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冒现的文学——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述论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应该从1970年代算起。而发展到1990年代，则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华裔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本文依据“冒现的文学”的概念，对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概要的总结。“冒现的文学”这一概念，是针对新兴的文学而提出来的。在冒现的文学中，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内容，而且它们还在不断向霸权挑战。本文以为，惟有当代华裔文学才真正触及到了沉淀在华裔中的矛盾和冲突。本文探讨了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兴盛的原委，认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经历了发展后，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关键词：冒现的文学、美国华裔文学、马克辛·洪·金斯敦、艾米·谭、吉什·任、哈·金

从20世纪70年代起，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一批华裔作家开始走上美国文坛，自此，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些华裔作家及其作品就获得了美国主流话语的认可。其标志就是马克辛·洪·金斯敦等华裔作家入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而到目前为止，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华裔文学已被公认为融入了当代美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从而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定格在了美国的文学史上。华裔文学创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成绩，代表作家之多，代表作品之重，获得认可程度之高，已经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佼佼者。

“冒现的文学”（emergent literature）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个词汇。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不能不提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文学院院长的乌拉德·高吉克教授（Wlad Godzich）。高吉克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文及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早在1991年，高吉克就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冒现的文学”及比较文学，并任教于欧洲研究所。他曾于欧美多所知名大学担任教授或项目主持人。此外，他出版过许多备受赞誉的文学及语言学理论作品，最知名的如：《散文的冒现》（The Emergence of Prose，Minnesota， 1987）、《文学的文化》（The Culture of Literacy，Harvard，1994）等。高吉克教授的声誉建立在他对全球化、人文主义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上。他现在担任《理论与文学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与《冒现的文学》（Litterature d’emergence）丛刊的主编。高吉克教授的“冒现的文学”这一概念，是针对新兴的文学而提出来的。他认为，跟先前我们众所周知的主流文学相比，冒现的文学未必就会逊色，更主要的是，在这些冒现的文学中，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内容，而且它们还在不断向霸权挑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冒现的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深入的了解“冒现”的意义，有助于少数族裔文学立足于多元文化，更有助于人们去重新定义和改写文学史。

应该说，对冒现的文学的认识，是一个深具前瞻性的话题。美国华裔文学无疑属于冒现的文学，它所相对的就是美国主流的文学与文化经典。华裔作家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各自的生存环境中的遭遇和感受展现了出来，正是其特异之处，带给了美国乃至西方读者以惊奇甚至震撼，并以此去挑战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本文想以此来定义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试图对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做一简要的论述。

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从那个时候起，这些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就开始拿起笔书写个人和族裔的情感世界。但真正的“华裔文学”的兴起，我认为，那还是近30年来的事。但为了说明和更好地认识当代华裔文学，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华裔文学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往前追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华裔作家，是19世纪后期的李延富（Lee Yan Phou，1816-1938）。他在1887年出版了自传《我在中国的少年时代》（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1887）。尽管这部作品非常幼稚，主要描写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习俗，但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是华裔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

此后大约有半个多世纪，华裔作家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有其历史的原因。主要是从1882年排华法案（the Exclusion Act）后，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美国对华人的大门越关越紧。一直到1943年，一位名叫帕迪·刘（Pardee Lowe）的华裔，出版了自传作品《父亲和他光荣的后裔》（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这部作品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但华裔文学第一位重要作家，还是非王玉雪（Jade Snow Wong，1922-）莫属。她在1945年出版的《第五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是华裔文学早期的代表作。

王玉雪属于华人移民的第一代子女，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她开始写作则已经到了二战以后。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她因受严格的家庭教育而学习过中国文化，但与此同时她在学校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育。因为考虑到难以在美国主流话语中立足，所以，作为作家的她采取了“中立”的立场，目的就是要向读者介绍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习俗。不可否认，她获得了成功，成为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代言人。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她的作品无论从创作思想还是从创作手法上都还处于较为幼稚的阶段，而她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但她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华裔在美国文坛上长期的“失语”状态，正因为如此，她才被马克辛·洪·金斯敦称作是“华裔文学之母”。

在王玉雪之后，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作家，两位移民美国的作家林语堂和黎锦扬（Chin Yang Lee，1917-）。后者的代表作为1957年出版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第三位是路易斯·朱（Louis Chu，1915-1970），其代表作是1961年出版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

如果为华裔文学划分时代的话，那么，上述作家无疑应当属于第一个时代。这个时期的华裔文学，时间跨度大，作家少，作品少，社会影响相对小。他们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几乎清一色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当然，这是少数族裔文学发生的特点，在美国，黑人文学的兴起也是从自传开始的。第二，大都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作品，充满了美国梦的特征。主人公大都是在美国经过个人奋斗后获得了成功。《第五个中国女儿》通过描写主人公摆脱了父亲及家庭的掌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父亲和他的光荣的后裔》中，最后当儿子娶了一位美国太太的时候，这使得做父亲的感到非常骄傲。或许这就是其“光荣的后裔”之“光荣”所在吧。第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作品中有诸多中国传统习俗和旧时文化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华裔文学，还不具备我在本文中所称谓的冒现的文学之意义。倒是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话语来解读它们是非常适宜的。比如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指涉的有关东方的古老、神秘、落后、女性化等，都可以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鲜活的例子。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虽说这些作品都还幼稚，但它们已经具有了后来华裔文学的特点，即以写代际间的冲突来写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在《父亲和他光荣的后裔》中，作者就写了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当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时候，都是美国文化或说美国文化的观念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同样与后来的华裔文学有很多的共同点。

二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我认为，应该从1970年代算起。7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多元文化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一批华裔作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时期有三个代表人物：马克辛·洪·金斯敦、艾米·谭和弗兰克·陈。

马克辛·洪·金斯敦（Maxine Hong Kingstion，1940-）在1976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4年后，即1980年，她又出版了《中国佬》（China Men）。1989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三部小说《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就这三部作品而言，可以看出作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在一步一步的深入。尽管金斯敦的《女勇士》也写的是中西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她的创作显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这主要体现在，她的创作思想、看问题的视角已经具有了普遍性。她在小说所写的不仅是一位有华裔血统的中国女人的事，而是所有女性的心理感受。到了《中国佬》出版的时候，其创作目的是在努力为华裔美国人争得历史和社会地位。因此，她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虽然穿插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的故事（比如关于道德和流放、知难而上的寓言等等），但更像是在宣扬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比如中国人的勤奋、机灵、有教养和坚韧不拔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看做是金斯敦站在一个较新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而到了《孙行者》时，她对待中西文化乃至文明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转变，她也开始批评美国社会文化中所有的缺陷了。

金斯顿是华裔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她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第一部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进入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华裔文学作品。金斯敦的意义首先在于：她是第一个被美国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作家。其次，透过作品，她将“美籍亚裔的经历，生动地展现在百万读者的面前，也鼓舞了新一代作家将他们独特的心声和经历告诉亿万读者。”(

艾米·谭（Amy Tan，1952-）因在1989年出版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而一举成名，该作品当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9个月之久。2年后，她的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同样获得了极大的成果。

应该说，艾米·谭的《喜福会》确实再现了华裔、尤其是女性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并且凸现了两代人之间在信仰、价值标准、传统和现代上的矛盾与冲突。其《灶神之妻》更是突出了这样的矛盾与冲突。以《灶神之妻》为例。该小说取材于艾米·谭自己母亲的故事，可以说是母亲的一部口述史。母亲自幼生活二战前后的中国，那时的妇女受到了社会和夫权的双重压抑和压迫，使大多数妇女既迷失了自我又丧失了做人的尊严。然而，在一个生长在美国文化之下的女儿看来，像母亲这样绝大多数的中国妇女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是忍辱负重的人生态度，令她感到困惑不解。当然，最终女儿和母亲有了沟通。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说，在作品里，读者看到的是只是一种努力，并不能说就已经了解了。正如作者对采访者所说，创作《灶神之妻》的目的就是去了解母亲。

艾米·谭与金斯敦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金斯敦和艾米·谭同属失去族裔记忆的一代，即他们脱离了自己父辈或祖先的历史文化环境，丧失了族裔文化的传统标记，对其族裔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此二人均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只知道自己是“美国人”。因此，他们都像其前辈作家一样，对中国文化持批评态度。只是到了金斯敦，这种批评深入到了更高的层次。甚至发出了“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将文化延续了5000年”这样的疑问。

其次，与金斯敦一样，谭也是以母女关系为主题进行其文学创作的。就主题思想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把《喜福会》解读为是《女勇士》主题的延伸。小说通过讲述母女之间的故事和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呈现出了的复杂的关系。在其作品中，矛盾和冲突都体现在华裔社会内的各种关系（以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如家庭中的母女关系等为主）之中。

但金斯敦和艾米·谭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创作思想上来说，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二人还有差别的。金斯敦是竭力反对与中国有关的传统文化的，尽管她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但其基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而艾米·谭似乎不是去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而是深思自己是如何游离于这两者之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喜福会》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对文化中国的理解，例如，在作品中，女儿对待母亲就持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如果说金斯敦的《女勇士》目的是在表现中西两个世界的对立，那么，艾米·谭的《喜福会》则着力表现母亲希望女儿能够在主流社会成功立足的故事，如果说有对立，那更多的是成功与失败的对立。另外，较之金斯敦的《孙行者》这样一部主要涉及华裔美国人体验的作品而言，《喜福会》也是进了一步的，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它所谈的故事可以属于美国任何一个少数足裔的移民家庭。( 其实，仅就二人作品的题目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艾米·谭在创作起点上比金斯敦更进了一步。金斯敦的《女勇士》讲述的是鬼怪缠绕的故事，它的副标题就是“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子的童年回忆”。而到了艾米·谭，其作品《喜福会》的意象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麻将。所谓“喜福会”，实际上就是四个家庭主妇聚在一起打麻将。在麻将桌上，四方叫做“风向”。因此，在小说中，这四方不仅具有了象征意义，且被当作一种结构安排：整部小说被分成四个部分，每部分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

当代华裔文学还有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他就是弗兰克·陈（Frank Chin，1940-）。

这位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华裔作家，写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等，同时他还是亚裔文学的极富影响力的倡导者。他早在1974年就与人合作编纂了第一部亚裔文学选本《哎咿！美国亚裔作家选集》，（1991年又重编此书，出版了《大哎咿！华裔与日裔文学选集》）等学术性著作。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对西方文化猛烈的批判性，尤其是其对金斯敦、大卫·亨利·黄（David Henry Hwang）等华裔作家言辞激烈的批评，从而常常使人们想到他的批评家身份，而忘记了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

他的剧本《鸡笼里的中国佬》（The Chickencoup Chinamen）早在1972年就在纽约上演。两年后，又上演了《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他这些作品中，大都含有自传的成分，其中总会有一个男性的主人公，不是背叛了他的家庭就是背叛了他的族裔。到8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转向去重新阅读中国古典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他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唐纳德·杜克》（Donald Duk），写了一个起名字与唐老鸭（Donald Duck）音义相近的12岁孩子成长的经历。1994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庚加西高速公路》，其中的主人公又走向了传统的英雄本色。

弗兰克·陈曾猛烈抨击金斯敦对祖先文化的歪曲，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在亚裔文学选集中，金斯敦和艾米·谭等作家都被排除在外了。他认为，像金斯敦这样的作家应该承担起建立与维护唐人街文化的责任。因此，他对金斯敦等的创作深感失望，指责她们任意改写中国神话传说，背叛了唐人街文化，成为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帮手。当然，无论是金斯敦等作家，还是批评家，或者一般读者，都认为其评论过于偏激，难以服人。但其要保护族裔文化、颠覆西方人心目中类型化的东方文化原形的这种意识，则是令人不能不深而思之的。

另外一位与弗兰克·陈观念相近者，是近年来在美国戏剧界有一定声望的剧作家大卫·亨利·黄（David Henry Hwang）。他根据历史上意大利戏剧家普西尼（Puccini）曾经创作过歌剧《蝴蝶夫人》创作的《蝴蝶君》（M. Butterfly）试图颠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三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吉什·任（Gish Jen，1955-）首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在1991年的出版，完全可以标志着华裔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虽然说吉什·任早在1984年就因其短篇小说《水龙头幻影》（“The Water Faucet Vision”）就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而脱颖而出，但作为一名作家真正屹立在文坛的还是靠她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典型的美国人》一书之所以“典型”，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写成金斯敦式或艾米·谭式的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的故事，而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在什么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给出明确的界说，但它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促使我们再一次去审视什么是美国人和什么是中国人这样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刻板形像。”(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吉什·任笔下人物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相冲突的地方，也不故意去认同所谓美国文化，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就是美国人”。这一点与此前的华裔作家大为不同。在他们的笔下，可以较为明显地感受到新一代主人公与其父辈及其祖先文化所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他们与父辈有不同的话，我们从其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无声的或是有声的话语，“我已经变成了美国人”，或者说“我只是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

吉什·任在1996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更是明确超越了文化认同的主题，她进一步在追问“我是谁”的问题。其结论是：作为美国人即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这也就是说，想追求什么文化属性都是可以的。因此，说作者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探索者”，是恰如其分的评论(。

我想，如果说艾米·谭在金斯敦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变化，那也只是一种量变，而到了吉什·任，华裔文学则出现了可喜的质的转变。吉什·任不是在等待着主流话语的认同，而是自身就认为自己是主流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典型的美国人》之所以命名为“典型的美国人”的意义所在吧。

同期还有一些作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位是戴维·王·路易（David Wong Louie， 1955-），代表作为《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1991）。另一位是格斯·李（Gus Lee， 1947-），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中国崽》（China Boy，1991）。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两部作品都是1991年出版的，但他们还不能与《典型的美国人》相提并论。

1999年，在华裔文学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就在这一年，华裔作家哈·金（Ha Jin，1956-）的小说《等待》荣获了该年度的美国全国图书小说奖。实际上，早在1990年哈·金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在沉默之间》（Between Silences），而在1996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池塘里》（In the Pond）和短篇小说集《词语的海洋》（Ocean of Words）。在199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红旗下》（Under the Red Flag）。我想，哈·金获奖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第一个华裔作家获此殊荣者，而在于他的小说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代表了华裔文学的新发展。他是华裔文学中新移民文学的代表。

1980年前后，中国开始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中国青年人进入到了美国学习，而后就在那里生活。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岁月，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其中，哈·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到目前为止，他写的故事都与美国没有关系。然而，尽管他写的是中国——这是真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大陆，而不是其他作家笔下的文化中国——但他的作品却具有永恒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层次地去思考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专注于所谓东方的神秘、落后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哈·金的作品中，所谓中国、中国人、中国事件，都成了作家创作的基本素材而已。对读者而言，你所看到的是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引发你联想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作为个体的内心世界。

哈·金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不再有很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也不去挖掘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是把中国当作大的社会背景去探索个人所面临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哈·金能够成为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的原因所在吧。

四

在大致论述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及其代表作家后，我们不能不看到，惟有“当代”华裔文学，才能真正称为我们前述的“冒现的文学”。因为，惟有当代华裔文学，才真正触及到了沉淀在华裔中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冲突来自哪里呢？在家庭中，孩子们的反抗与叛逆，大都是由于上一辈在回头观看和抚摩他们留在身后的东西和历史，而年轻一代则在向往着往前走。当然，当代华裔文学也是经历了发展和变化的。这一点，我们从华裔文学作品题目的变迁，也可以得到点启示。比如从金斯敦的《中国佬》、《孙行者》到谭的《喜福会》、《灶神之妻》都有着浓郁的东方文化的色彩。而到了吉什·任的《典型的美国人》和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再到哈·金的《等待》，你已经很难看到中国的影子了。在我看来，虽然后期的作家也写中国，笔下同样少不了中国人和中国事，但这些中国人和中国事都是素材而已。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许多新一代作家的小说和故事更多地是围绕着这些人物组织起来的。这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自身那模模糊糊的亚裔背景。这些作家更感兴趣的是确立小说中人物的个性，而对设置历史和出身的背景却不甚关心。”( 新一代作家较之前辈作家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在未来，真正能在美国文坛占据更重要地位的华裔，非他们莫属。这也说明，华裔文学在走向成熟。

那么，为什么会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尤其是80、90年代出现了一批实力派华裔作家呢？

首先，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方中心论已经在文化研究领域里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突现，也使得多元文化成为了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话语。在美国，所谓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只要是指除了白人文化之外的少数族裔的文化。它强调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少数族裔必需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多元文化理论针对的是美国的所谓大熔炉理论，认为这个大熔炉实际上根本无法熔化外来的文化，而且如果熔化到最后都熔成了白人，那是不对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多元文化理论主要是用来批评主流的政治文化的。这涉及到一个多元的人类社会能否形成或能否找到一种共享的原理的问题。因此，没有多元文化，也就没有华裔及其它少数族裔文学的兴盛和发展。正是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众多的族裔文学与文化开始意识到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

其次，美国社会本身就是秉承着多元文化传统的社会，因此，族裔文化才能在二战以后的学术界和现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形成与美国主流文化并存的局面。比如，仅从文学来看，以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为代表的犹太文学，以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9）、托妮·莫里森（1931-）为代表的黑人文学，都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金斯敦和艾米·谭都已被公认为是当代美国很重要的作家，而新生代的吉什·任和哈·金则更是出手不凡，代表着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强劲的创作实力，使得华裔作家后继有人。

表现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将会是华裔文学永恒的主体之一。族裔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范围中，总是在本体文化的坚持、认同与放弃的彷徨、斗争中在不断的选择和调整，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语境之中，族裔文化的选择会呈现出复杂性。我相信，这一点，会在今后的华裔文学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王宁《全球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问题》，《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6日

2、Kingston, Maxine Hong. 见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Pergamon Press. 1990, p.120

3、 Scalise, Kathleen, “President Clinton pays tribute to UC Berkeley’s Maxine Hong Kingston, author of ‘Woman Warri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News Release, http://www.urel.berkeley.edu （September 29, 1997）

4、 Mervyn Rothstein, A New Novel by Amy Tan, Who’s Still Trying to Adapt to Success. Interview,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991.

5、Julie Lew, How Stories Written for Mother Became Amy Tan’s Best Seller. Interview,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89

6、王理行《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探索者》，《外国文学》杂志2002年2期。

7、王理行《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探索者》，《外国文学》杂志2002年2期。

8、Susan Salter Reynolds, Los Angeles Times, Calendar section, Sunday, June 29th, 2003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480.html
文章来源：《暨南学报》200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