石获悉此消息，立即给驻美大使连发两份电报，表示抗议，并且要求美国政府马上表明对日决不妥协的态度，蒋介石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政府解冻日本资产，恢复美日贸易，向日本提供石油，中国的抗战就要前功尽弃了。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后，罗斯福总统迅速与胡适、宋子文进行会谈，承认“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罗斯福总统解释，之所以对日妥协，目的是为了保护滇缅公路。宋子文当即正色告诫罗斯福，一旦美国放松对日制裁，中国宁愿独自抵抗日军的攻击。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美国的让步欠妥，他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提醒美国：如果中国垮了，英美的共同危险就增加了，欧洲战场就危险了。于是罗斯福放弃了对日妥协的念头，抛弃了“临时过渡办法”。日本很愤怒，认为美国已经彻底地成为了蒋介石的代言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支那事变”攫取的一切都将化为流水，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卿递交了天皇诏书和最后通牒，随即进行了珍珠港的偷袭。日本突袭珍珠港为什么发生在12月初，是因为美国的政府接受了中国的意见。
日本，这是齐国的显灵，齐国的再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第二中华民国，楚越人主导的中国，且战且失败。盟军，将日本战胜。
5），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东方主战场：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8月24日，苏军占领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了进军，9月8日美军占领了南部，并成立驻韩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进行统治。美苏1945年分治朝鲜半岛，制造了东方主战场，在1949年的夏天，苏联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这令美国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下原子弹，极有可能引大战，因此美军的指挥官们都很清楚，这是一场只能在传统战壕中进行的战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联合国提出请求，并获得授权，对朝鲜展开一次“警察行动”。
1953年2月11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美国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介绍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结有大量的中朝军队和军用物资，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他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参与选定了攻击目标，目的是为了迫使板门店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以减缓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毛泽东认为，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他还曾经对金日成就原子弹问题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种恫吓，一种赤裸裸的核讹诈。”如果真的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准备！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是比较克制的。如果美国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海岸甚至使用原子弹，不信邪的中国人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战斗到底。这一点美国当局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更危险的是，战争一旦扩大，苏联很可能主动介入，从而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鹿死谁手，美国没有把握，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能稳操胜券。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扩大战争的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有所松动。3月30日，中国宣布有条件地接受双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美国再次坐下来与中朝两国进行谈判。7月19日，双方谈判代表已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停战协议的签订指日可待。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23日的会议上却担心“停战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骗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违反停战协议，我们必须以核力量去对付他们”。在签订停战协议前夜，艾森豪威尔批准把全部核武器移交给军事部门监控，以进行海外部署。但由于板门店谈判出现转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才最终放弃了核打击计划。以中国为首的一方，经过朝鲜战争，制止了战争持续，形成南北对峙；在美国的心中，只有对于无条件胜利的渴望，在经历了世界大战之后，任何一个不完整的胜利都是会让人失望的。
西方主战场：
1946年8月，猶太建國協會在巴黎會議上，提出另一個新的巴勒斯坦分治計劃。按照這個計劃，猶太國的區域，包括了加利利和特拉維夫到阿克的沿海平原，加上整個內格夫，這樣一來，猶太國的面積佔了巴勒斯坦百分之六十五。阿拉伯人當然反對這個計劃，連英國也不表贊同。同年9月阿拉伯代表在英國倫敦召開的圓桌會議上，提出解決巴勒斯坦爭端的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過渡時期臨時政府的成員，由英國專員、七名阿拉伯人部長和三名猶太人部長組成；巴勒斯坦的立法機關（議會）的代表，猶太人不得超過三分一。這個方案確保了阿拉伯人對巴勒斯坦的主權，同時承認區內猶太人的權利。但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口拒絕這個方案。
1947年5月，英國決定將巴勒斯坦問題交聯合國處置。聯合國成立了一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由澳洲、荷蘭、加拿大，捷克，危地馬拉、秘魯、烏拉圭、瑞典、南斯拉夫、印度、伊朗等代表組成，瑞典代表任主席。到該年9月30日，特別委員會向聯合國提交報告，建議結朿英國在巴勒斯坦的管治，讓巴勒斯坦從短期過度到獨立。至於獨立後的國家組成，特別委員會內部有兩個方案。
多數派主張的方案是：實行一種以經濟聯盟的形式，由阿拉伯及猶太人的分治方案。具體安排是阿拉伯國與猶太國之間，彼此簽訂一項十年經濟聯盟協議，由經濟較富裕的猶太人，協助較貧窮的阿拉伯人，這樣一來，猶太人所瓜分的土地應較多，佔巴勒斯坦土地十四萬五千平方公里（56.6％）；阿拉伯國佔地十一萬平方公里（43％）。此外，耶路撒冷市劃地177平方公里，由國際共管。
至於少數派的方案，則為巴勒斯坦經過三年過度期後，成立聯邦國家，分為各享自治地位的阿拉伯區及猶太區，阿拉伯區的面積應多於猶太區。猶太人傾向接受多數派方案，但阿拉伯人由始至終，都不接受所謂分治的主張和安排。多數派方案起初在聯合國遭到不少國家反對。中東海灣的阿拉伯國家反對尤烈。但美國不斷游說，並且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積極在幕後拉票。最關鍵一點，是蘇聯出乎意料地贊成，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1946年，苏联与叙利亚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承诺给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四年后双方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叙利亚的分裂，或阿萨德政权被亲逊尼派政府所取代，都将导致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失去唯一的附庸国。
美苏1947年11月29日分治巴勒斯坦，制造了以以色列为中心的中东地区的西方主战场，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盟军不断失败，至今西方主战场战争持续。
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为防止苏联向中东地区扩张，签订了《巴格达条约》，使苏联与叙利亚的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化。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苏联和叙利亚均支持埃及，两国联盟再次得到巩固。当时叙利亚的共产党数量在阿拉伯世界中居首，该国坐拥庞大的石油天然气储备，使苏联为能源事业提供技术支持成为可能。1971年，苏联租用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港海军基地，这使得叙利亚对苏联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在塔尔图斯驻扎着由十艘军舰和辅助舰组成的舰队。鉴于俄罗斯的地中海舰队距离本土过于遥远，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对俄罗斯军事利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英、法兩國因納賽爾再三挑戰其在地中海盆地的帝國利益而感到難以容忍。 英國把納賽爾發起的將英國軍隊趕出埃及的運動──1954年簽訂的條約實現了這一目標 ──視為對其威望和軍事能力的打擊。納賽爾企圖將自己的影響擴大到約旦、敘利亞和 伊拉克的做法使英國人確信納賽爾企圖消除英國在該地區的勢力。法國政府則對納賽爾 支持阿爾及利亞反叛分子擺脫法國爭取獨立的活動頗為不滿。至1956年初，美、英兩國 官員就代號為Omega的絕密政策達成一致，即通過各種微妙的政治和經濟手段孤立和制 約納賽爾。
1956年，条约到期，纳塞尔拒绝续约，打算将运河收归国有。英发不愿意，但是也无法，于是决定暗中联合以色列攻打埃及，打算重新夺回运河。1956年7月26日，埃及收回原本由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英法不甘心就此失去运河，决定武力夺回，他们启动了一个马前卒—以色列。10.29，以色列军队进攻埃及西奈半岛，第二次中东战争开始。两天后，英法参战。埃及不是三国联军的对手，在联合国打出外交牌进行悲情控诉，同时用沉船堵塞运河。美苏要求三国立即停火，三国不予理会。美苏对英法以非常震怒，美国要求全球美军进入战备状态，苏联警告英国：再不住手伦敦将遭受导弹的袭击！在全球强大的压力下，三国被迫停火，联合国派遣军队接管运河，不久之后将运河归还埃及。1957.3.16，以色列撤军，战争结束。从此，英国被美国一脚踢出了中东，美苏开始在中东演对手戏。由于美国这次支持埃及，改善了因巴勒斯坦问题而恶化的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埃及虽然输掉了战争，但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而此次战争对埃及来说，是虽败犹胜的，而英法以则是虽胜犹败。埃及在此次战中充分维护的阿拉伯人的尊严和利益，从此，纳塞尔被称作尼罗河雄狮，埃及的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
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埃及就是凭借苏联的卫星地图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后来战争形势逆转，也是苏联给埃及展示以色列的军力部署和进攻的卫星图片，最终使得埃及不得不顾及叙利亚的存亡而停火。结果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的失败而结束。
1979年爆发伊朗革命，什叶派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美国，伊朗新伊斯兰政权要求美国引渡前国王，被美国当局拒绝。伊朗与美国交恶，其后正式宣布断交。原本亲西方的伊朗与以色列宣布断交，成为以色列和美国的敌对国家。1979年11月，伊朗大学生闯进美驻伊朗大使馆挟持了52名美国人质，霍梅尼公开表示支持伊朗大学生，美伊关系更进一步恶化。
5，大航天时代
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政府于2015年9月18日在该国参议院全体大会上就安保法案强行进行表决，并拟于9月底国会闭幕前使之成立生效，日本战后安保政策将迎来重大转变。日本要把自卫队体制变为所谓国防军，搞军事正名。再利用钓鱼岛问题、炒热南海问题，目的就是为去掉枷锁，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日本长远的战略算计就是要借助反华，强化军力，伺机把美国从冲绳赶出去，把美国在日本的数十个军事基地和四五万驻军赶出去，政治军事再崛起，成为能与中、美、俄抗衡的所谓正常国家。
自卫队可以在陆上、海上、空中甚至外层太空，采取侦察预警方式、情报共享方式和后勤补给方式与其他大国展开同盟行动。亦步亦趋地恢复其所谓正常国家，使得日本自卫队突破战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近些年日本大量向印度、缅甸投资，染指印度洋，增加它的所谓国际责任。印度的航天、核能、军工许多核心技术是日本人给的。
从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到扩大军费支出，从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到放弃自卫队“文官统治”原则，从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再到安保法的制定，在扩大日本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的背后，曾号称修宪是“毕生政治使命”的安倍，在其重塑日本军事大国之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安倍通过安保法来间接、却实质性地改变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专守防卫”政策，以使之形同虚设。而安保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后，保障的恰好是盟国美国的利益，故美国政府自然也乐于支持日本通过该法案，如此也便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支持。
根据安保相关法案，作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日本首相能通过“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战争。有分析认为，安倍顽固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和对美国的追随姿态，将极度放大安保法案的危险性。更有日本学者直言，安倍政权屡屡制造出压制民意和舆论的政治氛围，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日本在二战前狂飙突进的年代。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日美合流搅动地区形势的行为与世界各国求和平、谋发展的潮流显然格格不入，对亚洲的稳定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而美国大力扶植日本军力的行为实则也十分危险，因为日本一旦强大很可能会摆脱其控制，甚至再次上演一次“珍珠港事件”。
对于安倍的“小算盘”，英国路透社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仅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还远难以真正成为“正常国家”；而在视民众支持率为生命的日本政坛，有日媒分析认为，面对已经跌破40%警戒线、落入“黄灯区”的支持率，安倍的“复兴路”能走多远，目前都还很难说。
三，阅心
要认真理解国内外政治斗争的必然出现的心机心计。要研究国家元首的综合考虑而出现的合众连横，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到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920年起，日本侵略战略规划者石原莞尔扮成乞丐，用一年多时间走遍半个中国，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总结出应对军阀最好的办法是 “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和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他认为当时的中国 “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若外国入侵，民众不会支持政府。” 的结论。1931年他策划发动了918事变，率一万多关东军用3个月时间从拥有23万军队的张学良手中抢占了三倍日本国土的东三省。
石原莞尔那时没分析到中国以后才出现的共产党。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1933年至1934年间，张学良游欧，游欧半年回国后，在广州见了胡汉民，胡汉民劝他不要跟蒋介石合作，但当时张学良认为，法西斯才能救中国。张学良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介石。
日 本一号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日本人于1944年4 月 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卫他们的后方。到5 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 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6 月18日失 陷。
10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 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 的主要空军基地。 1944 年 11 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 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 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 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
但是，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的攻势 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事实上，日 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 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二战前，公认的世界最强国是英法德，而不是美苏，美国当时只是富而不强，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远远比不上英法，而苏联还只是一个崛起中的红色威胁。石原一直主张的方案就是：不扩大和中国的战争规模，积蓄国力进攻苏联，然后和美国进行“最终战”。
二战后，民族的觉醒，国家的独立，产生了新时代。
但是中日仍有钓鱼岛之争。1951年，美、英等国背着中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约第三条中规定：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南鸟岛，置于美国托管制度之下，并以美国为唯一管理者，美国有权对此岛屿之领土及居民包括岛屿领水，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及管辖权利。美国认为自此对琉球取得行正权。美国代表在签约前还解释第三条是承认日本对琉球有“剩余主权”。显然，美国是以“托管”为名独占琉球群岛等战略要地，并且在主权问题上偏袒日本。但是，从《旧金山对日和约》上述条款内容来看，美国所托管的琉球并不包括钓鱼岛。
德国纽伦堡审判纪念馆馆长汉斯·克里斯蒂安·特伊布里希表示，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早已由国际法做出裁决，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无可置疑。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的挑衅举动只会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包括中国、韩国等曾受到侵略的国家认为，在当年联合国下决定之前，靖国神社内并未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而这近2000位战犯，包括东条英机等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乃于1978年10月秋祭时秘密安放。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它的地位也应该被重新审定。部分人士更认为：“把这两千多名战犯的牌位迁入神社，表明日本官方对历史并未有作充分的反省。”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中国旷日持久的八年抗战对日本没有致命性打击，认为其战败是因为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东北的因素。日本右翼势力不服中华民族。右翼势力不承认当年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有翻案的意味在里面。右翼还想跃跃欲试，想和中国在亚洲一较短长。
李登辉主政和民进党2000年上台以后，不断修改教科书。今日的国民党也早已不是两蒋的“大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为苟延生存，不得不步步向台独势力妥协退让。台独势力的本质是什么？正是日本对台殖民遗留势力。日本殖民的历史观，正是台湾皇民遗孽势力的历史观。日本战犯岸信介政府（包括其外孙的当今安倍政府），池田政府以来的“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归属未定”论，是台独势力最强大的精神和理论支柱。出于此，他们才能鼓吹甲午战后日本的割占台湾是“台湾的解放”，“马关条约有效”，“开罗宣言无效”，“中国外来政权侵占台湾”，“钓鱼岛属于日本”，“台湾没有对日抗战，台湾是日本一部分，是战败国”等等论调。因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台湾，实际还没有结束，反台独就是反日本对华侵略的继续。
2000年的历史证明，日本不去除皇权神教，这个国家不会走向正常，亚洲不会得到安宁。让其去掉军国主义，那只是表；中美两国应让其改掉皇权神教方向努力，这才是本。中国应该采取各种方式阻止日本右翼势力右倾化进程。中国应该进一步在适当的时间，统一东瀛。或先形成简单共识 “ 2023，统一台湾；2050，统一东瀛”。
四，9.3阅兵的得失
阅兵展示了先进的武器，高昂的斗志，智慧勇敢自信的将帅和联结的力量。引起的是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对成败的总结，鼓舞民众的对战争的准备。
9月3日阅兵或有的失望是产生了一些礼节的差错，暴露了可能的虚弱，造成了国家战略的模糊和引起以后国际对抗加剧。
古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故在当今和平年代，在完善伐兵攻城能力的时候，更应增强伐谋伐交的能力。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时应当对美国和苏联的阴谋中学点东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时代。美、苏把朝鲜从纬度38线分成两个国，以北由苏联管辖，以南由美国管辖。1946年中国国内战争爆发，49年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要横渡长江，美、苏又想瓜分两个中国，美国支持国民党统治江南，苏联支持共产党统治江北，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说：‘虎距龙盘今胜昔，不可沽名学霸王’。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总是惦念着中国这块肥肉，谁能控制中国谁就能霸占世界。
1950年，北朝鲜金日成认为，美国控制的北约部队，与苏联控制的华沙部队在欧洲争霸地盘互不相让。北朝鲜金日成认为，统一朝鲜的机会来到了，美国不会干预，于是，6月25日盲目的进攻了南朝鲜，占领了南朝鲜90%的的领土。
美国霸占世界的野心机遇来到了，它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了16个小国于8月15从仁川登陆进攻北朝鲜。扬言要在12月25圣诞节之前全部占领北朝鲜。然后在鸭绿江建立军事基地，屯兵、屯武器，走日本的侵华道路对向中国，并扬言中国的边界在山海关。
美国的第一步，7月15把美国的第七舰队派到台湾，不让台湾向朝鲜派兵，准备南北夹击中国大陆，消灭共产党。然后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听美国指挥的傀儡政府。第二步再用中国兵攻打苏联，最后美国霸占世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中国的建交国只有18个。军事上，解放军的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的，海军、空军刚成立，没有任何战斗力，世界各国根本瞧不起中国。美国认为中国贫穷，连汽车都没有，军事落后不会出兵。苏联也瞧不起中国，他为了在欧洲减轻北约军队对苏联的压力，苏联总统斯大林让中国参入朝鲜战争，消弱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的战斗力量。当时毛泽东不同意。由于中国有受日本侵华的教训，先占领朝鲜后再占领中国；美国第七舰队又开进中国台湾，毛泽东感觉受到威胁，考虑了五个昼夜不得不同意参入战争。
朝鲜战争中国不派兵或者失败，肯定美国会在中朝边界修军事基地，中国也得在中朝边界押上一百万军队，等到美国准备好，这个仗早晚还要打，轻者内战，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南北夹击中国大陆消灭共产党，至今也不会停止战争。重者苏联参入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发起，到那时中国百姓不只是死五十万，而是五百万、五千万也不止；从朝鲜战争的残酷景象看，城市、村庄都成了一片废墟，中国一百年也恢复不了原状，还得当外国的殖民地。朝鲜战争中国的胜利，引起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瞧不起的看法一去不复返了。
19 9 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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