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的地位仅次于上海，更是创了一座城市中租界数量的纪录——9个，分别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德国、沙俄、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

与上海相比，天津租界也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

◎还是英国人开的头

1860年系列《北京条约》签订，天津开埠。

最早在天津设立租界的还是英国。1860年12月17日，天津英租界划界：东至海河，西到海大道（今大沽路），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北到宝士徒道（今营口道），占地约460亩。这块租界后来被称为天津英租界的“原订租界地”，当时地处荒僻。后来天津英租界经过3次扩展，总面积达到6149亩，其形状呈东北、西南向，像个斜置的长方形。今天天津著名的“五大道”旅游区就在原英租界内。

法租界的划界与英租界几乎同时，其位置就在英租界的北部，最初的面积360亩。1861年6月2日，法国公使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签署《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进一步确定了其“合法性”。后来法租界也经过2次扩展，总面积达到2836亩。

美租界划界也在1860年末，面积131亩，东临海河，西到海大道，南至开滦胡同（今开封道东段），北接英租界博目哩道。1902年，美国将美租界私自转交英国，美租界并入英租界。天津著名的“小白楼”地区就位于美租界内。由于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故而也有天津“八国租界”之说。

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后，沙俄联合法德两国“干涉还辽”。德国以“还辽有功”为由，向清政府要求在天津设立租界。1895年10月30日，中德签署《天津租界合同》，在海河西岸美租界的南侧划定徳租界，面积1034亩。德租界在1901年通过扩界达到4200多亩：东临海河；西起马场道沿李家花园（今人民公园）西墙，过西楼村到崇徳堂砖窑（今围堤道附近）；南自小刘庄之北沿小路（今琼州道）至海大道，向南过东楼村到崇徳堂砖窑；北沿马场道与英租界接壤。

日租界设立于1898年。当年8月29日、11月4日，中日签署系列天津日租界协议，在法租界西侧划定1667亩地块，还在此北侧划出一块所谓“预备租界”。庚子之变后，日领事馆乘机侵占了城南洼一片土地。同时，法国与日本私相授受，将法租界北侧约90亩荒地让度给日本。1903年4月24日，中日签署《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日本退还城南洼私占之地；将日租界北侧的“预备租界”及周边毗连的400亩土地划为日租界“推广界”。日租界总面积达到2150亩：北起闸口，沿旭街（今和平路）向南，至福岛街（今多伦道）折向西，直抵南门外大街；东南沿秋山街（今锦州道）与法租界相接；南至墙子河（今南京路），顺河向西。

俄租界设立于1901年5月，总面积5474亩，东北自天津火车站起，沿京榆铁路（即京山铁路，指由北京经丰台、廊坊、天津、唐山至山海关的一段铁路，是老京哈铁路的一段）向东；西沿海河流向；南到大直沽；西北沿今五经路与意大利租界相接，向东折回天津火车站。一开始，天津火车站被划在俄租界内，而英国声称有权“保护”京榆铁路，岂能容忍沙俄染指天津站，英俄为此交恶。后经谈判，天津站及通往车站的大路被划出，俄租界因此被截断，形成了彼此分开的东西两区。

意、奥和比租界都设立于八国联军入侵后。意大利租界占地771亩，在俄租界西侧，位于海河东岸，东北自兴隆街沿京榆铁路到俄租界西界，南沿海河流向，西北沿今北安道到兴隆街。今天的天津的旅游胜地意式风情区就在原意租界；奥匈帝国租界占地1030亩，东起十字街接新货厂大街，西临海河，东南沿今北安道与意租界相接，北到金钟河（今狮子林大街）；比利时租界占地740.5亩，位于俄租界东区东南侧，东界大直沽村，西临海河，南至小孙庄，北抵俄租界东区。

天津租界区总面积23350.5亩，而当时的天津城面积才有2940亩，租界相当于天津旧城面积的8倍。其中，英法美三国租界都位于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所以通常被称为“紫竹林租界”。但在今天的天津地图上，除了标注“紫竹林××旧址”的几个地址外，已经找不到“紫竹林”的任何踪迹了。

德、奥租界在北洋政府于1917年宣布参加“一战”后被收回，是存在时间最短、也是中国最先收回的的租界区。

◎天津租界文化不同于上海

天津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但天津的租界文化与上海却存在巨大差异。

天津民园

1854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大量华籍涌入上海租界避难，促成了上海租界华洋杂处的格局；但天津租界在设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都没有出现这种华洋杂处的情况。

天津租界虽然也由移民组成，但这些移民在1912年前基本都是各设立国本国侨民，成分远没有上海租界那么庞杂，人数也少得多。天津租界长期维持“华洋分居”的格局，而没有走向“华洋杂处”，这对天津租界的文化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天津租界地区爆发激战，战火使本就不很繁华的租界更形萧索。天津租界在与地区经济活动的互动方面也不能和上海同日而语，总得来讲就是缺乏“人气”。可以这样说，天津的“租界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殖民文化、西式文化，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立性。天津租界的文化模式以殖民性为主导，这一点恰恰和上海租界文化相反。

1912年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力促“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南下赴南京就任。袁世凯策动北洋军在京津地区“兵变”，造成北方局势不稳的假象,为其继续坐镇北京制造借口，史称“壬子兵变”、“天津兵变”。

“壬子兵变”发生时，乱兵把天津华界的繁华商业街抢掠焚烧一空，商家损失高达1200多万两白银。只有租界及毗连租界的地段因有外国士兵把守，乱兵没敢动手。事变结束后，大量华籍富商大贾把家和产业迁入租界，天津租界一时繁荣。但很快“一战”爆发，天津租界又走上了下坡路。

没有不同人群的混杂，就没有异质文化的杂糅。这就是天津租界文化不同于上海的根本原因。

◎天津租界的“寓公”们

虽然天津租界与地区经济活动缺乏互动，但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却与全国政局频频互动。其频率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堪称民国史上一大奇观。

1897年6月，天津至北京城外马家堡的铁路建成。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英军在北京城墙上扒了个豁口，把铁路由马家堡延长到正阳门外，后来还修建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俗称“前门火车站”。京津两地铁路的贯通，使来往两地大为便捷，也更加舒适和安全。

正阳门火车站

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和天津结了缘。1901年，袁世凯即在天津英租界达文波道（今和平区建设路64号）建了一座别墅，这宅子中西合璧，有平房15间、楼房18间；1908年，他又在奥租界金汤二马路（今河北区海河东路39号）建了一处更大的别业。这座建筑面积达2089平米的大宅里建有“隐身处”和“脱身处”。可见，袁世凯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后路。

但袁世凯在天津的这两处别业并没有派上过用场。

袁世凯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即位。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据说，隆裕太后将光绪生前压在砚台下面的“必杀袁世凯”五字亲笔朱谕交给载沣。动了杀心的小醇亲王正在犹豫间，得到消息的袁世凯已经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掩护下，乘火车跑到天津避祸。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选择自己预先准备的别业，而是住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今和平区台儿庄路33号），当了一段时间“寓公”。

“寓公”，是清末、民国时期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而天津和上海租界里的各色“寓公”最多。天津租界里的“寓公”有失意的政客，有下野的军阀，有避祸的官宦，也有追随溥仪的遗老遗少……

这些人纷纷跑到天津租界买房置地，举家迁居，或闭门读书，或修养身心，或纸醉金迷，但更多“寓公”却在一刻不停地观望着西边200多里外的动向，蛰伏待机，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哪怕是一点点风吹草动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所以，那段时间的天津租界卧虎藏龙，可谓是举国政局的“晴雨表”。

天津离北京很近，坐火车几个小时而已。安卧租界之内，如果没有机会，有列强的庇护，安全无虞，足以高枕无忧；一旦有机会，马上就能杀个回马枪。

天津租界里曾经住过多少“寓公”？咱们粗略算算——

先说北洋时期的政要。北洋政府里的很多要员都从袁世凯身上学了经验，在台上时就会在天津购置别业，以为退身之步。

北洋五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在天津租界都有不止一处豪宅。

黎元洪

北洋时期的32届内阁中，有1/3国务总理（含代理）曾在天津租界居留，像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高凌霨、潘复等。

顾维钧天津旧宅

各派军阀和下野官员就多得不可胜举了，像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张勋、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汤玉麟、张作相等等等等。

1925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到天津做“寓公”。他最先入住的张园，就是当时也在天津做“寓公”的前湖北提督张彪无偿贡献的。张园，位于今和平区鞍山道59号，当时属于日租界。

天津静园是溥仪在天津后期的寓所

清亡后，很多前清的遗老遗少选择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像那桐、铁良，还包括太监小德张。溥仪到天津后，又有很多遗老遗少追随逊帝来津，住进租界区。像逊帝生父、前“摄政王”载沣，庆亲王载振，载涛等等。

在这期间最神奇的事情莫过于黎元洪把民国政府“迁往”天津。

1923年6月，黎元洪因在北京受到直系军阀打压，出走天津。他宣布将民国政府“迁往”天津。这个“政府”其实就是黎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府邸。他还在天津发布了多道“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

现在再来看那段历史，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大概，只有在那种乱世才会有如此闹剧上演吧。

康涛

2020年5月18日于北京研磨时光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