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严复如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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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京东下单的严复翻译名著《穆勒名学》今天送到。作为一名新闻评论教员，我过去对梁启超一直深深追慕，对其作品也做了一些研究；而对严复，除了在讲到演绎与归纳时引用了他在《西学门径功用说》中自己创造的一个逻辑案例（“今有一小儿，不知火之烫人也……”）之外，最近才集中阅读了他的译著《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及当代学者对于严复译著的研究专著。

那么，对于这两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应该怎么比呢？

恰好，今年1月份，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触及了这个问题。今天略作补充——

再读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与严幼陵先生书》，感到，对于研究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一篇值得反复阅读的书信。严复，作为一种更为严谨、专业的学术标准和更为严格的传播责任标准，可以作为理解和评价梁启超传播观念的一个参照系。

从这封书信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在严复面前所暴露的知识盲点，也可以看到他在传播中的功利态度。

比如：

“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庶几不免。”（全集，71页）

再比如，他在文章中引用的一些论据，往往不过耳拾之言：

“以魂魄属人之小卤之论，闻之穗卿；拉丁文一年有成之言，闻诸枚叔，至今自思魂魄之论，觉有不安，而欧、印性理之学，皆未厝治，未能豁然。拉丁文之说，再质之枚叔，固亦谓其不若是之易也。”（同上）

这两个知识点，可能是严复在书信中对梁启超的指驳。具体内容，应查严复书信。

梁启超在书信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固然反映了他的坦诚谦虚，但想来也是无可遮掩的实情。

问题在于，梁启超此信，并非全盘接受批评的态度，在坦诚接受之中，也申述自己的理念，隐有申辩之意。比如：

“然启超常持一论，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上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失言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

这个说法，似是反思，但从下面来看，并未放弃收回：

“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

这就是说：别把人民群众看得太傻。我即使有错，也会有高人识得。这其实已是以“谦虚”的名义而逃避传播的严格责任了。作为一位意见领袖，应当以更高、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不要把修改错误的可能寄托于受众。

其实，如果拿梁启超自己在十多年之后在《国风报叙例》（1910）这篇重要的新闻文献中就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观点正与十多年前严复对他的批评相同：

“近儒之研究群众心理者，谓其所积之分量愈大，则其热狂之度愈增。百犬吠声，聚蚊成雷，其涌起也若潮，其飙散也若雾。而当其热度最高之际，则其所演之幻象噩梦，往往出于提倡者意计之外，甚或与之相反。此舆论之病征也。而所以致病之由，则实由提倡者职其咎。盖不导之以真理，而惟务拨之以感情，迎合浅佻之性，故作偏至之论。作始虽简，将毕乃巨。其发之而不能收，固其所也。”

而在此前的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还曾主张过“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这样一种不太审慎于传播结果的观点。

此外，在这封信中，梁启超还以传播对象的知识程度较低为自己辩护：

“启超平时最恶人以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矫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

也就是说，梁启超承认这种西方有的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有的观点是一种庸俗化的观点。但是，他认为，新闻媒体的传播对象都是受教育程度一般化的普通人，为了让他们明晓道理，拿中国的事物做一个比方也无不可。

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传播观。

其实，这样一种考虑和这样一种思维，就连严复自己也不能避免。在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法意》中，他常常在译著正文或按语中加入中国古代的事例。比如，在《天演论》中，赫胥黎原文在讲到人类的自尊心的时候用了一个《圣经》故事，严复怕中国人看不懂，竟然用汉将李广诛杀灞陵尉的故事代替之。而在《法意》的按语中，他甚至说英国的《大宪章》中国古代也有。呵呵。

对于严复的评价，以及与梁启超与严复的比较，原来商务印书馆的王栻先生在《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的这样一些话，我觉得非常到位：

“总起来说，严复这时候的思想，虽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的基本相同，但却有一个不同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康梁们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全部是封建教育，他们不曾到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国家的文物制度；又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不能直接阅读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著作。他们只能凭西洋传教士如李提摩太之流的宣传文字，及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馆等所翻译的有关科技及国际法等方面的通俗书籍，再加上他们在、上海等处所看到的市政管理，这些便构成他们的认识资本。……”

这是以知识结构作为判断的标准，自有其道理。因为一个人天资再高，也难以跨越自己的知识结构。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时，这一位四士三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

当然，后来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自己作为流亡者在日本阅读了大量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则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再加上他在文体创新上的努力和大众传播的力量，则其对于当时中国一般知识界和中国民众的实际影响力——连王栻先生也不能不承认——是超出严复的。

总体来说，严复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的学术原创性，或者说他接近西方思想原创者的程度，要高于梁启超。在这一点上，他是评价梁启超的一个标准。而梁启超作为大众传播文体的创新者，对于严复而言，是思想的传播效果的一个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