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当《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刊登不久后，另一份与之渊源颇深的杂志——《甲寅》在这月底悄然复刊了，初为日刊。主编章士钊一直把办报视为自己的铁饭碗，早年间曾跟好友黄兴笑称：“有了这个铁饭碗，一生吃穿不愁。”

  事实上，这位36岁的报刊政论家早已盛名在外。他一生办过诸多报刊，始终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力图塑造一个独立政论家的面貌。而与其独立态度相关联的，是他“克制激情，朴实说理”的逻辑文风。章士钊明确反对那种“气盛理枯，词盛意索，感情横决，大言烈烈”的文风，主张运用逻辑与语法学的规则定律，进行严谨的推理，得出科学的结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所见也。”

  这种冷静自持的理性文风，在彼时的舆论界里无异于一股清流。时人赞扬“亲切而不鄙俚，典雅而不炫耀”，章太炎更评价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

  这种文风，与章士钊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密不可分。10年前的夏天，他离开东京奔赴英国，进入阿伯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兼攻逻辑学。阿伯丁位于英国东北部，虽不如牛津、剑桥名气大，其文科却相当有成就，赫胥黎曾任该校校长。章士钊在这里苦读四年，打下了他一生新学的底色——他此后思考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一系列主张，都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还拥有深厚的旧学修养。13岁那年在家乡长沙城里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嗜好柳文，深受其“简洁有法，铿锵有力，字斟句酌，语无虚说，文无空落”之文风影响。可以说，章士钊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真正中西贯通的人物之一。学成归来后，他很快成为民国初年思想界的一杆旗帜。

  此次《甲寅》日刊复刊，章士钊特地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参与编辑工作，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大钊和高一涵都是三年前《甲寅》月刊时期的旧友，而另一位旧友陈独秀虽早创立《新青年》，也仍然不忘为复刊的《甲寅》联络稿源。当月，陈独秀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

  经过一番悉心准备，1917年1月28日，《甲寅》终于在北京复刊。这一年的生肖为虎，杂志封面上也绘有一虎，时人称之为“老虎报”，章士钊也被喻为“政坛文虎”。

  《甲寅》月刊时期，或许是这位“政坛文虎”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章士钊在创刊号上直言：“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他认为，欲下论断，必先考证。与其他刊物不一样，《甲寅》并不做简单的政治攻击，而注重从学理上分析问题，有很强的学术气息。这种严格的理性态度，在彼时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之时，确是一副救世良药。

  章士钊在《甲寅》上系统地论述了“调和立国论”，将批判矛头指向袁世凯专制统治，也严肃批判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倡导建立以“调和”“有容”为基础的多元社会运行机制。他用笔名“秋桐”和“无卯”先后发表了17篇文章，将其不偏不倚、推理精密的逻辑文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文章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以至于时隔多年后，学者金岳霖在北京遇到晚年的章士钊时，依然还能背诵出他当年的政论文章。

  当年的《甲寅》就像是一只呼啸于沉闷山林之中的老虎，“风行一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通过《甲寅》，章士钊更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交接”，开拓了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高一涵、杨昌济等人逐一登场，这些背景身世迥异的作家纷纷聚集在《甲寅》阵营之中，一时人称“甲寅派”。

  在诸多作者中，与章士钊相交最早的无疑是陈独秀。早在章士钊少年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时，就结识了陈独秀，两人“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

  在《甲寅》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的通讯栏，曾发表陈独秀署名CC生给章士钊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痛心疾呼：“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章士钊在按语中赞赏陈独秀“以寥寥数语，十足写尽今社会状态”，却也并不认同其略显偏激的表达，“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从这一互动中，或许也能微微窥见章士钊与陈独秀日后分野的端倪：陈独秀富于情感、时走偏锋的文风，显然不同于章士钊严谨缜密、长于说理的风格；而在政治主张上，章士钊一贯主张上层政治制度改革，而陈独秀认为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但出路在哪里，他尚在摸索。

  有趣的是，早在《甲寅》月刊时期，黄远庸就在给章士钊的信函中提出：“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他提议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张本的经验，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但章士钊对此却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改良政治才是当务之急，而非文学。

  黄远庸的这封信刊登在《甲寅》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也是月刊的最后一期。1915年10月，《甲寅》月刊因袁世凯政府禁止在邮局寄售而停刊。在《甲寅》月刊停刊前月，返回上海后的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悄然问世。几年后，当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之时，被中华革命党人谋杀于异国的黄远庸，却早已无缘这个新文学时代了。

  《新青年》创刊之初，不少读者发出“甲寅再世”的呼声。许多《甲寅》的骨干作者群，也经由陈独秀在《新青年》重新连接起来。常乃惪先生在《中国思想小史》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前期新文化运动讨论的许多思想和问题，“都是由《甲寅》引申其绪而到《新青年》才发扬光大”。但个性鲜明的陈独秀，显然也在逐渐摆脱《甲寅》的痕迹。

  及至三年后1917年《甲寅》日刊复刊之时，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正加速推动着一场大变革的袭来，而此时的章士钊仍然坚持为“调和立国论”奋笔疾呼。

  1916年8月，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开；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内阁中，也容纳了不少国民党人和进步党激进分子；中华革命党、进步党、欧事研究会等民主势力，与西南实力派结成了所谓的“清流大同盟”——为了恢复秩序，互为“抵力”的几股势力都做出了一定让步。眼前的一切，让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的章士钊看到了希望，仿佛出现了他所期待的“调和气象”。1916年下半年，他以湖南省国会议员身份来到北京，开始了调和立国的积极尝试。

  此时的章士钊，既是报人也是政客，在报界与政界之间徘徊。身份和心境的转变，也体现在《甲寅》日刊的发刊词中，他提出要“脚踏实地”，以“大无畏之精神”为社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较之三年前《甲寅》月刊“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声明，明显要积极得多。而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积极参与制宪活动，并将思考心得写成文章公之于世，供社会各界采纳。

  纵观章士钊1917年上半年发表在《甲寅》日刊上的文章，也主要围绕这些政治议题展开。他分别以《国教问题》《宪法问题》等文章一一回应。这也是他一贯的政论风格，对一件件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说理分析，期望从中找到各方均能接受的“调和”方案。为此，他在国会中以“调和派”自居，为竭力调和党争而奔走呼号。

  但政治现实远比章士钊想象中复杂。1917年上半年，随着“府院之争”的加剧，原本勉强结合的“清流大同盟”公开分化，“调和气象”瞬间烟消云散，政局也随之动荡起来。

  这对“调和立国”寄予厚望的章士钊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此时的中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股政治势力之间不可调和，寄望政治精英们以民族前途为重，精诚合作，遵守西方宪政的游戏规则，几乎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时局的发展终究与章士钊的期望背道而驰。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借进京调解“府院之争”之机，伺机复辟，解散国会。作为持反战论的议员，章士钊不得不避居天津，而发刊至150号的《甲寅》日刊也于6月19日被迫停刊。

  半年来的政治实践，让章士钊深深感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对政治陷入了一股幽深的无力感和厌倦之中。此时，他正好接到陈独秀从北大抛来的“橄榄枝”，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前往北大执教，“渐厌政治，将事学术”。

  新文化的“异见者”

  1917年秋季的北大开学典礼，由于张勋复辟的闹剧，被迫延宕至9月21日才举行，10月1日才正式上课。自开学起，章士钊就成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教授，每周讲授逻辑学史三个课时。除此之外，章士钊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担着一份学术演讲的差事，星期日不定期在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做逻辑学史讲演。

  章士钊在英国留学时，就专门研究过逻辑。“逻辑”一词的定名，就是他在1910年《论翻译名义》一文中倡议而来。过去，人们把“logic”译为“名学”“辨学”或“伦理学”。章士钊认为这些译法都不足以概括“logic”所指的内容，在对比中西逻辑思想之异同后，他主张以音译名，把“logic”译作“逻辑”，后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

  由于曾是名噪一时的政论家，又对逻辑思想史造诣精湛，章士钊在北大讲课时曾引起轰动。据旁听生高承元回忆：“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高承元还将章士钊的讲课记录下来，刊登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政学报》上，供更多学子一窥奥妙。也正是在北大讲学期间，章士钊总结自己研究中西逻辑所得，撰成了《逻辑指要》的初稿。

  进入北大这一年，章士钊积极参加各种组织。他向校长蔡元培建议组织编译会，以编译西方学术著作。1917年12月16日，章士钊和胡适、王宠惠、陈独秀等七人当选为北京大学编译会评议员。第二年3月，章士钊南下上海，代表北大编译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出书合同。“合同规定，北大编译处每年为商务印书馆提供200万字左右的著作或译著，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同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北大执教时，胡适与章士钊一家交往日深。时值1918年5月，胡适轮值主持《新青年》。他准备组织一期“易卜生专号”，把这位主张改良社会的挪威戏剧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实现他在《甲寅》月刊时就提出的“戏剧建设”想法。章夫人吴弱男的英文很好，胡适便向她约稿，翻译易卜生戏剧《小爱友夫》。最终呈现的这篇译作，也明显带有章士钊加工润色的痕迹。

  尽管私交甚笃，但章士钊从不参与陈独秀、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独立的立场。早在1917年5月，章士钊在《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讲演中就谈道：中国第一贫乏是知识，不仅传统的知识不太了解，对域外的新学说，也知之甚少。但他与陈独秀等人的区别在于，并不把传统知识与域外新学对立起来，在谈伯格森时也谈王阳明，“自信从本土的文明里可以找到新生的根据，大可不必将祖先的东西扔掉”。

  这是他首次表达跟《新青年》“文化革命论”的不同意见，隐约可见“新旧调和论”的思想萌芽。如今回头来看，章士钊的这些看法并不全然陈腐，甚至还有不少中正之处。

  在当年12月17日的北大建校20周年庆上，章士钊以“调和论”为题，做了长篇演说。在他看来，“大学者，号称学府者也，其中尤赖富于调和之精神”。他号召学生当有创见独识，而又不固执己见，共求大信，培养出一种调和精神。这次演讲，反响很好。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晨间偶翻纪念册，见章行严先生在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说调和之理，若在吾心中发出，甚诧，不知吾无形中受其教育欤。”

  身陷政治漩涡

  章士钊去北大任教前，曾打算三年不问政治。与之相交匪浅的政界人物岑春煊，在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初，多次电邀章士钊南下商量对策。章士钊不为所动，反而劝说岑春煊安于隐退生活，不要重新出山。但岑春煊始终不甘寂寞，于1918年5月操纵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并担任总裁。在未征得章士钊同意的情况下，就将任命章士钊为军政府秘书长的消息公之于报端。

  彼时的章士钊还在北大任教，就住在北洋军阀的眼皮底下。这一来，他的境地就变得进退两难：南下，有违做学术的心愿；不南下，又对不住岑春煊的寄望。他感慨：“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相共。今西林（指岑春煊）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尽管并不心甘情愿，章士钊最终还是决定南下。事实上，身在学府的章士钊始终“萦心于政治”，尽管残酷的政治现实曾给他以重击，但他终究没能忘怀“调和立国”的主张。

  1918年5月，章士钊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后又被任命为南方议和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从此，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随后的政海沉浮中，他对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已大大削弱，而对岑春煊个人的忠诚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他的行动。

  当章士钊沉溺宦海时，老朋友杨昌济在重病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幡然改图”，尽早退出政治漩涡。这封信对章士钊触动很深，彼时他正因新旧调和论而遭到新文化运动骨干们的广泛批评。章士钊决心退出政坛，重新从事文化学术事业。他于是计划留学欧洲，并在欧洲办一个编译机构，专门介绍欧美文化。

  1919年10月底，章士钊从上海到广州，准备交卸南北议和代表职务。但勾留数日后，却仍然碍于人情，不忍决然离开岑春煊，竟又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以至于朱执信曾讽刺章士钊：“那前清宫保（指岑春煊），就像一块磁石，章行严就像一根铁绣花针，一走近就要吸去，一粘着就拉不开。”

  同月，胡适在参观吴禄贞墓时曾感慨道：“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背时”的人里，或许就有章士钊这位旧友的身影。（文/邱杨 裴诗贇）

  | 后 记

  章士钊（1881～1973）在1921年2月至9月再次游历欧洲，归来后思想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受欧洲战后思潮影响，章士钊认为政党政治是西方工业国家的产物，不适合我国农业国之国情——“盲学西方，就好比病者未经诊断，妄服巴豆。”进而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宪政，主张以农立国，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也更趋坚决，毕生以古文著书论文。

  1949年后，章士钊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73年5月，他带病赴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