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刘师复，载《师复文存》第21页

今人了解江亢虎者已经不多。但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创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可见在青年毛泽东心目当中，江亢虎之名，一度是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并驾齐驱的。

江氏如此有名，缘自其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倾力宣传。刘师复1914年曾经说道：“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刘师复将其与孙中山并称，江氏在民国初年“社会主义”大潮中的“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不过，江氏早年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大约在1903年前后，他已开始提倡“三无主义”，即无国家、无宗教、无家庭。1909年，他发表了《无家庭主义》一文，提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必须首先实行无家庭主义，坚决反对婚姻制度。不久，又发表了《无家庭主义意见书》、《三无主义》等文，抨击“政府之迫压，宗教之锢蔽、家庭之牵制”，主张废除国家、废除宗教、废除家庭。江氏后来承认，他提倡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思想“还没有成熟，或者有些通融”之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曾经高度模糊。

和民国初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也是来自日本。江氏早年多次赴日，其时正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风起云涌。江氏曾解释自己迅速接受社会主义的缘由：“（我将儒家大同理念同社会主义相互比较后，发现二者）多有互相印证之妙，竟暗合十之八九。”儒家大同追求平等，确有与社会主义异曲同工之处。这其实也是民初大多数知识分子热衷于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1年6月，江氏刊文《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惟求人类共同之幸福，而弥经济不平等之缺”。7月，江氏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宣布该会宗旨是研究和鼓吹广义的社会主义，稍后又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星》。11月，江氏以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并宣布党的宗旨是：“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该党不但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即曾是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成立之后，迅速得到了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鼎力支持。1911年12月30日下午，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见了江亢虎，与会的还有胡汉民、蔡元培等人。宾主相谈甚欢，孙氏“垂询党中近况甚详，并言余(指中山先生)对此主义必竭全力赞成之。”江氏则说：“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孙氏谦虚道：“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多。”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公开宣称：“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并承诺将自己从欧美带回的社会主义名著多种赠送给江氏，请其翻译刊行，代为鼓吹。书籍送抵时，附有孙中山的一封亲笔信，内中写道：“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社会主义虽人类共同之思想，实西洋最新之学说，亟须输入新著，使一般人可解宗旨为入手第一义。自苦政务太烦，不能躬任主持……”

1912年4月，孙中山主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社会上对孙氏离职后的去向猜测纷纷，南京专使蔡元培曾就此答记者问：“（孙总统退职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尝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在此前后，孙氏本人也曾多次声言：“余实为社会党人”、“余固一热心社会党人”……

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党部分党员一度欲敦请孙氏出任党魁，但被江亢虎所否决，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党是“社会”的党，“非纯粹政党，本无首领”，成立时即已规定不设党魁；何况孙氏尚未签名宣誓入党，怎可冒昧请来做首领？另一方面，孙氏本人其实也无意于加入中国社会党。虽则如此，孙氏与中国社会党的关系仍然相当密切，当年4月17日，孙氏在上海与江亢虎谈话时答应“定于6月1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

孙氏此后“巡视南北”，直到10月份才前往中国社会党本部履行诺言，连续作了三天演讲，演讲稿后被整理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张奚若在49年后回忆这场演讲：“那时中国社会党邀请孙中山讲演，讲的题目是介绍社会主义。我一连听了他三天的演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响亮地用英语讲着‘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当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真是什么也不了解，经孙先生一讲，才了解一个大概。”

由于中国社会党在宗旨上注重“社会”活动，无意于参政，似乎更乐意成为一个“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故而孙氏在演讲中殷切劝说社会党参与政治活动：“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下。夫民主政体之政治，人民政治也。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尤不应无政治上之活动，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苏俄）国必亡。”——江亢虎1924年反对孙中山“联俄”。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江亢虎发布宣言，认为宋案法律解决无效，应采用政治解决，大总统袁世凯应当亲身到案，公开审判，以伸法权，且公开电告袁世凯“请自引罪辞职，以明心迹而谢天下”。

此举惹怒了袁世凯。稍后，袁氏政权宣布江亢虎“三大罪状”：“实行共产，铲除强权，必至劫掠煽乱！解除夫妇名义，必至灭伦伤化！至预备世界大革命，则意在破坏现在之秩序，为万国的公敌！”社会党也被取缔。江氏被迫流亡美国，期间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化课讲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

1920年9月江亢虎回国时，其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已转移到了苏俄十月革命。他曾公开赞扬十月革命，认为对待反动政权，“只有抱革命的精神，用激烈的手段，从根本上推翻，再谋改造。俄国就是用这种方法，猛战三年，俨然存在，实在令人佩服。”他还将社会主义分成了四大派别：“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大力推崇“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正宗”。江氏亦推崇马克思的《资本论》，甚至公开标榜自己的主张“可说是由马氏主张里面脱胎出来的”，称自己属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派”。江氏当时在江西、山西、河南等8个省游历讲学、演说，北洋政府全程给予警察、便衣尾随跟踪的待遇。如1920年12月11日，密探宿汉臣向上级报告：“（江氏）日前在湖广会馆演说，其言词均系社会主义，以致青年学子多被鼓惑”。29日，密探殷达源又报告：“今闻江亢虎奉孙文之密约，已于昨日秘密出京赴粤矣。”

1921年4月，江氏启程前往苏联。亲赴苏俄考察本是江氏从美国回国的动机之一，除切身体会苏式社会主义之外，江氏还希望在苏俄的帮助下，收回外蒙(当时外蒙尚被俄国“白军”占据)，以用作自己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地。江氏此行，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

在莫斯科，江氏被待以国宾之礼，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江氏以社会党人资格列席且有发言权。会议期间，江氏三次听到列宁的讲话，并与列宁有过两次特别会谈。除列宁外，与托洛斯基、越飞等也有晤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江氏所提出的“征蒙计划”，计划拟定的“办法大纲”共有四条：

1、俄国及远东国境内华侨自行组织义勇军，约数万人，协同俄国红军，驱除蒙疆白党；2、华侨义勇军经费中国人自筹之。惟未到蒙疆以前，其军需军实均由俄政府借支，将来如数偿还。至交通运输，则俄政府义务担任；3、白党驱除净尽，红军应即退出蒙疆，由华侨义勇军接管地面，维持善后事宜。4、华侨义勇军应辅助外蒙新党，建设自治共和政府，但仍合并为中华民国之一部。

这一“办法大纲”得到了列宁、托洛茨基的赞同，并于当年7月获得苏俄政府批准，为敦促江氏及早辅助实施，苏俄政府派外交部秘书在“办法大纲”上签了字，苏俄军务部也批准其成立招募机关，用作筹建华侨义勇军。然而，正当江氏紧锣密鼓进行准备工作时，当年8月，苏俄外长齐切林突然约谈江氏，宣布蒙古问题将用其他办法解决，苏俄不再支持其“征蒙计划”。江氏惊讶之余又不知何故，只得怏怏回国。就在江氏回国前后，苏俄红军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开进了外蒙，自此长期在外蒙驻军。

回到北京之后，江氏才明白“征蒙计划”何以突然流产——原来，苏俄之所以支持其计划，是因为得知北洋政府已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担心张作霖自东北率大军入蒙，如此，则苏俄侵占外蒙的计划就会落空，故而想借江亢虎组织“华侨义勇军”迅速占据蒙古，以拒张作霖。但稍后发生了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对垒，大军不愿出张家口的变故，苏俄更与张作霖秘密接洽，使其答应由苏俄出兵肃清外蒙的白俄。而苏军进入外蒙之后，即迫使其宣布“独立”。

1922年4月，江亢虎离开苏俄前往欧洲考察访，8月初回国。8月8日，江氏发表《回国宣言》，以“前驱向导者”的口吻和身份宣布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本人主张夙昔未变。此次目击俄国试验之经过与其成绩，益自信所见之不谬，而吾道之可行也。今后唯一希望中国在政体和经济制度上有所改革，前者当依‘新民主主义’，后者当依‘新社会主义’。”

江氏十分自信地说：这条道路，是自己“半生学问思辨之结果”，是自己本着“一生九死之精神，向我垂毙同胞进此最后瞑眩之剂”。所谓“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其实是江氏的“社会改造论”中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改造论”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右图。至于最关键的“新社会主义”，在江氏的设计中，包含了三大内容。

1、资产公有。江氏认为：资本制度“是一种掠夺别人的利益而为自己的利益的制度，就是不劳而食的原因”，社会主义的精髓，正在于废除资本制度；江氏还解释，所谓资本公有，“并不是要把大家的衣服、帽子都剥下来归公，并不是幻想人人穿一样的衣服，人人吃一样的饭，人人住一样的屋，而不过是要打破这不劳而食的原因的制度。”

劳动报酬。江氏主张“视所费劳力多少，与工作对于社会之价值，而定其所应得之报酬”，颇有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意思。江氏不赞成平均分配，而且重视精神劳动：“劳力的是劳动者，劳心的也是劳动者。……劳心者比劳力者往往更有价值。而这两种人所得的报酬，自然也有不同。”

3、教养普及。“教”的方面，江氏认为，提供人人平等的教育，是政府应尽的一种责任，批评当时的教育已“变为少数人的贵族教育了”。江氏主张普及教育，应该一切的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收费，无论哪一个，只要愿意研究学术，就可尽力研究，使得人人有尽量发展自己能力的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得受最高的教育的机会。“养”的方面，江氏主张政府应对弱势群体提供福利：社会上一般无告的人，或得了残疾的病，并不是他不做工，实在是不能做工的人，都由政府或地方养育，但是这种养育，不过维持生计，不致冻馁流离失所而已。

苏俄之行对江亢虎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让他感觉社会主义不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国，也让他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江氏尤其不能接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

“20年来，其首领列宁、托洛茨基等，持极端无调和主义，反对专制，反对共和，反对资本制度，反对中产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一切投机射利之事业。今革命既成，政府既立，外战既息，内乱既平。4年理想试验之结果，乃转而提倡国家资本主义，更进而奖励私人财产制度，宁非古往今来一大怪事!”

江氏对苏俄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下，私产发达，必重蹈“欧西五十年来之覆辙”，极可能发生第二次社会革命以推翻这些新资本家；江氏还忧虑经济政策会影响苏俄的政治政策，使其变质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安知此世界第一之共产国家，不驯变为诸资本国之殖民场耶?”苏俄在外蒙问题上的做法，在江氏心里，尤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正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评说此事：“十年幻梦（指江氏收复外蒙计划前后长达十余年——引者注），一旦破灭，精神上遭受之打击自不轻微，心理与思想有所转变当为意中事。”

1924年1月，孙中山“联俄”改组国民党，江亢虎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江亢虎以“诤友之谊”的口吻，批评孙氏“利用国外已成势力”、“聘用客卿，训练党军，并有金钱与枪械之接济”，江氏认为：“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他警告孙氏：“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有意思的是，1925年孙氏辞世，在中央公园公祭，江亢虎献一幅挽联，联曰：“成败何足论？民国开山，一生事业在革命。荣哀谁与比？列宁踵武，天下英雄惟使君。”——“列宁踵武，天下英雄惟使君”，这番自我评价，恰与刘师复所言“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一般无二。（本专题图文资料均引自汪佩伟《江亢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