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与合众国-鸦片战争前的中美关系：中国皇后号
天朝与合众国-鸦片战争前的中美关系：中国皇后号（上）
我以为，对于任何历史，原初状态的描述都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大多数学者在讲述中国历史时，一定会从中原这片土地开始讲起。两千里长的国境线，时常泛滥的黄河，与西边延绵不绝的山脉，这是造就华夏民族性格的地理原初状态。两千里的国境线与黄河泛滥，使我们不得不统一起来，才有力量抵御游牧民族与治水；而西边延绵不绝的山脉，又使得中原与欧亚其他国家长时间隔绝，让我们认为天下就这么大，一直到蒙古人征伐了大半个欧亚大陆，我们才开始接触到欧洲其他国家与民族。这些地理原初状态，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华夏民族的「大一统情结」与对「中国」，「华夷之辨」这些概念的过度痴迷，也构成了我们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
而中美关系在当下，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并且不停被渲染的话题。中美双方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对于原初状态的讲述有着很大不同。美方近期以彭培奥为代表，将中美关系原初状态定义为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开始采取「接触策略」，以此描述中国从一开始就有的欺瞒与该策略的幼稚与全面失败；而中方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则把鸦片战争后，美国参与西方列强对古老帝国的欺压作为原初状态，以此描述美国对中国从来就不怀好意，并勾起所有国人心中刻下的「百年国耻」。这些当然都是片面且政治目的极强的描述。真正的中美关系原初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对这个问题回答的渴望，是我查阅各种资料，并开启这个系列的原动力。
让我们倒回到1784年，随一条从纽约启航前往广东的商船开始出发吧！
1783年9月3日，英国在巴黎，签署了对美及其盟友的合约，由此宣告独立战争的结束。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此时可以说时百废待兴。战争虽已结束，但战争时期积累的债务问题才刚开始浮现。雪上加霜的是，原本在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下，北美殖民地向西印度群岛与英国本土的木材与粮食出口，因为独立而被掐断。其中，又以新英格兰地区影响最深。整个新英格兰地区1768-1772的年均出口额为439,101英镑，其中西印度群岛加英国本土为 355,043英镑，占比要达到80%以上。而新英格兰的人均财富，又是殖民地中倒数，远没有南方奴隶主富裕。
独立带来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由于退出英国殖民贸易体系，新英格兰地区自然也就不受原先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垄断的约束。而东方贸易的首选，当然是那片传说中盛产茶叶的土地—广东。茶叶，在新英格兰人心目中有着超出一般商品的价值。它代表了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习惯与喜好，是新英格兰人心向往之的高级饮料。而当初东印度公司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正是引发波士顿人奋起反抗的导火索之一。如今当家作主了，当然要开启自己的茶叶贸易，以证明现在身份与地位的不一般。
可是用什么跟中国人换呢？新英格兰人此时除了外债，几乎一无所有。幸好他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犯难，因为有前人的经验在。众所周知，中国人一直都极为迷信补生，而人参作为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的补生药材，更是上上之选。清末人口，由于美洲农作物的引入与大规模种植，得以爆炸式增长，这对生长在中国的人参，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清政府曾一度下令限制人参采集，但最后却不得不放弃，转而加紧为皇家采集人参，以免未来一点都不剩，贵为天子都没得吃。所以中国本土人参，一直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当时陆陆续续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自然注意到了中国人对人参的痴迷，但一直以为人参只生长在中国本土，也未多加留意。直到18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Joseph-François Lafitau在美洲原住民莫霍克人(Mohawk) 的帮助下，发现同样的植物居然在北美也有生长。据此，他写下一本关于人参的小册子，顿时扬名学界。而人参从美洲到中国的贸易，也因此开创。[注释1]
货物已经有了，该派谁去呢？波士顿人很快选中了一位彼时还不到30岁的年轻军官—Samuel Shaw上校。他年纪虽轻，却已经参与了从Siege of Boston到Battle of Yorktown，美国独立战争几乎所有重要战役。从一介小卒，一路升至上校。他在战争结束前最后的职位，是赫赫有名的大陆军将领，美国第一任战争部长，Henry Knox的助手。而这位前上司，对他的人品、能力均颇为赞赏[注释2]。同时，Samuel Shaw出生于商贾之家，参军前曾在会计室（counting house）工作过。无论个人品德，能力，他看起来都是最适合这次兼具外交与贸易性质的访问。
于是，在1784年2月22日（这一天也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中国皇后号在Samuel Shaw的率领下，从纽约启航。与他同行的是独立战争的战友，Thomas Randall。船上载的，是30吨的人参、2600张兽皮以及其他种种农副产品，价值大约120,000美元 [注释3]。除去商品，船上还携带了数份国会文件，其中包括了美国人民最为之自豪的《独立宣言》[注释4]。还有看不见的，美国对那个东方古老帝国的好奇与想象。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诗人」（Poet of American Revolution) 的Philip Freneau 在同年为中国皇后号写下如下诗句：
She spreads her wings to meet the Sun,
Those golden regions to explore
Where George forbade to sail before.
Thus, grown to strength, the bird of Jove,
Impatient, quits his native grove,
With eyes of fire, and lightning’s force
Through the blue aether holds his course.
刚出生不到一岁的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探寻，由此开启。
[注释1]: 人参直到今天，仍然是中美贸易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因为中美贸易战，Wisconsin种植人参的农民大受打击。
[注释2]：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page 111
[注释3]：120,00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作为对比，波士顿同年成立的Bank of Massachusetts 初始资本不过刚到240,000美元而已。120,000美元在当时可买近100平方公里的好地。《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Histo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age 41.
[注释4]： Daniel Parker to John Green, January 25, 1784, in 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 1781- 1784, ed. Elizabeth M. Nuxoll and Mary A. Gallagher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9), 9:66.
天朝与合众国-鸦片战争前的中美关系：中国皇后号（中下）
在经过六个月的航行后，中国皇后号于8月23日下午4时抵达当时隶属于葡萄牙的澳门。彼时的澳门，是整个「广东贸易体系」的中转站。而理解「广东贸易体系」，对于接下来的讲述十分关键，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跳出中国皇后号的故事，先来描述这一体系的起源与具体运作。
- 广东贸易体系起因
时间倒回到1684年。康熙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即解开海禁，允许外国商船于以下四个港口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广东，漳州，宁波，云台山（位于江苏连云港），并由此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此时贸易体系，也被称为「四口通商」。此时清朝的对外贸易，可以说是相对宽松的，再加上康熙本人对于西方文化持十分开明的态度，中西方的交流开始日益融洽，基督教也在这段时间，大范围地传入中国。
然而，在1715年，教宗Clement 十一世发布教宗通令（papal bulls)，挑战中国境内儒家传统，宣布如祭祀先祖与孔子等在中国常见的礼仪不合教义（感兴趣可阅读wiki“中华礼仪之争”词条。未来若有机会讲到传教士在中国，我也会重新梳理），而清政府作为外族统治者，此时刚刚平定所有汉族政权，正是需要借助儒家传统，重建天朝秩序，来维持汉族士绅的忠诚。所以可以想象，它在这个问题的格外敏感。果不其然，康熙也因此，驱逐出所有在华传教士，中西文化刚刚融洽的氛围就此重回僵局。
然而文化交流的停滞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贸易的发展。时间来到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江浙更靠近茶叶、瓷器两大外贸商品生产地，且水运发达，成本较小，所以洋商活动逐渐开始由广东集中至江浙等地。乾隆本人对此深感不安。这片土地上深厚的汉族士绅力量，使乾隆对于江南这片土地，一直以来看得格外重。起初，他打算以课重税来使外商远离此地。农历九月份，乾隆曾下此谕：
又谕。据杨应琚奏：粤海关自六月以来，共到洋船十四只。向来洋船至广东者甚多。今岁特为稀少。查前次喀尔吉善等，两次奏有红毛船至宁波收口。曾经降旨饬禁。并令查明勾引之船户牙行通事人等严加惩治。今思小人惟利是视。广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著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照广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岙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于稽查亦便。其广东洋商。至浙省勾引夷商者、亦著两省关会。严加治罪。喀尔吉善、杨应琚，著即遵谕行。
然而，课重税却并没有抵消掉江浙商品的低成本。而且，由于官员从对外贸易中获利颇丰，江浙一带官员对乾隆的谕旨，也未必严格执行。于是，次年十月，也就是1757年，乾隆终于下定决心，只留广东一口通商：
谕曰…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徵关税梁头。而官办祇能得其大概商人计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但此等贸易细故…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若可如此办理。该督即以此意为咨文并将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尧。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看来番船连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于避重就轻。而宁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诱。并当留心查察，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皆当严行禁逐。则番商无所依托为可断其来路耳。如或有难行之处。该督亦即据实具奏。再将前摺随奏交部议覆。可一并传谕知之。
寻覆奏。臣已遵旨晓谕番商洪任等回帆。并咨移李侍尧、及札行宁波定海各官。一体遵照。现在尚无设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报闻。
国内外研究，对「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的解释，一般为”肃清海防“，认为乾隆对于外国商船武装的担忧使他决定关闭港口。这个原因确实在以上谕旨中出现。然而当我翻阅1756年到1757年《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516-550卷），发现所有谈及这一问题时的谕旨，乾隆都明确表示自己的担忧是江浙百姓「奸牙串诱」，而对外国商船的武装甚少提及。而提及的时候，乾隆是如是下旨的（卷540）：
又谕，据马负书奏，安南番船飘泊永宁汛，现拨弁兵守护，并饬有司将船上军械暂贮县库。俟起身之日给还等语。外番船只往来海洋，所带防船军械，本不足异…不知彼若生事，独不可于查收之前乎。是诚妇人孺子之见。实相沿旧例，最为无耻。适足示怯，转令窃议中国所见浅小，贻笑番人，甚属非体。嗣后著概停查收，并通行传谕沿海各省督抚提镇知之。
用白话说就是，「人家带着武器就是自卫用的，干嘛没收，惹人笑话」。所以说乾隆由于外国商船而担心海防一说，不大可能成立。
而乾隆眼中百姓「奸牙串诱」所指何事呢？谕旨和官员回复里都说的很明白，就是「设立天主堂」。所以，我以为，乾隆这一决定，与当时基督教与中国儒家传统冲突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就此，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长达将近九十年的「广东贸易体系」，直至鸦片战争后才被迫重开曾经关闭的港口。
- 广东贸易体系运作
OK，让我们跟随一条想象中的外国商船，一起体验一下在1800年左右，想要买到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你需要经历什么吧。（以下来自于Samuel Shaw日记中的经历与英文史书中对于贸易体系的描述，所以除去地名，其他名词尽量不做翻译）
首先，如果你不是俄国人的话，你的第一站一定是澳门。这片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土地距离广东只有80英里，它是几乎所有从欧洲来的商船与商人的枢纽。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各国的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而你听到最多的，一定是英语。由于是葡萄牙人的领地，这里的通用规则与法律是你所熟悉的。如果你到达的时间点，恰好错过了交易季节，那么抱歉，你只能停在这里，不可以向前了。那些停靠在广东附近的商船也必须返回澳门。
如果你幸运地在交易季节时赶到。在澳门稍作休息后，你需要把船开到一个叫「黄埔岛」（Whampoa）的地方。这个岛距离广东大约还有12英里，但是这是你的船被允许离中国最近距离了。这时候，你需要先去找一个fiador，他们往往是你未来的交易对手-广东商人集团cohong的代言人，缴纳一笔定额的入关费用，缴纳之后才可以卸货。在此之后，你还需要找以下两种职业的人：comparator和linguist。前者负责检查你的货物并且定价，后者则负责帮你找到卸货与装货的本地小船（sampans）与上岸的交易运作。这两种人的费用均是抽取货物价值的一定百分比。可是，你刚到中国，人生地不熟，如何找到这些人呢？不用担心，以上所有均由cohong一手操办，你只需要付给他们所有费用即可。一般而言，一条船以上费用总额将近2500美元左右。在你离开商船坐着sampans前往广东后，cohong也会帮你保管好停在黄埔岛的商船。
好，现在你终于带着自己的货物与雇佣的人，坐着小船划到广东岸边了。可是，货物该放哪里呢？不用担心，天朝很「贴心」地帮你和其他所有外商预留了一块长度为0.25英里的街区。这块街区，是唯一允许外商存放货物以及自由活动的范围，也是他们进行交易的场所，被称为「十三行街」（Thirteen Factory Street），每一个Factory，充当着各国的货物存放与外商落脚的功能。而它也是200多年后，今天的”广州文化公园“的一部分。
人和货物都到Factory后，你终于可以和cohong展开交易了，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茶叶了。整个广东，cohong个数大概有17家，其中最出名的，为以下十三家，所以当时的广东贸易体系也被称为”十三行体系“。
cohong会是你最熟悉的交易伙伴，他们被官方指定，垄断整个外商贸易。如果你和它的商人们交往不错，还有机会到他们家，品尝到几顿正宗的中餐。同时，cohong也充当中国官员Hoppo与外商的中介。例如Hoppo常常会到仓库里探察，如果看到你手里有不错的物品时，会询问cohong商人此物价格，cohong商人们会很「懂事」地报出大概原价1/12的价格，进而被买走。当然，差价会由他们补给你。
好了，以上就是「广东贸易体系」运作的全过程，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可总结为”以官制商，以商制夷“。通过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外商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官员或普通百姓，而这也是清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很少接触到官员，就无需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很少接触到普通百姓，也就自然无法「奸牙串诱」。这套体系精细的设计，与我们之前课本中所说的“闭关锁国”的愚昧恰恰相反，它是统治者高明的体现。甚至这套体系本身，并没有如我们最初印象一般，严重限制了中外贸易。相反，中外贸易在这一段时间飞速增长。根据《粤海关志》记载，靠泊外国商船从1783年的36艘，到1789年增长至83艘，6年的时间翻了一倍有余。【注释1】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套体系是好的。它其中包含的许多问题与隐患，都成为后来爆发鸦片战争的原因。而这些问题与隐患，我们都可以从故事的主角，Samuel Shaw的日记中，窥得一二，而它们是塑造了美国对中国，至少是中国政府的第一印象的重要元素。
【注释1】：《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Histo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age 47.
参考文献：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Histo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6 10 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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