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荣新江
载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123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乱后，一方面，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最后，加入到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另一方面，安史之乱虽然造成唐人对“胡化”的反感，但并没有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继续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而且同属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则在长安继续存在，仍然声称自己是“西国波斯人也”，并保持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使唐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唐[1]。
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问题，略做申论。

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对胡化的排斥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种民族共存的大国。不论在安史叛军当中，还是在平定安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众，包括西域胡人。因此，我们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夺统治权利的斗争，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场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斗争。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种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巨大创伤。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
这首先表现在唐朝对安禄山的痛恨上。《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记：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肃宗进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2]《唐会要》卷八六《城郭》记载略详：“至德二（三）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门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3]《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年末记：“更安西曰镇西。”[4]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改掉，显然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因为“安”字本身是个具有褒义的字，在人们习惯使用的地名、坊名、门名中大量存在，多不胜改，因此，《唐会要》说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上不难看出，唐朝极力希望抹掉所有安禄山的痕迹。
其次表现在对胡人的排斥甚至杀戮上。傅乐成先生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举安史乱后唐朝对异族立功将领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的猜忌为例，来说明夷夏之防的转变[6]。其中的仆固怀恩，原为铁勒仆骨部人，贞观时就归降唐朝，祖父以来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怀恩后效力于朔方军，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7]，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仙构陷，而朝廷不辨曲直，代宗听信中使片面之辞，袒护辛云京，最后逼得仆固怀恩走上反叛道路[8]。从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对于胡人将领的猜忌心理造成的。
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给，并暴践庄稼。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观。董突为回纥新可汗的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张光晟在动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显然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恶，特别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种的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这种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恶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12]这段话应当也是来自唐人的说法，这里已经把胡曲、胡食、胡服都当作安史之乱的远兆。
这种胡化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由于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赋之于诗，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白居易《胡旋女》相关诗句云：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13]。

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安禄山事迹》及两唐书《安禄山传》也都特别描述安禄山跳胡旋舞“其疾如风”[14]。元稹《胡旋女》也云：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15]

也是把胡人所献胡女所舞的胡旋，和妖胡安禄山的叛乱联系起来。元稹《立部伎》诗夹注也云：“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754），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16]更是把胡曲和安禄山之反叛直接说成是因果关系。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时说：“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17]可谓至确之论。
然而，中唐文人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唐朝前期长安流行的胡服，固然可能与大量粟特胡人的涌入有关[18]。但是，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胡化与河北安禄山控制区域的胡化并非一回事，后者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有一些关联，但前者却未必[19]。可是，安史乱后唐朝的这种看法流播繁衍，必然对留居唐朝的胡人，特别是九姓粟特胡人产生强烈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二、留居中原的粟特胡人如何应对

在唐朝朝野上下排斥胡化的思潮下，留居中原的胡人，特别是与安禄山同种的粟特胡人，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下。面对这样的形势，想要在中原继续生存的粟特胡人，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武威安氏，即帮助唐朝消灭凉州李轨势力的安兴贵、安修仁一家，可以说是一直跟从唐室的粟特安国后裔。安兴贵子安元寿由李世民秦王府右库真起家，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以后在唐朝与东西突厥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并一直在长安、洛阳任诸卫将军，永淳二年（683）卒于洛阳，特令陪葬唐太宗昭陵[20]。安元寿孙安忠敬历任右威卫翊府右郎将兼新泉军使、赤水军副使兼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会州刺史、松州都督、河西节度副大使、临洮军使、鄯州都督，三十年间，为唐朝抗击突厥、吐蕃而转战西北边疆，以开元十四年（726）终于鄯州，归葬凉州之祖茔[21]。这一家族虽然早已落籍凉州武威，但其显然是来自粟特的安国，目前最早提到其家族来源的史料即《安元寿墓志》，其中铭词说安氏是“妫水导源，凉土开国”。妫水即粟特地区的阿姆河，此句表明安氏来自阿姆河旁的安国（布哈拉）。《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条记：“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因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22]即明确说凉州安姓出自安国，而且从北魏以来，一直任凉州萨宝。萨宝正是从队商首领发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名称，也表明了这一家族的粟特来历。但随着这个家族在中原长期生活下来，他们的后人也就慢慢把自己的祖系与黄帝或者汉代来华的著名僧人安世高联系起来。张说所撰《安忠敬碑》说到其家族来源时，云：“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更说：“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其实，这显然是安氏因为久居中国而特别要和中国攀上关系，为与汉人祖先“通谱”而伪造出来的，这是武威安氏逐渐汉化的表现[23]。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忠敬子安重璋在李光弼麾下抗击叛军，乾元二年（759）在据守河阳之役中立功，迁泽州刺史。代宗即位，升任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记：此时抱玉（即安重璋）“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虽然在安禄山叛乱后，武威安氏家族成员并没有因为与之同姓而受到唐朝的排斥或猜忌，而且得到太尉李光弼的信任。但安氏家族成员却乘立功之机请求改姓，并被肃宗赐予与皇家相同的李姓[24]。值得注意的是，安氏改姓的年份，即是肃宗更换长安宫省门带“安”字的同一年，虽然史料记载改姓在前（五月），改宫省门名在后（十一月），不过我们从两件事的相同点不难推测，正是当时朝野对安禄山的“安”的厌恶情绪，才促使已经在唐朝赫赫有名的武威安氏改姓为李。到乾元二年，安重璋又借立功之机，要求徙籍京兆，从此脱离凉州，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了[25]。武威安氏是唐初以来的大姓，这一家族的改姓李氏和徙籍京兆，在胡人中应当具有表率的作用，虽然其他阶层的胡人不能像李抱玉那样彻底改变安家的标志，从而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但这种做法无疑会被其他胡人所模仿，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出武威的安暐提供了改姓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李休甫撰《李国珍墓志》相关文字如下：“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及燕虏犯阙，二圣蒙尘，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出生入死，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其改讳曰国珍，则有以见宠渥器重之义矣。以兴元元年（784）九月四日，薨于长安县光德里。其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长安乡而备礼焉。”[26]这里只说安暐为武威安氏，但不难推知他是迁来河西的粟特安国后裔。虽然说他出自将门令族，但没有举出任何光荣的祖先，因此与安重璋不是同一家族。但他也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由肃宗赐姓李氏，名国珍，而且从他葬于长安万年县长安乡来看，也已经是京兆人了。安暐改姓的时间墓志没有明确记载，一种可能是与安重璋一样在至德二年的环境下而请求改姓；但从安暐的地位来看，他更可能是在安重璋请求改姓李氏以后，以同为武威安氏的身份，得到肃宗赐姓的荣耀。
《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云：“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冒姓骆，名元光。”贞元五年（789）立于华州的《李元谅颂》碑称：“公本名元光，姓骆氏，武威姑臧人。盖黄轩帝孙，降居安息，高阳王□，留宅姑臧。而弱岁羁孤，感于知己，□□□之族，从骆统之宗党，镇潼关□五年矣。”[27]这大概是《新传》所本。新出土的《李元谅墓志》相关文字云：“公本安姓，讳元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家于凉州，代为著姓。”文中没有提冒姓骆之事，大概有所回避。但提到在助唐平定建中时朱泚和李怀光之乱后，被德宗“赐姓李氏，同属籍也；改名元谅，昭诚节也。”[28]在唐朝，粟特安姓往往说自己是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人，所以这里的安息人云云，未必可信。“安元光”一名确有着地道的粟特祆教徒姓名的色彩。他冒姓骆的时间不明，但骆奉先就是上一节提到过的逼反仆固怀恩的骆奉仙，在代宗、德宗时“权势炽然”[29]，安元光大概是代宗时为其所养，但在骆奉先这样一个嫉恨胡人将领的宦官那里，安元光大概只能用改变姓氏的方法来躲避灾难。他的墓志里只字不提这段经历，恐怕是有原因的。而他通过自己的奋斗，最后被德宗赐予国姓，而且还归入皇族属籍，可谓荣幸之至。安元光之赐姓李，也可能是因为他同是凉州的安氏粟特人。
另外，《曹惠琳墓志》（779年撰）云：“本望敦煌康氏也。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30]据天宝八载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禄山很可能出身于瓜州常乐康氏[31]，敦煌康氏很容易让人和安禄山联系起来。曹惠琳被舅舅曹元裕过继过去，则完全抹掉了胡人的痕迹，因为在墓志中，没有说这个曹氏是中亚的曹国出身，还是中国的大姓，那么也就可以被视同华夏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或许也是当时粟特人采用的一种改姓方法。
能够被皇帝赐姓的粟特胡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像武威安氏那样改变籍贯，倒是一个不必非要皇家批准的做法，因此我们看到，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中所书的出身和籍贯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是不讳言出身的，有些直接说是某国人，有些已经在中国入籍，但也在墓志中表示自己的本源。现将我们收集到的材料按墓主葬年顺序列出，并略加解说：
《史射勿墓志》（610年）：“平凉平高县人，其先出自西国。”[32]显然是从西方（中亚）粟特史国迁徙而落籍平凉（今固原）的。其子史诃耽[33]、史道洛[34]、孙史铁棒[35]的墓志也都出土，不俱引。
《康婆墓志》（647年）：“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36]北魏孝文帝时来自粟特康国，后为洛阳人，又再迁博陵。从其葬在洛阳看，其祖籍仍在洛阳。
《康阿达墓志》（贞观年间）：“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凉州萨保。父莫量，同葬安乐里。”[37]此志出土于武威，康莫量父子同葬于此，而尚未称作凉州人，则是从西域康国迁来不久。
《安延墓志》（653年）：“河西武威人也。灵源濬沼，浪发昆峰；茂林森蔚，华敷积石。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俟。”[38]这里用“昆峰”指其来自西方，可指安延一家出自安国，经武威而落籍洛阳。
《何盛墓志》（653年）：“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大夏之后。”[39]大夏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后为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唐朝则称其地为吐火罗，与粟特地区毗邻。因为入华粟特人冒称是从中国河西走廊迁走的月氏人的后裔，所以用“大夏”来暗指月氏，下引六胡州粟特人《何府君墓志》即称“大夏月氏人也”，可以为证。何盛实为粟特何国后裔，但已著籍为洛阳人。
《安万通墓志》（654年）：“雍州长安人也。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大魏初王，君高祖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40]萨宝一般是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41]，因此，这里的“安息国”可能也是安氏攀附安世高的结果，安万通应当是西域安国出身，后著籍为长安人。
《安静墓志》（658年）：“河南洛阳人也。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祖嶷，齐河阳镇将。父远，隋文林郎。”[42]安静一家大概较早地进入中原，著籍洛阳，因此只是用很笼统的“朔北”来表示遥远的出身。
《史索岩墓志》（659年）：“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43]没有直接提到其粟特出身。但从其夫人为安国出身的安娘和其侄《史道德墓志》（见下）的文字看，应当如罗丰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史索岩是中亚史国人后裔[44]。
《安度墓志》（659年）：“长沙人也。以显庆四年岁次己未闰十月甲戌朔寝疾，卒于敦厚之第，春秋七十有八。即以其年十一月癸卯朔七日己酉，葬于洛阳城北邙山之阳礼也。既而神香遥远，空传西域之名。”[45]安度虽然汉化较深，祖籍洛阳，而今为长沙人了，但其墓志仍然在他去世后的文辞里，用“空传西域之名”来表示他的安国出身[46]。
《安师墓志》（663年）：“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望而北走，越龙堆而西指，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俱立君长，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杀生之柄。天孙出降，侍子入朝，日殚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往古，备在缣缃。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47]文词虽然繁复，而且颇有穿凿附会之处，但明确表明安师祖上很早就来到中国。从这里也可以得知，所谓“玉关之右”、“金城之外”之类的词句，往往就是表示他们的西国出身。
《史索岩夫人安娘墓志》（664年）：“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夫弈弈仙基，分轩台而吐胄；悠悠别派，掩妫水而疏疆。徙层构于天街，族高西域；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48]这位已是岐州岐阳人的安娘，仍然要特别表示自己“祖高西域”。
《康达墓志》（669年）[49]：前人已经指出，这篇墓志除了名字之外，文字几乎全同于《安师墓志》[50]，表明两人祖上经历大致相似，于是墓志作者就借用了以前撰写过的文字。
《康敬本墓志》（670年）：“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51]康居为汉代西域古国，唐时往往代指粟特康国，“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52]。所以康敬本是从康国迁到河西的，所谓元封时（公元前110-105年）迁家张掖的说法，显系伪托。

《康武通墓志》（672年）：“太原祁人也。远派洪流，导长澜于汉浦；崇基峻阯，擢远条于邓林。”铭词曰：“蒲昌贵族，酒泉华裔。”[53]蒲昌海（今罗布泊）曾经有一个大的粟特聚落[54]，康武通家族可能来源于蒲昌的粟特移民[55]，经酒泉而著籍太原。按“邓林”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所到的遥远地方，则这里借用这个典故表示其来源于更远的西方。
《康元敬墓志》（673年）：“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56]康元敬应是北魏时入华，后为邺城人的粟特康国后裔。
从以上的例证可以看出，入华粟特人或则直接说自己是某国人，或者用古国名或典故表示，还有用“昆山”、“蒲海”、“玉关之右”、“朔北”等词汇来表示其远源在西方。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的墓志基本都是这样撰写。限于篇幅，以下只举相关文字，除特别情况外，不做具体论证。
《史氏墓志》（674年）：“邺人。”铭词曰：“岩岩远岫，浩浩长源，昆山玉颖，汉水珠泉。”[57]
《何氏墓志》（674年）：“太原人也，远祖因宦，今家洛阳焉。”铭词曰：“昆山引闰，汉水源长。”[58]
《史道德墓志》（678年）：“其先建康飞桥人事（氏）。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五（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昂。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59]
《康续墓志》（679年）：“河南人也。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60]
《安神俨墓志》（680年）：“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61]
《何摩诃墓志》（680年）：“其先东海郯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62]从他的名字来看，恐怕何摩诃是先居凉州姑臧，后冒东海郯人的。
《康杴墓志》（681年）：“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63]文字几乎与《安神俨墓志》全同。
《康留买墓志》（682年）：“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64]“西州”即西方、西土的意思。
《康磨伽墓志》（682年）：“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65]
《安元寿墓志》（684年）：“凉州姑臧人也。”铭词曰：“妫水导源，凉土开国。”[66]
《康宜德墓志》（692年）：“西域康居人也。”[67]
《安怀及夫人史氏墓志》（693年）：“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夫人史氏，陇西城纪人也。”[68]两人之籍贯都直接看不出是粟特人，但两人都是粟特姓氏，且史氏祖父名“盘陀”，是典型的粟特语Vandak（仆人）的音译[69]。则不难推知也是经河西到洛阳或陇右的粟特人。
《康氏墓志》（697年）：“夫人康国人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夫子即安国之首领。”[70]
《何府君墓志》（700年）：“大夏月氏人也。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71]鲁州为唐朝设立的六胡州之一，专门安置从突厥而降的粟特胡人。
《史善法墓志》（703年）：“济北郡人也。夫人康氏。”铭词曰：“猗欤哲人，幼彰令问，托性夷远，忘怀喜愠。”[72]
《康郎墓志》（703年）：“魏州贵乡人也。或葱岭尘惊，唯欣逐鸟；蒲山雾起，情切鹰鸇。”[73]
《安令节墓志》（705年）：“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74]
《康哲墓志》（705年）：“其敦煌郡人也。昔因仕邺，今卜居焉。”[75]
《安菩墓志》（709年）：“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76]
《安思节墓志》（716年）：“其先长沙人也。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77]
以上不厌其烦地把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墓志中的相关材料列举出来，目的是说明粟特人并不有意回避自己的胡人出身，有的甚至引以为荣。同时，这些文字也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的对照材料。
我们也应当指出，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粟特人的墓志没有特别声明自己的胡人来历，这一般都是汉化较深的胡人，有的则是因为墓志较短，或有缺文，而不得其详。如《康氏故夫人史氏墓志》（661年），只说是“洛州洛阳人也”[78]；《康君夫人曹氏墓志》（677年）作“沛郡谯人”[79]；可能与他们女性的身份有关。《康智墓志》（694年）称：“本炎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自后枝分叶散，以字因生，厥有斯宗，即公之谓矣。”[80]从康智五代祖以来的名字来看，这一家族早已汉化，因此从其来源的记录上看不出粟特人的痕迹。但他的夫人姓支，应是汉化的小月氏后裔。按照胡人较多内部通婚的惯例，仍应当把康智看作康国后裔。此外，如康威称作“卫人”[81]，安孝臣称“太原郡人”[82]，康庭兰不著籍贯，应是洛阳人[83]，这几位没有标明为粟特出身的粟特人，应当是汉化的结果，如康庭兰“雅重文艺”，“耽思禅宗”，已彻底汉化。汉化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在入华粟特人中潜移默化地发展着，但我们在墓志中看到的现象是，大多数粟特人对于自身的来历并不讳言，也不愿割舍，彻底不提源自西方的反倒是少数。
但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粟特人的墓志有个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界限。下面把有关墓志相关文字列出，并分类加以分析。
《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760年）：“会稽人也。春秋五十有七，以乾元三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首原，礼也。”[84]
《康氏墓志》称：“会稽人。”[85]
《安文光夫人康氏墓志》（782）：“其先会稽人也。御史大夫、深赵等州团练观察处置使、榆林郡王，则夫人之令侄也。春秋七十有七，以建中三年（782）二月廿二日，终于观察之别第。四月廿日窆于长安县西北十二里平原，志也。”[86]康氏侄儿即建中三年任深赵等州团练观察使的康日知[87]。《康日知墓志》称其封“会稽郡王”[88]。
《康志达墓志》（821年）：“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89]康志达为康日知之子。
《何文哲墓志》（830年）：“夫人康氏，以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十九日，终于〔长安〕延寿里之私第。夫人从公之爵，封于会稽郡，为郡夫人焉。”[90]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康氏的会稽郡望问题[91]。康姓本是地地道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新唐书·康日知传》称：“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可见康日知本贯灵州，其父封天山县男，表明其家族在开元时还自称来自西域。“天山”和安史乱前粟特人墓志的“昆山”等词同意，表示家族出自西方。可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康姓家族，或称会稽人，或封会稽郡，有的甚至称为会稽山阴人，使人乍一看以为这里的会稽是指江南道越州会稽郡，其人是地道的汉人。在这里，聪明的粟特人实际上偷换了地理概念，因为在粟特聚居的河西瓜州地域内也有一个会稽[92]。会稽、晋昌即唐代的瓜州常乐，称会稽人者，即等于说常乐人。据上面提到的《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史之乱前，本姓康氏的安禄山自称常乐郡望。安史乱后，与之同姓又同郡望的康姓人一定要有所掩盖，于是，他们就用唐人已经不熟悉的会稽来作为自己的郡望，使人一望反以为他们出自江南高门，而不会想到河西的常乐。颜真卿撰《康希铣神道碑铭》，详细叙述了这个家族从周武王以来直到唐朝的谱系，中间没有断绝，其中说这个康氏是从南朝陈开始，“居会稽，遂为郡人焉”[93]。不过，此碑立于大历十一年（776），也不能排除是出自其家族成员提供的伪家谱的可能性。总之，大多数康姓粟特人应当是从河西的会稽迁到中原的，而安史之乱后，一部分康氏巧妙地用地理概念的转换，改头换面变成了江南的会稽人了。
这种改换郡望的做法显然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做法，使得有些人从姓名、婚姻等方面仍可以看作是粟特人，但如果看他们的郡望和籍贯，已经是地道的中原人了。如：
《康晖墓志》（765年）：“其先颖川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因为氏焉。故前燕有归义侯康迁，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也。”[94]
《石神福墓志》（813年）：“金谷郡人也。”[95]
《石默啜墓志》（817年）题“乐陵郡石府君墓志铭”[96]。
《石忠政墓志》（822年？）：“京兆万年县人也。”[97]
《契苾氏妻何氏墓志》（847年）：“望在庐江郡。”[98]
《安珍墓志》（850年）：“世为东平郡人也。”[99]
《康叔卿夫人墓志》（856年）：“（公讳叔卿，）其先卫人也。”[100]
以下年代较晚者，不再列举。
也有三个粟特人墓志继续明言自己是胡人后裔，这一般都有特殊的情况：
《石崇俊墓志》（797年）：“府君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此人应当是粟特石国人，因奉使入唐，先家关内，后落籍为张掖人，因为“回向释氏”，所以没有出仕，最后卒于长安群贤里，葬在长安郊外[101]。大概因为石崇俊是使者身份，因此无法在短期内掩盖，而且也没有必要掩盖，因为他的清晰的身份可以表明自己和安、史叛乱贼众无关。
《米继芬墓志》（806年）：“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102]这是父辈来唐朝的粟特米国使者之子，且继续以质子身份，忠于唐廷。
《何文哲墓志》（830年）：“世为灵武人焉。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其父何游仙曾任行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参予平定安史叛乱。何文哲则自德宗以来，一直在禁军中任职，屡立功勋，文宗大和四年（830）去世前，“策勋进封庐江郡开国公”。其长子公贲，也封“庐江郡开国公”[103]何文哲一家敢于继续声称为胡人后裔，大概因为他们确实是粟特何国国王的后裔，而且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一直与唐朝皇帝站在一边，因此不会受到歧视。
最后应当提示的是，与粟特同属于胡人的波斯人，大概没有参加安史叛乱，所以并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出身。撰于元和十四年（819）的《李素墓志》，仍旧声称是“西国波斯人也”[104]。而且，根据墓志，我们知道李素及其诸子不仅都入仕唐朝各级政府，并且一直保持着自己家族的景教信仰[105]。咸通十五年（874）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也表明萨珊波斯遗民不仅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婆罗钵文[106]。

三、河北地区成为胡人的新家园

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地区已经陆续有胡人进入，有的可能是随着贞观年间东突厥败亡而迁入的，有的则可能是零散的胡商或者跟随任职于河北地区的粟特裔官员而进入的。其进入河北地区的路线，除了从北边南下外，从笔者根据各种史料所勾勒的粟特人迁徙路线图来看，他们也可以走从灵州经并、代、蔚州进入河北之路，还可以走从洛阳，经卫、相、魏、邢、恒、定州，而达幽州，甚至远到营州的一条路。在河北地区的卫、相、魏、邢、恒、定、幽、营州，都有零散的粟特移民[107]。其中，有些地方可能还有胡人相对聚居的地方。譬如，如意元年（692）立于恒州城内开元寺的三门楼石柱上，就集中记录了一组相互婚姻的安、曹、史、何、米、罗、石、康、毕的粟特胡人，表明他们是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居住的[108]。另外，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立于恒州获鹿县本愿寺的石幢，上面也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史、安、石、毕、罗、翟等姓的粟特胡人[109]。
玄宗开元四年（716），由于契丹的内属，唐朝重建营州地区的统治秩序，《旧唐书》卷一八五《宋庆礼传》所记开元五年（717），“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110]，就是唐朝的一系列措施之一，这必然吸引了一些粟特人前来。天宝初，突厥第二汗国内乱，又使得一些原在突厥境内的粟特胡人归降到河北地区，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颜真卿《康公神道碑》所记康阿义屈达干的事迹：“公讳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附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发，墨（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称于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属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潜怀异图，庶为己用，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为其先锋使。”[111]既然康阿义屈达干仍然任部落都督，则其所率五千余帐应当随之入居幽州地区，人数不在少数。《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记河北道羁縻州：“降胡州一：凛州，天宝初置，侨治范阳境。右隶幽州都督府。”这很可能与康阿义屈达干率部到来有关[112]。以后，在安禄山的经营下，更有不少胡人将领和胡商陆续进入河北地区，聚集在范阳节度使的麾下[113]。
唐朝为了尽快结束持续多年的安史之乱，在宝应元年、二年间（762-763），陆续接纳安史部将的投降，并划定各自的统辖范围，形成了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主的河北藩镇割据局面。河朔地区，自立节度使，贡赋不入朝廷，而且拥有重兵，与朝廷分庭抗礼[114]。
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地区，由于统治者仍然是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有些本人就是胡人，如李怀仙即“柳城胡”[115]，他们自然会对境内原有的粟特胡人采取优容的态度，安史之乱以前就生活在这里的粟特人，不会像唐朝境内其他地区的粟特人那样，主动地改变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在中原地区的粟特胡人，转而进入河北地区，寻求生存和发展。以下将安史之乱以后进入河北地区各个藩镇的情况，略作表述。

1．魏博镇

长庆二年（822），史宪诚取代田氏任魏博节度使。关于史宪诚其人的来历，《旧唐书》卷一八一《史宪诚传》称：“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新唐书》卷二一○《史宪诚传》则说：“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这里称史宪诚原为奚人，后为灵武建康人，从奚人的活动范围，很难理解这种说法。其实，新旧《唐书》的记载不够确切，刘禹锡撰史宪诚子《史孝章神道碑》云：“仆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其后因仕中国，遂为灵武建康人。考宪诚，早以武勇绝人，积功至魏博节度使。”[116]可见这一家族来自北方朔野，应当是指突厥汗国，而非东北的奚族。罗丰先生曾论证过，史宪诚所自出的建康，不是指六朝都城建康（建业，今南京），而是指河西的建康，具体位于甘州西二百里处。前凉张骏设郡于此，属凉州。唐朝设建康军，隶属河西节度使[117]。比较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史宪诚一家原本来自河西建康，先东迁灵州，然后进入北方突厥领地，或许曾在突厥所辖的奚人中栖身，因而在奚、契丹强盛时冒称奚人，以后进入河北。经过这样的辗转迁徙，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具体出身并不太清楚，但却始终不忘来自西方，因此，史宪诚一家很可能是粟特史姓的后裔。
《旧唐书·史宪诚传》记：“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怀泽郡王。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至兵马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柱国、北海郡王。”《史孝章神道碑》则云：“曾祖道德，赠右散骑常侍，封怀泽郡王。祖周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赠太子少保。”这里史道德、史周洛的结衔，显然是最后的实职和追封。从史周洛最初以军校效力于魏博节度田季安（796-812年在位），其家迁入河北地区应当在安史之乱以后[118]。经过祖孙三代的努力，这个粟特家族不仅在河北得以立足，而且最后还担任了魏博节度。大和三年（829）史宪诚被杀，其子孝章入长安，后历任三镇节度，开成五年（840）卒[119]。
继史宪诚为魏博节帅的何进滔，《旧唐书》卷一八一《何进滔传》称“灵武人也”[120]。其子何弘敬的《墓志》虽然自称“庐江人也”，但又说何进滔是何妥八世孙[121]。《隋书·何妥传》称：“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号西州大贾。”“西城”据《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当作“西域”[122]。从何进滔娶康氏为妻，何弘敬取武威安氏为妻来看，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粟特胡人家族，所谓“庐江人”，显系后来的伪托。
《旧唐书·何进滔传》记：“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以进滔之贵，赠左散骑常侍。进滔客寄于魏，委质军门，事节度使田弘正。”田弘正元和七年至十五年（812-820）任魏博节度，何进滔既然是客寄于魏，为田弘正效力，表明他是在元和七年至十五年间来到河北的[123]。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灵州军校，父亲任夏州衙前兵马使，照例是颇有前途的，可是何进滔却转投河北，这或许就是粟特人在唐朝境内的压力使然。而进入河北以后，何进滔最终在大和三年被推为魏博节度使（829-840年在位），其子何弘敬（841-866年在位）、孙何全皥（866-870年在位）相继连任，统治其地垂四十年。
史宪诚、何进滔父子孙以粟特后裔身份任魏博节度，应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虽然相关的史料很少，但仍有迹可寻。《何弘敬墓志》记其六代祖令思因与乔叔望、执失思力争功，为叔望所诬奏，于是“并部曲八百人迁于魏、相、贝三州”[124]。乔叔望、执失思力都是贞观时人，所以此时何弘敬祖即已迁到河北是不可能的，也和上述“进滔客寄于魏”的记载矛盾，显然是因为何氏后人要强调何氏在河北根基深远的说法。但是，正如森部丰所指出的那样，这条记载也有合理的一面，即何进滔进入河北时，可能是率领相当数量的粟特人一起来的，这从他娶康氏，弘敬娶安氏的事实也可以看出来，何进滔获得节度使的地位，应当有粟特人集团的帮助[125]。
最近发现的《米文辩墓志》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一看法的认同，志文相关部分如下：

米氏源流，裔分三水，因官食菜，胤起河东，为王为侯，轩盖不绝，至于王父品秩，家谍备诸。公讳文辩，即其后也。大父讳梓，皇宁远将军、河东中军将、上柱国。烈考讳珍宝，皇魏博节度诸使、马军都知兵马使兼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散骑常侍、食邑三百户。公不坠弓裘，心存节义，德惟深厚，性乃端庄，以孝悌克全，起家从职。长庆初祀，署排衙将。公眈眈虎视，所向风生，迁亲事将，名光盛府，职近麾幢；使於四方，无失君命。大和中，授节度衙前虞候。出为巡按，非道不行，俾问贪残，鉴同秋水。转山河将，安人说剑，细柳尘清，洞晓机筹，宜当外御，迁贝州临清镇遏都虞候兼将，关河肃静，屏息欺邪，门绝屈词，案无停牍。转武城镇遏都虞候兼将，路当津要，美誉使闻，追署左前冲副兵马使兼将。时潞镇不庭，今相国盖代威名，奉天明命，剪除凶丑。公利战行权，授左前冲都知兵马使，匡君为国，巨显输诚。回戈大名，忧勤可拔，署左亲事、马步厢虞候，兼节度押衙、又营在府西坊征马及駞坊骡坊事。以公忠克佐，善政名彰，大中元年领步军左厢都知兵马使，兼节度押衙，累奏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加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於戏，绣衣骢马，才见荣门，大限未期，奄然休息。时大中二年二月廿二日，享年五十有五，灵舆远复，宫殡故国。夫人扶风马氏，坤资懿淑，神与惠和，哀申未亡，昼哭仪帐。有四子，长存遇，登仕郎、试左武卫骑曹参军、经略副使；仲存简，宣德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节度要籍、兼词令官。并忠贞早著，孝悌为心，文武艺周，遂居名职。季存实，幼曰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并哀容扶杖，丧事力营，尽家有无，非亏古制龟筮。以大中三年二月十一日竁于府西北一十五里贵乡县通济乡窦村之原[126]。

这个米氏家族也是安史之乱后从河东迁到河北的，从米文辩父开始任职魏博镇，米文辩自长庆初年开始效力魏博军中，其时正是史宪诚开始节度魏博之际。大和中，为何进滔任节帅之时，米文辩任节度衙前虞候。文中的“相国”则指何弘敬，米文辩在魏博出兵助唐平定泽潞刘稹之乱时又立战功，最后在大中二年（848）以节度故步军左厢都知兵马使兼节度押衙的身份去世，而其二子继续在魏博节度使下任职。这个三代效力于魏博史宪诚、何进滔、何弘敬的米氏家族，正好说明了魏博各级军将中，俱有一定的粟特胡人充任，他们构成了粟特节帅的统治基础。

2．成德镇

成德初代节度使李宝臣（763-781年在位）本范阳内属奚人，其手下也有不少粟特兵将。
《曹闰国墓志》记：“公字闰国，含州河曲人也。公行旅边蓟，幼闲戎律，于天宝载，遇禄山作孽，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为（伪）署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俛仰随代。夫天不长恶，二凶殄丧，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效其忠克，守镇恒岳。”[127]曹闰国本是六胡州的粟特胡人，安史之乱前到幽州地区，成为安史的部将。安史之乱后，曹闰国随李宝臣降唐，继续在成德军节下任职，成为镇守恒岳的将领。可见，成德军也是粟特人的安全堡垒，即使跟从安史叛乱，也仍然可以继续生存，继续任官。
同样的情形还有石神福。《大唐故成德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石府君（神福）墓志》称：“父何罗烛，试云麾将军、蔚州衙前大总管。有子四人，公则第二子也。生于雄武，长在蔚州。遇安史作乱，漂泊至恒阳。君主亦知，收于戎伍，频经战伐，累效疆场。悦畅君心，迁授大将。为征马事，重委在腹心，兼令勾当右厢草马使事。去元和八年（813）正月十七日奄然大谢于野牧，时春秋五十有五。”[128]根据石神福的年龄推断，安史之乱时他年纪还很小，所以其从河东迁至恒阳的时间应当在安史乱以后。也可能是墓志所记年龄有误，因为内容明确有“遇安史作乱，漂泊至恒阳”这样的文字。无论如何，他在安史乱后继续任成德军节度使手下战将，勾当右厢草马使事。
《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记：“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赵州刺史。”按李惟岳是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儿子，建中二年（781）李宝臣死时，惟岳任行军司马、恒州刺史，三军推为留后，但唐廷不许，遂叛乱，至明年为王武俊所杀[129]。《新传》不说康日知事李宝臣，而是事其子李惟岳，时间不明，但推测应当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永泰二年（766）立于恒州（今正定）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碑》的碑阴，有“节度押衙、左厢步军都使、同节度副使、开府仪同三司、殿中监、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食实封三百户、榆林郡王康日知”的名字[130]。但这个碑阴的题名年代，未必就在永泰二年，根据康日知显赫的头衔，特别是任节度副使一点，应当是李宝臣在位的末年[131]。康日知于建中三年（782）正月背叛李惟岳，举赵州投降唐朝。二月，唐朝以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132]。
《新唐书·康日知传》没有提到其父的任职。但康日知子《康志达墓志》补充了相关的情况：“自曾族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祖曰孝义，皇朝万安府折冲，累赠户部尚书。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以忠信奉上竭诚。建中三年将赵州，拔城赴阙，拜晋、慈、隰等州节度使。公即仆射第四子也。”[133]延庆应即康植，大概因平六胡州之乱而得以从灵州徙居为京兆长安人。康孝义任折冲的万安府，在河东道晋州[134]。虽然开元以后的折冲府官已是虚衔，但表明他仍在唐朝任职。这样一个已经入籍京兆的家族，为何在康日知时又迁到河北，可能也是与安史之乱后粟特人的处境有关。在经过一番政治变动后，康日知在建中三年又回归唐廷，兴元元年（784）徙为奉诚军节度使，又徙晋绛，彻底回到中原。而他的封号也从榆林郡王转为会稽郡王，其家族也称会稽人了。
上面提到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碑》碑阴题名中，还有孔目官安都滔、节度押衙康如珍、左厢□□□将安忠实、右厢马军□将何□、左厢步军十将何山泉、衙前将康日琮、曹敏之、史招福等[135]，很可能都是当地的粟特裔将领[136]，则表明成德镇的兵将中也有不少粟特人。

3. 幽州卢龙

幽州是安禄山经营多年的老巢，原本就有许多胡人生活在这里。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部将内部的斗争，曾出现杀胡事件。《安禄山事迹》卷下记载：上元二年（761），幽州城内叛军将领阿史那承庆与高鞠仁相互攻杀，“承庆不敌而奔潞县。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137]安史之乱后唐朝任命的幽州节度使李怀仙，就是“柳城胡人也”[138]，照理在他手下应当有其他胡人将领，但我们在史料中所见到的幽州其他胡人将领的记载却很少，这或许是由高鞠仁杀胡事件所致。
但这种突发的事件影响不会很长，对此后大多数幽州粟特人的生存更不会造成直接影响。幽州应当和魏博、成德镇一样，对胡人采取优容的政策。幽州境内的民众在房山石经上留下的题名，主要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文字，其中即有大量应当是粟特后裔的题名[139]，表明当地民众中有大量胡人的继续存在。
以上所举的河北三镇粟特胡人的材料和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节镇对于胡人采取优容的态度，参加安史之乱的胡族将领被继续留用，许多原本在关内、河东等地生存的粟特人也迁到河北，在这里建立新的家园，有些得到新的发展，甚至坐到节度使的高位。这和唐朝直辖地区的粟特人纷纷改变自己姓氏、郡望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河北胡人祆祠的建立及其文化的传存

河北地区不仅为粟特胡人提供了生存之地，也为胡人文化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
因为宗教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中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化因子之一，所以我曾在《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一文中，考察了长安波斯人坚持自己的祆教和景教信仰的情况[140]。目前所知，长安有五座祆祠，分别在布政、醴泉、普宁、崇化、靖恭坊。洛阳有四座，分别在立德、修善、会节坊和南市。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记：“唐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141]可知是粟特何国人何禄所建。而布政坊的祆祠是武德四年（621）立，“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祓（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142]萨宝为粟特队商首领的称号，这里的祆祠也应当是粟特人的祭祀场所。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我们看不到长安和洛阳新立祆祠的记载，也没有明确的胡人祭祀祆神的记录，但我们从《苏谅妻马氏墓志》得知，这个波斯家族直到晚唐，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祆教信仰。而建中二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元和十四年的《李素墓志》，都证明另一部分波斯人也坚持着自己的景教信仰。
相反，在安史之乱后的河北地区，却有新的祆祠设立的记载。目前所知，至少有两座：
一是立于恒州西南五十里获鹿县（原名鹿泉县）的鹿泉胡神祠。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六著录《唐鹿泉胡神祠文》：“唐来复撰并书，宝〔历〕二年（826）四月立在获鹿。”[143]既称胡神，且用祆祠常用的“祠”字，不难让我们认为此处之“胡神祠”是一所胡人崇奉的祆祠[144]。可惜的是碑文已佚，不得其详。恒州是成德节度使衙所在之地，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揭示，恒州附近的确聚集了许多粟特人，因此在这里为胡人设立祭祀他们的祆神的祠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二是定州东瀛州寿乐县祆神庙。宋人王瓘《北道刊误志》记载：“瀛州乐寿县亦有祆神庙，唐长庆三年（823）置，本号天神。”[145]瀛州属于幽州节度使管辖，这里明确说是祆神庙，为长庆三年设置，表明幽州地区大概随着粟特民众的增加，甚至有了新立祆神庙的必要。此处特别提到祆神本号“天神”，正是地道的祆教传统说法[146]。
由此连带地应当提到唐宣武节度使衙所在的汴州（开封），宋代史料记载从晚唐到北宋，这里的祆祠不止一座。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的记载很值得分析：“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147]宣武并不是像河北三镇那样的跋扈藩镇，但有时也不完全听命于中央，其地与魏博辖区接近，所以很可能有一些粟特胡人在晚唐时进入汴州地区。这所祆庙建于何时不知，但至少在咸通三年以前，审其文意，可能更早。这里提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信息，是负责祆庙宗教事务的庙祝姓史，显然是粟特史国的后裔，他们世代任职，使这座祆庙的圣火一直不灭，持续两百年，至宋代还为京师人所敬畏。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条记：“元祐八年（1093）七月，常君彦辅就开宝寺之文殊院，遇寒热疾，大惧不良。及夜，祷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图像归事之，且使世知神之休也。”这里说北宋时常彦辅在佛寺得病，因为祷于祆神祠而痊愈，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所祷的祆祠是否即史家所主持的那座，但祆比佛灵，正好为“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的说法提供了例证。
可以说，除了敦煌之外，我们很难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地区找到纯正的祆神祭祀活动，更未见到新设立祆祠的记载。而随着粟特人向河北地区的移徙，新的祆祠在河北地区得以建立，并且为胡汉民众所敬事，有的一直延续到北宋。可见，直到中晚唐的河北及其周边地域，胡人的文化在此继续顽强地生存。

结论

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各地的情形也是不一样的，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认为，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
河朔节帅有的本人就是胡人，有的在安禄山的统治下早已胡化，他们对于粟特人显然采取了优容、庇护的政策，粟特人在这里不仅不受猜忌，而且有的甚至坐上节度使的宝座。在这种环境下，粟特人也把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聚落或聚居地所设立的祆祠，移置于河北地区，继续他们已经变种的祆神崇拜，并且影响到当地居民，使之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各族民众的普遍信仰。

（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2，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12（2004.4），102－123。）

[1]笔者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和《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两篇拙文的结论部分，都表示过这种看法，但没有具体论证。前者见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09-110页；后者见刘东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76页。
[2]《旧唐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48页。
[3]《唐会要》卷八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877页。按，至德二载正月唐军尚未进入长安，故“二”为“三”之讹，参看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11页注[1]。
[4]《资治通鉴》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7051页。
[5]也有再未回改的例子，如长安安兴坊改作广化坊，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44－45页。
[6]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214－21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763）八月条。
[8]参看《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新唐书》卷二二四《仆固怀恩传》。
[9]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八月条；《旧唐书》卷一二七《张光晟传》。按《通鉴》之“九姓胡”，《旧传》作“杂种胡”，陈寅恪《旧唐书》札记此处记：“杂种胡即西域九姓胡。”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83页。
[10]同上注引《资治通鉴》。
[11]姚汝能撰、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8页。
[12]《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1958页。
[13]《白居易集笺校》卷三讽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册，161－162页。
[14]《安禄山事迹》卷上，6页；《旧唐书》卷二○○《安禄山传》；《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
[15]《元稹集》，冀勤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286页。
[16]同上，284页。
[17]《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49-150页。
[18]参看拙文《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即刊。
[19]参看毕波《唐代前期长安河北胡化之对比研究》，待刊稿。
[20]《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98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1辑，67－69页。参看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37—49页。按，本文以下所引唐代墓志材料，主要依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和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除特别需要外，只注同一墓志的一个出处，其他录文和图版所在从略；引文出处一般给出全文所在，以便读者通览。
[21]张说《河西节度副大使安公碑铭并序》，见《张说之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文苑英华》卷九一七；《全唐文》卷二三○。
[22]《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500页。
[23]关于武威安氏的粟特出身和与安世高是否有关的问题，参看拙文《安世高与武威安姓──评〈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66-379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427-440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荣新江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关于胡人与汉人间的通谱现象，参看马驰《论仕唐蕃人之汉化》，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民族学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0-42页。
[24]《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四月戊申条未记赐姓具体年代，《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玉传》将赐姓与徙籍均系在至德二年，不如《旧传》准确。
[25]不过李抱玉从父弟李抱真（安修仁后人）的墓志，即穆员撰《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称其卒后，“中使护丧，达于洛泗，冬十月九日葬于繩池，祔先君太保之茔”（《全唐文》卷七八四），表明李抱真家可能占籍于洛阳。
[26]《全唐文补遗》第2辑，30页。
[27]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
[28]墓志全称为《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3辑，128-130页。
[29]《新唐书》卷二○七《宦者·骆奉先传》。
[30]《全唐文补遗》第1辑，209页。
[31]拙文《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59-60页。
[3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16-19页。
[33]同上，68-72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84-285页。
[34]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238页（图版）。
[35]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82-84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85-286页。
[36]《唐代墓志汇编》， 96页。
[37]同上，124页，录自《陇右金石录》卷二。
[38]《唐代墓志汇编》，180页。
[39]同上，188页。
[40]《全唐文补遗》第2辑，129－130页。
[41]笔者对萨宝（萨保、萨甫）的性质有详细辨析，参看拙文《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3），2003年待刊。
[42]《唐代墓志汇编》，267-268页。
[43]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44-47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60-261页。
[44]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6-199页；又《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60-261页。
[45]《唐代墓志汇编》，302-303页。
[46]参看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第1期，126页的论证。
[47]《唐代墓志汇编》，384-385页。
[4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47-49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72-273页。
[49]《唐代墓志汇编》，503页。
[50] 岑仲勉《贞石证史》，作者《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2-84页；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原载《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1995年，53-54页，收入作者《石学续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4-115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317-319页。
[51]《唐代墓志汇编》，530－531页；《全唐文补遗》第2辑，234页。
[52]《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康国条。
[53]《唐代墓志汇编》，545页。
[54] P. Pelliot,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11 serie 7, 1916, 111-123; 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25－29页。
[5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31页注[34]。
[56]《唐代墓志汇编》，571页。按，“康居”之“康”字，“九州”之“九”字，诸家录文作缺字，现据《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330页所刊图版补。
[57]《唐代墓志汇编》，584-585页。
[58]同上，585页。
[59]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93-96页；《全唐文补遗》第4辑，376-377页。参看罗丰《也谈史道德墓族属及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8期，92-94页；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54－56页；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358－365页；邓文宽《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作者《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332-338页。
[60]《唐代墓志汇编》，658页。
[61]同上，669-670页。
[62]同上，670页。
[63]同上，680页。
[64]同上，694页。
[65]同上，694-695页。
[66]《全唐文补遗》第1辑，67-69页。
[67]同上第6辑，336-337页。
[68]《唐代墓志汇编》，845-846页。
[69]参看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127页；拙文《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88页。
[70]《全唐文补遗》第5辑，231-232页。
[71]《文物》1988年第9期，56页；《全唐文补遗》第6辑，349页。
[72]《唐代墓志汇编》，1016页。
[73]同上，1016－1017页。
[74]同上，1045－1046页。
[75]同上，1052－1053页。
[76]同上，1104－1105页。
[77]同上，1180页。
[78]同上，335－336页。
[79]同上，633页。
[80]同上，855-856页。
[81]同上，1270页。
[82]同上，1433页。
[83]同上，1511页。
[84]《全唐文补遗》第3辑，107页。
[85]《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下著录。
[86]《全唐文补遗》第6辑，466页。
[87]师小群《西安郊区出土唐韩国信、康氏墓志考述》，《陕西省博物馆馆刊》第4期，1997年，210页。
[88]《宝刻丛编》卷七；又《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
[89]《全唐文补遗》第5辑，431－432页。
[90]同上第1辑，285页。
[91]《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60-62页。
[92]《晋书·地理志》记元康五年（295）立会稽县，属晋昌郡。又《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瓜州条：“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北周时废郡为县，地点就是晋昌郡治。后县治迁到玉门废县，即今赤金堡地。参看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23－228页。
[93]《颜鲁公文集》卷七；《全唐文》卷三四四。参看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23页。
[94]《全唐文补遗》第5辑，408页。
[95]《唐代墓志汇编》，1991页。
[96]同上，2024-2025页。
[97]同上，2086页。
[98]同上，2260-2261页。
[99]同上，2281页。
[100]同上，2347页。
[101]同上，1892-1893页。
[102]《全唐文补遗》第3辑，143页。
[103]同上第1辑，282－286页。
[104]同上第3辑，179页。
[105]拙文《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页。
[106]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 W. Sundermann and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Orientforschung, 11.3, 1966, pp.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363-376；H. 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73-82;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作者《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107]《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99-108页。
[108] 森部丰《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史境》第45号，2002年，23－27页。
[109]同上注森部丰文，27－28页。按，森部丰主要依据《常山贞石志》卷七的录文，不够全面，此据《八琼室金石补证》卷四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13－315页。
[110]《新唐书》卷一三○略同。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2页。
[111]《颜鲁公集》卷六；《全唐文》卷三四二。
[112] 参看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一形态》，《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30－31页。
[113]参看拙文《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年，231-241页；《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22-237页。
[114]关于中晚唐河北地区的政治史，有关的研究文献很多，笔者主要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书中的文章。有关河北地域构造及与外界交通问题，参看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59-671页。
[115]《新唐书》卷二一二《李怀仙传》。
[116]《全唐文》卷六○九。
[117]《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6—198页。参看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54－56页；又《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358－365页；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23页。
[118]森部丰认为史宪诚祖上迁河北的时间在安史之乱前后，见所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60－262页。
[119]《旧唐书》卷一八一《史宪诚传》；《史孝章神道碑》。
[120]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8页。
[121]《全唐文补遗》第5辑，39-43页。
[122]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78—79页；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843页。
[123]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3页已指出在元和年间。
[124]《全唐文补遗》第5辑，39页。
[125]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5页
[126]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文物》待刊稿。
[127]《唐代墓志汇编》，1787－1788页。
[128]同上，1991页。
[129]《旧唐书》卷一四二《李惟岳传》；《新唐书》卷二一一《李惟岳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条。
[130]《常山贞石志》卷一○《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碑碑阴》。
[131]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2页据此碑正面年代认为康日知可能在安史之乱前后迁到河北，而且是从灵州迁移河北的粟特人的最早记录。
[132]《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正月、二月条。
[133]《全唐文补遗》第5辑，431页。
[134]《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晋州条。
[135]《常山贞石志》卷一○《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碑碑阴》。
[136]参看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262页，注[1]。
[137]《安禄山事迹》，44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考异》引《蓟门纪乱》。
[138]《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
[139] 森部丰《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28-32页。
[140]《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71－76页。
[141]姚宽《西溪丛语》，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2页。
[142]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6页。又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方严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4—105页。
[143]《石刻石料新编》第24册，18177页。
[144]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22页。
[145]参看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八；神田喜一郎《祆教琐记》，《史林》第18卷第1号，1933年，16页。关于《北道刊误志》，参看李孝聪《〈北道刊误志〉残本及其反映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61-72页。
[146]参看拙文《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94－300页《西域早期的天神崇拜》一节。
[147]《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