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广骞版中国政改统一联盟模式（2014元旦稿）
戴广骞版中国政改统一联盟模式（2014元旦稿）
（戴广骞, 于加拿大）
一，中国将可能发生的政改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多年，是从哪来？到哪去？改革开放的元年是哪一年？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是1971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引领了世界的改革开放，并且是世界性的同步开放改革。我将1971年简记为改开元年，2013年是改开43年。43年来中国忽然左，忽然右，就像一个学骑自行车的人，在努力地寻找平衡。改革的目的是“变至通，通至达”，想一想哪些改对了？哪些改错了？该总结一下了。
我们看看改开元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你就会认可这种纪年，也会认可毛泽东周恩来是改革开放的奠基人。
改开元年（1971年）的“开放”：
当时，世界是东西方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方略，扶植了不少反苏独裁政权。
由于毛泽东通过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战争方式，全力做好了要准备打仗、准备打核战争的各种反侵略战争的调遣和部署，甚至做好了要打来自美国苏联对中国两面夹击、南北瓜分的常规大战和核大战的各种准备，并充分利用美苏矛盾和中国在美苏争霸中的第三者地位，有效地调度了美苏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既在1969年2月17日从越南撤出全部援越抗美军队，避免了中美在越战中直接相撞发生美国对华核战争危险。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战争。又在1969年8月28日在得到美国的间接帮助下，阻止了苏联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和核战争的巨大危险，从而使中国转危为安，安全形势得到好转。
1970 年，空军从巴基斯坦购买一批“三叉戟”，带队飞回中国的是“驾驶技术比较高”的师副政委潘景寅，第二年 9.13 事件中为林彪伙驾驶“256”号飞机的正是此人。
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请，但是只有不到二十人敢于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为了谢绝。在寥寥几个决定接受邀请的人中，有杜鲁多和他的朋友埃贝尔。两人在中国游历一个多月，回来后合写了一本日记体游记《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于次年出版。 60年代后期，西方盟国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这就为加拿大调整亚洲政策、承认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时，加拿大已经成为新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加拿大小麦的最大买主。特鲁多瞅准时机，代表自由党内的少壮派，对皮尔逊落后的对华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所拟定的新党纲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他赢得了人心，1968年4月的自由党大会上，特鲁多击败很多资深自由党阁员（包括前总理保罗·马丁之父，老保罗·马丁)当选自由党的新领袖，随后当选新总理。他上任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六次谈及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其中5月23日，他在回答《环球邮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说：加拿大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汉弥尔顿说：“在我当部长跟中国人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禁止向我们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还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国运粮船只提供燃料。迪芬贝克与我都极其恼火。迪芬贝克曾对美国大使说，你对肯尼迪总统说，假如这只鞋套在你们美国人脚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自1970年10月13日起，两国政府互相承认并决定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加拿大在1970年承认了中国，在70年代北美是第一个；中加建交推动了一系列欧洲的西方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影响极大。贾斯汀·特鲁多于1971年12月25日在安大略省渥太华出生，父亲是当时担任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
进入七十年代，冷战后期中国与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近百万达44个师。苏联利用越南达到对中国在战略上实行全面包围，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形势对中国极其险恶。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交恶，从此成为死敌。美国了解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和在地区事务的分量，开始同中国全面发展关系，以谋求对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展进行遏制。而这时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出身来和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对欧洲的西进，也正急于要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对李志绥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 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森来中国或接见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想藉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老布什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获总统尼克松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七三年一月中旬离职。他对台湾颇有好感，尽心尽力护卫台湾代表权。
美国1971年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但在此期间，美国官方又宣布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71年3月底，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举行中，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华，中国外交部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多数人认为不是不邀请，而是现在不宜邀请他们。因为在3月26日举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上和3月30日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美国乒协都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刚走，因白内障视力渐衰只能靠工作人员读文件的毛泽东对护士长吴旭君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我们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对我讲。在乒乓球锦标赛期间，毛泽东特别关注乒乓球队的有关消息。3月22日，毛泽东在床上三四个小时没睡着，到早晨6时，干脆不睡了，一反常态，马马虎虎洗漱完就要听文件。这时当天上午版的《参考资料》还没来，吴旭君念的是头一天的。毛泽东不耐烦地说，告诉机要秘书，催催新华社《参考》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来，我等着看。吴旭君说，主席说这件事关系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他要采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那些天，毛泽东一直装着山一般的心事。4月6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退外交部后，当晚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想早点睡。晚上11时多，他吃着饭，安眠药就起了作用，趴在桌上似乎睡了。突然，毛泽东说起话，护士长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毛泽东含含糊糊地说要打电话给王海容，邀请美国队访华。事后毛泽东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毛泽东终于决定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
美国代表团收到邀请后一片欢腾。美国国务院接到驻日本大使馆《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后，立即向白宫报告，认为这次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为的一种姿态”。尼克松总统在深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发加急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通知他白宫的意见是：乒乓球运动员务必去北京。接着他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对华政策。事后尼克松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得到实现。”
美国乒乓球队于当年4月10日到中国访问，与中国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参观了清华大学、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长城。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来表达对美国队的欢迎之情。4月17日，美国乒乓球队带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离开中国。4月21日，周总理乘着“乒乓外交”的东风，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给美国白宫传去口信，提出中方愿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特使或总统本人，以讨论解决美国从台湾撤军这个根本问题。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传话，终于实现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到达离巴基斯坦首都8公里的拉瓦品第。突然，他决定改变行程。他的一位随行官员通知在伊斯兰马巴德等候的记者，基辛格胃不大舒服，要在巴基斯坦山区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休息几日。第二天清晨，在巴基斯坦政府最严密的保护下，基辛格登上了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向北京飞去。他抵达北京机场时，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迎接。去机场迎接的还有当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他是安排基辛格这次秘密访问的负责人。基辛格立即与周恩来举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会谈。在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提出要会见基辛格。但基辛格考虑到这种历史性的会见镜头应该留给尼克逊总统，他婉言谢绝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退让，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周恩来总理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重申台湾向来就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限期从台湾全部撤走，美蒋防御条约无效。
这以后，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冷战环境下，在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进军国际外交战场的步伐大大加快，真可谓过关斩将，排山倒海，锐不可挡，确乎“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59：55， 15国弃权）恢复了中国的合法权利，蒋介石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国外长乔冠华在联大发表演说痛斥美国，但遭白宫制止，白宫（也许是基辛格）说只能发表欢迎中国人入会讲话。
参与过打开中美关系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乒乓外交”是一项富有戏剧性的、启示性的外交举措，它体现着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个性：精明老练、聪明过人、富有智慧，有“小中见大”的战略谋划意识。
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台湾进入联合国。
“改革开放”中的“开放”是指中国对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在投资上开放。所以正如详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莫里斯. 迈斯纳所说“开放” 的突破其实始于尼克松访华。在‘大阿哥’开始主动向中国示好后，其它西方国家便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建交，进行贸易，及后为中国带来现代化所需的先进技术。
改开元年（1971年）的“改革”：
1971年1月华国锋被调至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1970年 五一节后，王冶秋到故宫召集整改组开会，传达吴德关于故宫开放的意见。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吴德同志请示了关于故宫的开放，吴德同志确定的方针是：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这样一来，整改大转向，整改组不再需要挖空心思地“改”了。《故宫简介》这个小册子从197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的五日内，周总理先后作了三次批示，其间还在凌晨召开一次会议，经郭沫若主持两次修改，待江青等人画了圈后，才算最后定案。《故宫简介》经过“殿试”修改和周总理亲自审定，终于在1971年7月5日，总理批准故宫重新开放时与观众见面了。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参观者非常踊跃，每日观众达4万人次。这本思想性强、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不仅成为各地博物馆重新开放时编写文字说明的范本，而且卖得出奇的好，日售量达7500册，这折射出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饥渴。
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航队”、“上海小组”和“教道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趁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
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抱病乘专列从北京出发，仅带汪东兴等几个人，可是警卫庞大。随卫的中央警卫团干部中队100余人，由中队长陈长江负责，全部双枪、手枪加自动步枪，另外还配有轻机枪。
1971年8月他亲自视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的部队，公开谈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还撤换了一些军队领导人，削弱了林彪的势力。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 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开四届人大。这番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 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
8月25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速来武汉。8月27日，毛泽东带着华国锋到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第二天，毛泽 东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广西负责人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9月6日，周、 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同一天，李作鹏听了刘丰的透露后大吃一惊，当天返回北京后，秘密向黄永胜汇报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当晚，黄永胜就把 情况通报给了叶群。自从9月6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后，叶群就坐立不安，她知道毛泽东要端掉林彪了。
9月11日22时，林立果接到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主席中午离开上海。林立果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认为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告密者是毛泽东自己。叶群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决定当晚飞北戴河。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毛泽东，没办到。计划没出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林彪内勤张恒昌告诉林豆豆，他听见主任（叶群）对首长（林彪）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首长始终没有答话。林豆豆立即问林立果去哪，他说马上去广州。
李文普回忆：“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 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连外衣也没有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几分钟后坐“大红旗”走了。
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油车快让开！林立果也大叫，飞机快起动！他们没等梯子车，就顺着工作梯爬上飞机。这时，一辆大吉普开来，中央警卫团的七八个人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呆呆地看 着林彪上飞机。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事后看很可能是打给周宇驰，让周宇驰“北上”。 周恩来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 事件后，毛泽东要求对他的个人崇拜降温。文革中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停止了，各地的主席塑像大部分拆除了；为二月逆流平反，一大批将帅恢复工作了；毛主席像章也不用戴了。
结束清队专案组；结束“一打三反”运动；那些人心怀叵测、无限上纲、捏造子虚乌有的“罪名”。或者借炒冷饭抓历史问题，或者借现行言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践踏人权、无法无天和几近混乱无序。
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升学，已经积压三年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小学66、67、68级应届毕业生）入学后，他们中一部分人仅仅读了两年书，1971年支边到了云南、黑龙江等生产建设兵团。70年前毕业的初高中生全都下了乡，而70年毕业的初中生开始留城分配工作，这便对以前的乱账做了一个梳理和截断。此后从71年起，初中生很少能再分配工作，而是要么上高中，要么插队。
到1971年在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下，停顿了6年的大学招生又才开始，但采取由基层“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这一做法，进大学不需要文化考试。 “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中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实践的主要基地。
周恩来在１２月５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
１２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缺钱少票的人们就地取材、比学赶帮，在工作时间、用公家的材料、设备，为自己打家具、盖小房，制作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单位领导也有同样的需要，并不认真阻止。社会风气，逐渐从热衷政治向享受生活转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垫了社会基础。
“抄家物资”办过展览后犒劳有功之臣。狼多肉少，还是凭票。必须得出身好、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者才能享此殊荣。至于票证引得群众之间矛盾丛生、干群关系恶化的事情就更多。
本来免费发放的粮票就成了有价证券，并出现了黑市。
在那时，毛浙东有三条路线可选择，一，张春桥路线；二，周恩来路线；三，刘少奇路线。张春桥的路线反映在张春桥写的一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终毛泽东选择了周恩来路线—四个现代化路线。李先念坚持周恩来路线至1992年。
1971年，台湾大学生组织的“保钓”运动，因为参与“保钓大游行”的部分组织工作，马英九很快脱颖而出，为他后来迅速成为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奠定了基础。也因为这段经历，他拿到了国民党中山学术奖学金，赴美深造。在留美期间，他参加了亲国民党的“保钓运动”学生组织，并在其机关刊物《波士顿通讯》任两年主编、三年主笔，毕业论文也是东海和钓鱼岛相关的题目。
1970年代，是香港“火红的年代”。当时的大学生由于在回乡探亲时看到中国亲友在生活上的转变，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出路，所以当时不少香港大学生都以奉行社会主义为正宗。不少大学生都自发的去认识共产主义思想，而当中亦有不少人认同托洛斯基的思想。他们一般都在集会中举起黑旗，以作识别。后来这些人还在香港成立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简称“革马盟”。
1971年英国首相希思告诉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已经消失了。这样一来，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道路就铺平了。
改开二年（1972年）：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１９７２〕４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５７１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主席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１９７１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
1972年，《闪闪的红星》终于出版了。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还专门发文评论，称赞“《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这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一下子传遍了全国，不久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传至国外。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拜会了毛泽东主席，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接着，中美在2月27日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公报，即《上海公报》，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最终撤出美国在台湾的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此期间，美国将随着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这时起，中美开始了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为了摸清中共对建立中日邦交的立场，日本在野党公明党干事长竹入义胜在1972年7月27日曾秘密前往北京，彷似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的身份，充当沟通中日两政府的牵线人。竹入与周恩来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向竹入提出中共与日本建交的草案。竹入返日后将这个草案交给田中作为日后与中共谈判的资料，以及拟定日本对中谈判的方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长信托汪东兴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并要求恢复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作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王洪文，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田中是一位亲中的政治家，他甫上任二个月即获中共总理周恩来邀请，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前往北京访问。这是日本战败后首次官方正式访问中共，同时为实现中日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与中共展开会谈。当日周恩来率领叶剑英，姬鹏飞，韩念龙，寥承志等在北京机场迎接了田中角荣一行人。
与田中同行的有大平正芳外交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及其他政府官员。最令人注目的是田中还带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官、精通条约理论的高岛益郎条约局长。他曾当过法制局参赞，欧亚局参赞，条约局参赞，同时亦担任过日本驻澳洲悉尼总领士，被认为是一位强硬的、老练的谈判外交官。
田中角荣与周恩来经过三天的谈判，中日两国政府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9月27日中日第二次会谈后，毛泽东回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2年美元与黄金脱钩。
1972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引进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
1972年，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1972年11月薄熙来分配到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一干就是5年多，直到薄一波被胡耀邦平反。大学刚刚恢復高考时，「老干部」子女走后门风很普遍，1978年2月，薄熙来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藉着父亲重新恢復权力，1982年薄熙来进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工作，这些都为他走入政界打下基础。
改开三年（1973年）：
1973年5月1日，中美双方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各自的联络处。如果尼克松不是因为“水门事件”，在1974年8月下台而由副总统福特接任，他准备在他第二任期的头两年削减美国一半驻台驻军，即从2800人减少至1400人，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同中国建交，同时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以兑现他要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曾经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所作的许诺。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了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华国锋主持知识青年工作，从1973年开始，大量知青通过父母恢复工作，招工，保送上大学，病退等管道脱离乡下。剩下的几乎全是没有背景、没有门路、没有本事的。
1973年10月金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 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 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 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为了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为了维护回回民族的尊严，为了得到正当的生存权利，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信仰自由，一九七三年十月，在马伯华等同志带领下，以开放清真寺为起点，沙甸等地回民拉开了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斗争的序幕。
1973年11月23日，四机部派出12人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参观完美国无线电公司后又参观了生产玻壳技术的康宁公司。在中方考察组归国之际，康宁公司赠送给中方人员每人一份工艺精致的玻璃蜗牛（sea snail）小礼品，就是这盒玻璃蜗牛在中国引发了轩然大波。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改开四年（1974年）：
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第四机械工业部一位青年干部写信给江青，反映考察组所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中国的污蔑。江青接信后对美国人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称这是美国在污蔑中国搞“爬行主义”，以此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抗议，并宣称拒绝引进这条彩电生产线。
此后四机部、连续召开了扩大会议和全四机部大会，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进行谴责，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方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并批评部领导思想右倾。此后，水利电力部、邮电部也召开了声讨大会，“大字报”与谴责声不断。
外交部在周恩来的授意下调查认为，在英语中确有以蜗牛的速度来形容动作缓慢的习惯用法，然而蜗牛确系康宁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而且玻璃制品蜗牛或用巧克力制作的蜗牛，是美国人至爱的礼品之一。此外，康宁公司对中国考察组给予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未发现有任何不礼貌的言行。 1974年2月18日与19日，周恩来又两次指示外交部，对此礼品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定夺。外交部最终建议是对“蜗牛礼品”，不必退回和交涉，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至此，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江青希望将“蜗牛事件”作为一个突破口，把事情闹大，与批林批孔运动挂钩，能够在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中占得先机，却未能成功。
74年，自主研发的彩电样机试制出来后，引进成套设备派于是采取报复，给自主研发派穿小鞋，给难看，排挤出去——“四机部就让那个宣传科的干事带着设计院十八个人到南京市七四一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可一直也没有搞出来。”
1974年5月，物理学家李政道曾提出过办少年班的设想。当年，李政道回国访问，看到“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带来全面危机、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的局面后，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可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并没有马上实现。
1974年7月，毛泽东不得不带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他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概念。他同时严肃地告诉从上海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一生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对王明和张国焘等宗派主义他没放手，建国后对高岗、饶漱石的宗派主义又重拳出击。为什么没有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则是有其理论上的问题，二则是有其依赖性。就其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也早该进入了要解决的范畴。
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
在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毛泽东嘱咐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在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的前提下，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邓小平坚持和发挥了周恩来路线：以“四个现代化”为纲。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七五年十二月七日持节北京，出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使他更进一步了认识中国，也对中国产生了好感。
中国在同美国建交上的先决条件，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美国在建交后再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必须彻底割断同台湾的一切官方联系。台湾问题变成完全的国内问题了，就是中国和台湾谈判的时候了。因为台湾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本身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多，此时就是相当于全国解放的最后一役了。
然而对于中方提出的这个中美建交原则，接替尼克松上台的美国共和党福特政府却在《上海公报》立场上出现了倒退，美方的态度是，如果完全按照中方的条件，美国总统会被指责为出卖台湾，因此需要有一个不出卖台湾的表示方式，让美国内部相信美国不是放弃台湾，所以要中国作出某种保证，这样中美就可以建交了，于是美方用种种方式试探中国在这方面是否有妥协的余地。但是毛泽东、周恩来没有上当，他们认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情，美国不能过问中国的内政，否则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而拒绝谈判，阻挠统一，因此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要求一口回绝。美国的另一个手法是以中国压制苏联，又以打苏联牌压中国，企图两面谈判两头占便宜，毛泽东看出了美国的意图，所以中国一再指出：苏联是声东击西，在蒙古布军是假象，真实目的是进军欧洲，从而使美国以苏压华的伎俩未能得逞。到1974年以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表示怀疑美国谈判的动机，于是对于美国在建交后不能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上，双方难以谈拢，僵持不下，毛泽东宁愿在自己去世前不同美国建交，也坚决不放弃这个确保中国对台主权的原则，真可谓为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铮铮铁骨宁死不当卖国罪人。而这时在外交谈判中以立场鲜明、态度强硬著称的邓小平复出再起，就是毛泽东要他担任这个“恶人角色”来对付基辛格的纠缠战术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坚决维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而寸步不让，所以美国人都知道基辛格称他为“讨嫌的小个子”。
姚文元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少女之心》，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平时走在街上的眼风和举止，会令居委和街道的老年人产生了怀疑。
改开五年（1975年）：
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1975年春，沙特王子穆罕默德·侯赛因以约旦进出口商的身份，经香港地区参加了广州交易会，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这都成为以后改善中沙关系的基础。
在历史上，越南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的郡县归属在中国行政区划中。随着五代十国末年越南王朝从中国南汉独立，以及宋朝收复安南失败后，越南正式成为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藩属国。在越南抗美抗法救国的三十年间，中国约提供给越南折合二百亿美元的援助，大力支持了越南的解放斗争。
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开始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越南党中央亲华派如长征、武元甲逐渐靠边站，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也被取消。在国内开始疯狂排华，打压华侨的正常生活，导致大量越南华侨返回中国。在中越边境则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打伤边民，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制造了浦念岭、庭毫山等事件。越南方面对中越边境的陆地、海洋提出主权要求，宣布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范围，出兵继承了越南共和国(南越)对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占领，并与中国发生了边境冲突，而此前越南(北越时期)则明确表示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在东南亚，越南则走上了扩张的道路，越南提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一统三国。南方的邻国越南成熟稳健地完成了“独立、统一、争界，扩张，称霸”的系列任务。
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于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鸡街公社沙甸大队及其附近回族村落的武装冲突。事件由派系斗争引发，并迅速扩大，最终由云南省请示中央镇压，导致逾千人死亡。
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基辛格为安排总统福特访华，一九七五年十月飞抵北京布阵。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时，老布什也去。
1975年12月24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
改开六年（1976年）：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1976年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2月，叶剑英元帅被毛泽东劝去养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因此下台。华国锋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年广久早年创办“傻子瓜子”。因邓小平两次在高层提及此人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就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年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想起当年的“壮举”，年广久有些感动。“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
1976年10月6日，在这一天的白天，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 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那天的情景说：由于十月是采摘的季节，江青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果实。此时的江青，显得洋洋得意，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先走了。工作人员们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汽车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在景山的果园里，江青满面春风从汽车里出来，非常得意地告诉负责摄影的杜修贤说：“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在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到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下的苹果。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尽兴而返。这次去景山公园摘苹果，使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采摘苹果的照片，这也是她有自由的最后一天的留影。 回到中南海后仅两个多小时，江青便遇到了抓捕。
张耀祠和武健华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张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吴健华，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吴健华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吴健华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说：“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 接着，她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
吴健华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三辆车迅速驶离春藉斋。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排开站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10月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遗嘱。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的，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造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毛泽东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的。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6年12月，华国锋说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将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改开七年（1977年）：
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冬民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参见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50页；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
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第14页。）
1977年初，项南（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
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
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出来”而已，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 对华国锋来说也只是一种以往沿袭下来的观念，并非是他当时要实施的方针政策。
其实最早提出 “两个凡是” 而且提得更绝对的是邓小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说过：”在思想上，我们要提倡两个’主观主义’–这是形容词，加重语。””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第537页）。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邓小平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同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诚恳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拌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1977年美国民主党竞选获胜，卡特出任总统，他和强烈反苏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都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美国总统卡特执政后，曾于1977年8月派国务卿万斯访华。在 1977年 11月初, 中国政府就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邀请。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负责国际外交事务，中美建交谈判从一开始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他仍还延续自毛泽东、周恩来“乒乓外交”以来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上所确定的路线和政策：美国彻底撒手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等活动。中国要求美国的具体做法是：同国民党政府彻底断交、废除对台协防条约、从台湾地区全部撤军，也就是“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或称三条件，美国只有做到了包括必须明确承诺建交后停止向台湾提供武器在内的以上三条件，中美两国才能正式建交，正因为中国在包括对台停售武器在内的“断交、废约、撤军”中美建交三条件上立场坚定，美国的种种试探和无理要求都归于无用。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在美国接受三条件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
1977年秋，四川广汉的一群生产队长自己主持，向生产队的权力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
广东农村自发地尝试推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比较早的。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是湛江海康县、海南岛文昌县、惠阳地区的紫金县和广州市郊县的部分公社。1977年冬种时，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首先实行冬种作物联产到户的试验，谁种谁收。从1979年上半年起，在大队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当年农业获得大增产。 1978年海南岛大旱，为了让农民度荒，夏种时，文昌县一些公社允许农民使用集体土地种植番薯，实行谁种谁收。冬种时，海南行政区在海南北部部分县区推广文昌县的经验，鼓励农民使用集体土地多种番薯，终于度过饥荒。惠阳地区的紫金县上义公社是个十分贫穷的地方，年均人收入只有50元，农民下决心靠自己找出一条活路来。1978年冬，该公社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责任到户。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了大增产。
1977年10月12日，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恢复。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这封得到方毅亲笔批示的信，直接促成几个月后，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诞生。
1977年12月，成立宝钢工程指挥部/成立“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78年2月13日，河南省委决定批判张钦礼，2月28日，把已调到外地的张钦礼送交兰考人民批判。1978年11月20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张钦礼已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
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1980年7月在北京，由彭真、陈丕显主持的中央政法会议，对张钦礼的问题进行讨论。他是“错”还是“罪”。根据事实，以法律为准绳，会议认定他是“犯罪”，批准对张钦礼的审判。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判决书中写到： 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80年9月9日，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发出文件：《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张钦礼并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不少事情上与焦不合作。在发放救济粮款时，县委研究是首先保重灾区，而张则走一处，许一处，放一处，行小惠，收买人心。通讯中写从丰收区来的人委干部要修办公室一事，是县委共同研究的，张也参加了。会后他私自向省委写信，诬告焦裕禄到兰考大兴土木。后经省委调查，并无此事，张却又在向记者介绍时把不是问题的事扣到县长程世平身上。
焦裕禄逝世后，省委决定在郑州安葬，通知兰考县委常委到郑州参加安葬，程世平几次通知张钦礼，张不去；县委在县大礼堂举行焦裕禄的追悼会，县委派人通知张三次，他都拒绝参加。焦逝世后，其爱人带六个孩子，生活困难，其它领导多次去安慰，张却一次也不去。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工作。任彦芳曾和他一起下乡，他和农民的亲密关系，他和农民一同劳动，现在是很难在县委书记里看到了。他想这是他当一把手的机会到了，因为这一年里他有成绩。然而，他的幻想又破灭了，上级派来了周化民接了焦裕禄的班，成为县委一把手。 张钦礼为了显示他的政绩，开始以说谎讨好上级；这和当年说实话的他判若两人了。我说：“一是大通讯写的‘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他找老饲养员肖位芬并不是贫农而是上中农。这是刚刚在‘四清’中张榜公布的。”我还要说其它问题，张打断了我的话。他拍着我的肩膀，警告说：“彦芳，可不能这样瞎说！你这样说可很危险啊。我们不能和党报对立，一切要以新华社发表的为准。你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啊。你可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这么说了。现在是有阶级敌人反对、破坏学习焦裕禄的；你这么说，会当阶级斗争动向抓你的！你可不要太天真哪。” 我把二十多条失实问题确定后，即向兰考“四清”分团团长、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反映了。秦一飞深思良久，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传统。张钦礼如此不负责任的瞎说，是想借宣传焦裕禄抬高自己。这是人的品质问题。虚假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哪！张钦礼现在很得意，这假话一时难以纠正了，我看张钦礼早晚要受惩罚的，对他来说，他戴上“亲密战友”的桂冠，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是假的。等受到惩罚时，他也许会后悔今日的。 从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通讯把张钦礼冠上“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起，张钦礼开始走红。他南下北上到处讲演。他的瞎话就更多了。他接受掌声、鲜花，被记者包围采访、录音、照像，忘乎所以。此时恰逢一个失去理性、疯狂地制造谎言的年月。张钦礼在兰考挑起“卫焦”大旗。他接见全国成千上万来兰考的红卫兵，提出兰考在焦裕禄问题上有两条线一个点。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红线是毛主席，焦裕禄，和他张钦礼；黑线是反对或不同意张钦礼所作所为者。于是兰考出现了：反张钦礼就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甚至对焦裕禄的夫人警告：你若不跟我走，我就让焦裕禄这旗倒地，宣布我以前宣传的事迹全是假的。
张钦礼利用他长期在兰考工作的优势，在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之时，发动二三万农民进城造反，凡进城者管吃管住，家中照记工分，以打砸抡夺取了兰考党政财文大权。张钦礼成为党的九大代表，省革委会常委，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在兰考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焦裕禄墓地成了迫害干部的战场。他逼迫与焦裕禄一同工作的战友, 在这里管焦裕禄叫爹，不叫, 就遭毒打。他还让干部穿上孝服, 手持哭棒, 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以示其忠。
改开八年（1978年）：
1978年3月，中国科大创建了少年班。并于3月8日，举行了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典礼。少年班创办的消息甫一传出，引发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对于刚刚经历十年浩劫，曾一度被“读书无用论”所误导，急于找回失去的时间的国人来说，以“神童”宁铂为代表的少年班的出现，无疑是那个年代上演的最振奋人心的“青春励志大片”。
卡特政府已决定先与中国建交，再以优势地位与苏联谈判，谋求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1978年初，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与中国建交，是卡特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一面的典型代表，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失利后，从传统地缘战略角度制衡前苏联影响力的重要一步。卡特信奉两个理念：一、尽管中国也从理论上信奉志在消灭被美国发展到极致的资本主义和相关的政治制度的共产主义，但他坚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本质上讲是务实的、与前苏联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大相径庭；二、中国的摆脱贫困和走向富强不仅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利益，也会积极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在实现连中抗苏的同时，帮助中国搭上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列车。卡特的上述外交政策都不能说没有考虑到合作伙伴的利益。
1978 年 3 月中旬, 卡特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布热津斯基一行于 5 月 20 日到达北京。 5月 21日,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见。布热津斯基一再表示, 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并建议双方从 6月开始进行决定保密的谈判。邓小平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 并且说: 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但是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 即断交、撤军、废约。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中美关系正常化在1978年7月初开始谈判。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由于中美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赴美谈判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培源先生，对外只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担任，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于当年78年10月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谈判。
12月12日，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批示强调说：“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年谱》一书第449－450页）。
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同美方谈判代表、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谈时一起研究了中美建交公报草案，美方保证按条约规定在1979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表示欣赏，并要求“在美台防御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增加两岸冲突的危险性（《邓小平年谱》第451－452页）。邓小平还表示拟于1979年1月访美。
卡特总统接到伍德科克电传来的报告后兴奋不已，不仅邀请邓小平在明年2月访美，而且还决定在12月15日宣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又要伍德科克向中方提出：“希望贵方同意美国在暂停对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后，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权利，但美国将尽可能加以克制。”
但12月14日下午中方谈判代表、代外长韩念龙同伍德科克会谈时断然拒绝地说：“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没有商量余地！”中方提出的要求是：建交后美国同意除已在途中的武器外，以及可在一年之内提供武器外，一年后就停止对台湾任何武器供应，否则不予建交。
美国因为急于要同中国建交，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伍德科克向韩念龙提出建议：“我对中方的态度表示理解，希望暂时搁置”。韩念龙也赞同道：“为了顾全大局，我同意暂时搁置分歧”。韩立即将此解决办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听后即就“决定将此分歧搁置起来”。至此，除对台售武问题暂时予以搁置外，中美建交的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建交之事呼之欲出，双方都在为正式建交作积极准备，随时可以实现，正如邓小平曾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可以完成。
这时，双方已就建交谈判达成了秘密协议，决定在1978年12月16日上午(美国时间12月15日晚上)由中国政府和卡特总统同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这个惊人的消息，决定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现在只等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最后首肯拍板。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刻作出访美决定。
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5日清晨，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前往白宫与布热津斯基商量两国建交后美国政府官员访华的程序问题，当谈到对台售武问题暂时予以搁置时，柴觉得两国建交事宜一切进展顺利，表示非常满意。但布热津斯基对此却迅速提出了异议，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美国废除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延迟一年完成，在这一年内美国原先与台湾达成的售武协议继续执行，一年以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量的武器。柴泽民听后大吃一惊，马上反驳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方的条件是建交一年后美国停止向台售武，现在这个售武问题不过是暂时搁置，中方并没有同意中美建交一年后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布热津斯基赶紧给在北京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电传，问他中国人是否理解卡特总统在建交一年后要继续向台湾人出售武器的决心。伍德科克回电说，这一点在中美建交协议中的表述是双方同意暂时搁置，所以是“含蓄的”。于是卡特总统明确地对布热津斯基说，现在必须要让邓小平理解，如果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不能向台湾继续出售有限量的防御性武器，从而使总统不能保证美国支持台湾的安全，那么中美建交一事就办不成。布热津斯基立即电传给伍德科克，要他立即会见邓小平，把总统的这个取消搁置的建交条件告诉邓，以确保中国领导人既理解又同意美国保留在建交一年后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而这时两国建交的公报已经敲定，离正式宣布的时间还只有15个小时了。
美国在宣布建交前的最后一刻突然改变在对台售武上双方在协议中的搁置约定，是想用这种“临门抽射”的突袭小伎俩，对中国建交底线进行“火力侦察”式的试探。如果成功，当然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最好不过；如果“讨嫌的小个子”邓小平断然拒绝而中止中美建交，则表明中国人在对台售武的中国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强硬态度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人对此也不会感到意外，他们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甚至因为急于要实现同中国的建交，反而可能会屈就于中国压力而放弃对台售武的无理要求。
北京时间12月15日下午4时，这天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伍德科克和助手罗伊到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向邓摆明美国要在建交一年后继续对台售武的立场，而不是将此事搁置起来。邓小平原先根据美方建议已同意将对台售武问题暂时搁置，当听了伍德科克的话后，对美国在最后一刻这种突然变卦行径勃然大怒，他拍着坐椅的扶手大声嚷道：“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绝对永远不会同意！我们绝对反对！……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允许的！”
邓小平怒气未消地接着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蒋经国还怎么会到谈判桌上来？如果他不到谈判桌上来，中国将不得不用武力收复台湾，那对美国有利吗？美国大量地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台湾领导人永远不愿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怎么能说它是赞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呢？那只能导致战争。
邓小平态度强硬、火气冲天地同伍德科克和罗伊的谈话和叫喊进行了一个小时，伍德科克和罗伊一声不吭地看着邓小平大发雷霆，心里想，邓小平很可能会拒绝美国对台售武的要求而中止中美建交进程，或延时建交日期，这下按期宣布中美建交这件事算是完了。
可是使伍德科克和罗伊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却并没有说出拒绝美国售武要求的话而中止中美建交进程，也没有要推迟宣布原定建交日期，反而是在大发了一通脾气后问伍德科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伍德科克看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就定了定神，不惜越出白宫指示的范围赶紧回答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其他事情都将会改变。建交后有一个过渡时期，由于华盛顿承认北京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在建交后的过渡时期里，不仅中美关系，而且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都会改变。他一再重复这一点：关系正常化后的变化会多大，那时解决问题会多容易。
当伍德科克讲完后，邓小平对他凝视了片刻，然后耸耸肩，举起手，对美国在建交后对台售武问题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不可思议地一反刚才激烈反对售武的强硬立场，吐出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字：“好！”然后又说他保留重提售武问题权，接着又提出，如果美国将来对台售武时，要秘密进行，不要向外界透露，同时要求美国帮助中国进行隐瞒。
对邓小平前后判若两人的这种戏剧性骤变，使原先对宣布建交已经有些不抱希望的伍德科克感到既惊愕又意外，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对邓小平提出的同意售武、秘密进行和帮助隐瞒的这三条建交新条件，表示要立即传报给华盛顿。邓听完后便站起身来，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房间。
作为一名下级，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纪律，他起码应该在会后先向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和名次排在他前面的中央领导作出汇报，再经党中央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向伍德科克和美国政府答复是拒绝还是同意。可是他却是在既没有向中央汇报请示、也没有获得中央批准同意的情况下，就突然超越自己的权限而急匆匆地私自作主向伍德科克和美国政府表示接受他们的对台售武要求，并且还主动要美国替他隐瞒保密。很明显，邓小平这样做是严重丧失党的原则立场和违规违纪违法的。
这个在同美国建交谈判时曾在建交三条件上表现强硬坚决的邓小平，在这关系中国主权和统一大业的决定性时刻，却突然在台湾问题上顷刻之间猛地推翻了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所确定的中美建交和收复台湾的路线政策及整个部署，竟然在国家主权上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同意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继续向台售武，甚至还要求美国在对台军售时要予以保密，并帮助中国向国内外隐瞒，从而使自毛泽东、周恩来开展“乒乓外交”以来所有为了迫使美国彻底撒手台湾而从美国手中收回台湾的全部努力，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付之东流。而这也使美国人毫不费力地一下子摸清了邓小平的建交底线：他为了急于同美国立刻建交，可以不顾任何原则和不惜任何代价地放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而去迎合美国人的需要，甚至连稍微推迟一下原定建交日期这样的小报复性姿态都不愿意考虑。可以说，邓小平这样做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而是知法犯法、知罪犯罪、明知故犯、有意而为的，这也就使得建交谈判本来是中国主动美国被动而中国不急美国急的局面，立刻反了过来，变成了中国急不可耐、有求于美而输了牌局，美国变被动为主动、因中国人所求而轻易获胜。
伍德科克立刻回到驻华联络处，向华盛顿电传这个惊人的消息。当时正是美国时间12月15日的早上，布热津斯基从伍德科克的电传中得知了邓小平已经同意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可以继续对台售武的答复，他惊异伍德科克高超的谈判技巧竟把在中美建交三原则和对台售武问题上如此强硬的中国政治强人邓小平给制服了，不禁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报告了卡特总统。8点04分，他对前来白宫问讯的柴泽民通报和解释了这次邓小平接受对台售武的经过和邓要求美国秘密进行、求美隐瞒的情况，但他表示卡特政府不能同意秘密对台售武，因为台湾是会公布的，美国无法控制。但对于这件事美国是会小心处理的，不会去主动宣布售武事项，如果被人问到售武问题时，美国政府会说，在共同防御条约解除后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为前提，会继续一段时间对台有选择的防御性质的售武，尽管北京在公开场合下会表示反对，但无论如何双方已同意的正常化正在继续前进。
布热津斯基敦促柴泽民尽快把美国政府的这个意见通知邓小平，以免在建交即将宣布时发生公开争论而使中美建交告吹。实际上对于卡特政府来说这时更重要的是，对台售武问题是美国在对华关系正常化上的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坎，在毛泽东时期始终未能过得去，华国锋上台后以及邓小平复出后也一直过不了这个关，只是到这时邓小平才向伍德科克松了口。但是现在如果邓小平又要收回他对美国对台军售的许可，就可能会撤出中美建交协议，也就会使中美无法建交。这会使卡特政府陷于被动，布热津斯基等人就会下台，因此布热津斯基恳求中方接受目前的协议。对于眼前发生的这戏剧性突变的一切，柴泽民虽然感到惊讶、不解和困惑，但很快把美方的意见传到了北京。
柴泽民离开白宫去向北京报告后，美国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消息，他们非常担心邓小平在最后一刻又会重新回到强硬立场上反对美国在建交后对台售武。但是邓小平直到电视广播宣布建交的时刻还没有表示异议的回复，这使一直在急切等待消息而紧张了一天的美国人大喜过望，因为他们知道，建交以后可以继续向台售武的事，邓小平已经正式同意而不会再改变了。他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来不及地直个祈祷上帝，乐不可支地直唤“阿门”—高个子的美国人在国际战略桥牌桌上与中国人的智斗搏弈中，终于“四两拨千斤”地轻易赢了有桥牌高手之称的矮个子邓小平。
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上，即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前两天，卡特出现在摄像机前，中美两国的电视广播同时宣布了中美正式建交的公报，也就是中美之间的第二个公报，这个消息就像1972年美国宣布尼克松访华一样，顿时轰动了世界。（伍德科克1999年出版的《长城――六任总统和中国》）。
邓小平深知，在这个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大业的重大问题上作原则性让步，对中国在外交、政治、军事、国内外信誉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将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在没有打败仗又没有国家生死攸关危机的情况下，去接受美国在建交后可以对台售武的要求，那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对《上海公报》的倒退，就是主动放弃中国对领土台湾的主权，而且再要想去和平解放台湾，想让国民党回到谈判桌上来接受和平统一，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已经是不可能了，而只能导致战争；而如果要用武力去收复台湾，就可能会导致中国同美国的战争，没有了雄才大略、战无不胜的政治军事战略大家毛泽东统帅和指挥的中共和解放军，能打得过美国吗？因此同意美国对台售武，也就意味着把台湾的主权给出卖了，丢掉了，中国对台湾再也收不回来了，国家再难统一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建交声明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自动失效，但对台售武问题拖延至今。而几乎就在中美建交的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4月10日经卡特签署生效。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是对他“亲共反台”的报复，即使他否决该项法律，也会被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明确告诉选民，一旦当选，他会废除中美建交的决定；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在中美建交之后直接以违宪罪名将卡特告上联邦法院。卡特说，美国宪法赋予总统建交的权力，而他只是正确地使用了这个权力。
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5日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冯格（Thomas Fingar）也曾表示，由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卡特的过人勇气，中国在不改变自己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入全球化系列，为中国在30余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了基础。
这种暗盘交易，也就会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国家、台海关系和中美关系带来如下的巨大困难和严重危害：
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刚刚建交，邓小平8天访美行程在2月5日刚刚结束，接踵而至的从2月17日开始到3月18日结束的中越边境战争刚刚收兵，10天之后，即3月28日，美国参议院就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总统即在4月10日签署生效，而这离建交之日还只满100天。这部把台湾当作“国家”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凡是全力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一旦出现任何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也就是说，中国打台湾已经不是单单地进行国内统一战争去打台湾了，而是必须要同武力护台的美国发生战争冲突，从而使中国的国共内战演变成为同美国的中美大战，这实际上已经完全超出了中国解放台湾的国家统一目标和任务了。除非自己的现代化军事实力和信息战作战能力达到和超过美国，并且举行对台作战的人民解放军要有把握把前来助台协防的美国打败赶跑，从它手中夺回台湾；或迫其求和，逼它从“虎口”里吐出台湾。蒋经国及其继任者得到美国如此明确的保护承诺，自然也就不会去响应中国当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号召了。因此大陆同台和谈统一已经失效无用。
台湾实际上已经脱离大陆而独立存在了，美国也正需要利用这股与大陆联系早就疏远的本土力量大搞“台独”活动，使台湾走得离大陆越来越远，使其成为可以取代国民党“兰”色少数力量而抵御大陆武力统一或和平解放的“绿”色多数力量，从而达到美国可以永远控制台湾和遏制中国的目的。
也正因为他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在卖国上做到了绝对保密隐瞒，所以他在同华及支持者的夺权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是有美依靠、攻势凌厉、步步逼进、得寸进尺、势如破竹，华派势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则是有口难辩、难以招架、节节败退、全线崩溃、被迫就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派对华及支持者“痛打落水狗”而穷追猛打，甚至不择手段地抓住华的男女关系问题逼他辞职下台，致使华兵败如山倒而全面丢权。与此同时，邓小平派全面夺权并全盘否定文革和妖魔化否定毛泽东，终于在权力上和路线上都大获全胜。这以后中国也就开始了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邓“三论”特色路线的“改革开放”进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近30年里，中共和官方也从未提起过有邓小平私自同意美国售武的任何信息和史料等，媒体书刊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披露和报道，只是卡特在北京当众念了日记，才使邓小平一直隐瞒的这件惊天卖国大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人也才恍然大悟。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三天就已经瞒过所有的人，越级越权地在私下里反其道而行之地“改革”了毛泽东、周恩来在国家对台主权上决不相让的原则，在暗中已将台湾拱手“开放”给了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利益的美国了。
越南方面的动态：在老挝革命成功，政府亲越的情况下，1978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柬埔寨发动了入侵，并迅速占领了整个柬埔寨。虽然越共和红色高棉曾经有过合作，但是当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掌权而建立民柬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越南谋求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支联邦。柬埔寨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在1978年，作为反制，柬支持一支越南游击队入侵西越。越南在苏联的默许下，入侵了中国的盟友之一–民主柬埔寨，并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为了支援柬埔寨的反侵略斗争，使越南陷入两线作战的环境，并且为了维护边界安全。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任命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调曾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作为中国军事顾问援越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边防部队总指挥。
1978年前后，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经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有四个，即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西欧五国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一修订草案。该纲要草案规定“五五”计划的目标是：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国粮、棉平均亩产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1978年3月18日～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都公开见报了。是一家台湾报纸很敏感，马上发觉邓小平讲话的观点跟华国锋不同。他们发表文章，列举了邓小平讲话和华国锋讲话，有着十处针锋相对！当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之一，是关于如何看待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华国锋则提出，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1978年4月，刚刚恢复工作的习仲勋受命坐镇广东，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对下面的考察，就选择了宝安县（深圳的前身）。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宝安农民：“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事实上，当时宝安一个农民日劳动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元，两者相差100倍！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起步于 70年代，得益于邻近的港澳的区位优势，有众多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为发展外向型企业提供了重要条件，使它能充分依据本身条件，发展「三来一补」，并进而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创汇企业和骨干企业，形成外向型乡镇企业体系。「珠江模式」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珠江模式」的特色是依托外资创大业。
习仲勋先后两次考察了宝安（后改为深圳市）的“逃港潮”。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随后，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120艘军舰，80架飞机……。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70艘军舰，20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一九七八年六月，荣智健单身下香港，接过父亲早先剩下的一些资产，是一些纺织厂的股份，然後开始投资创业。荣智健开办了爱卡(Elcap)电子厂，後又将产品转售国内电子产品市场。後来，荣智健出售在香港的CADI/Men-for Graphics的六成股权，所得高达四千八百万美元。他的个人资产之後达到四亿三千万港元。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叶剑英鼓励谷牧说：“谷牧你大胆讲，别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有顾虑。今天讲不完，明天还可以讲！”
谷牧主要谈了三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汇报结束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兴趣盎然，热烈发表意见。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谷牧同志的汇报讲清楚了。”“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我国引进技术，重点在西欧。”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聂荣臻也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都看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1978年6月3日，谷牧委派的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9页。）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必须强调：正是根据华国锋这句“说干就干”的指示，才有了宝安、珠海方面的积极行动，才有了交通部招商局先下手为强，搞成了蛇口工业基地。谷牧透露的当年根据华国锋 “说干说干，把它办起来”的指示，打起了宝安和珠海的主意，显然已经为后来的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可见，特区的兴办，严格地说，这个“圈”最初恰恰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最先在地图上标出后请示华国锋得到批准的。
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主要负责人工作汇报时，作了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
7月上旬，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由李先念主持。这次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
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
1978年，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上半年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下半年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别是在访日期间，邓小平到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当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卡特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一九七八年九月，邓小平到平壤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被安排“瞻仰”这座高达七十尺的金日成雕像，快人快语的邓小平很不高兴地问，这尊雕像的外表从头到脚花了多少亿元的黄金贴起来。离开平壤前夕，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责朝鲜把中国的援助，浪费於建造黄金雕像，现在还好意思再向中国要钱。邓小平拒绝再予以援助，并要求朝鲜进行经济改革。 邓小平谴责朝鲜以黄金打造金日成雕像事件，引起了中朝双边关系的严重裂痕。据报导，当时朝鲜方面领导反中势力、大骂邓小平的人，就是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雕像事件後，金正日下令朝鲜各地兴建更多、更大的金日成铜像，以向北京示威。一九八○年，金正日开始接班工作，金日成将日常工作交其处理，北京委婉劝金正日不要太固守其父的斯大林路线，遭到金太子的愤怒反驳。整个八○年代，金正日在国内大肆鼓吹反中情绪，并全面整肃亲中高干。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将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地位尤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之后，成为批斗的主要对象之一。及至文革完结，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帽子才被逐步摘掉。
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其后则有文学领域里的《苦恋》，哲学领域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以及 86年和89年两次大规模的学潮。在邓小平眼里，这些思潮和运动追求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目的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术语，是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其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邓小平改革路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一定要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已经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并已邀请他很快访美的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接再厉地以“检验真理标准”为锐利武器，又以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铅笔手写字条“你办事、我放心……”上的过失为口实，大反“两个凡是”，猛攻华国锋及其支持者，反过来把华他们斗垮搞臭，逼华低头就范，交出权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
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第四个“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简称，自颁布之日起就有人民公社“宪法”之谓。该文件初成于1961年3月的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与第三个“六十条”相比，新条例主要的修改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大幅增加譬如“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第3章)、“农田基本建设”(第4章)、“农业机械化”(第5章)、“科学种田”(第6章)等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社队企业”(第7章)和“供销和信贷”(第8章)等过去删除或被忽略的内容。第二，将原来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章的主要内容，分解并重新组合为“经营管理”(第9章)、“收益分配”(第10章)和“文化福利事业”(第11章)三章。这样修改的直接结果，是生产队、社员的地位和权益无形中被降低和减少了，比如原来条例中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内容被删除，并明令：“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第35条)；家庭副业一章由原来的5条减少为只有1条；删除原来的第八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等。 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
其原则通过的第四个“六十条”，在保护农村基层和农民基本权益方面却比18年前的第三个“六十条”明显地倒退了，与此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也是相抵触的。随着该《决定(草案)》在次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被突破，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六十条”也在无声无息中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
毛主席在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曾诚恳地对他说：[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1978年5月，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组织全县22个公社，以生产组为单位，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便带领工作人员到向阳公社进行“改革人民公社”的试点。当时的向阳公社只有6000多人口。由于有沙石资源，集体经济转好，干部群众也有一定的改革意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社领导便悄悄地在公社酒厂搞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向公社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干预。常光南在这里搞改革试点，首先从社队企业入手，成立“工业公司”管理企业，改“官办为民办”，并号召干部群众投资入股，谁的股金多，谁当董事长。同时，成立了“农业公司”，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将公社供销社改为“商业公司”，管理商业流通。三个公司联合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的工农业生产和全部经济工作。公社管委会，只负责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教卫生等行政工作。这样改革，“政社合一”、“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便不复存在。向阳的试点改革，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1978年底，四川省委派工作组到广汉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广汉县委继续深入地开展农村改革。1980年3月，四川省委办公厅通知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和其他几位副书记，到成都金牛宾馆座谈广汉的改革问题。常光南在汇报广汉改革情况的过程中，谈到了取消人民公社的问题，省委书记赵紫阳听后，当场便向其他省委领导同志说：“要允许广汉进行改革试验，先在一个乡搞，失败了影响不大，失败了重来。”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到1978年，2000万知青还在乡下坚持的只剩下1000万。1978年12月10日，中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发布《知青工作四十条》，将国营农场（含原兵团）160万知青定性为农场职工，今后不再办理顶替，病退。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报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勇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事实正如他们想的一样，关于大包干对与错的争论一直争论了多年。
人民公社一般是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独立核算单位。实事求是地讲，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组织，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四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家庭)所有，家庭为基础，家庭为独立核算单位，所以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分田单干，它不同于以上两种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没有合作形式，即没有人民公社或合作社之类的集体组织，独自经营、单打独斗; 二、不自觉对集体承担责任和义务。
李昌平说：1988年后“全国将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全部搞成了分田单干，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他是研究农业的专家，应该对全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因为既使是开始实行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地方也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在以后的调整中将公地和集体企业分光吃尽，滑入了分田单干。那么，能不能不搞分田单干，坚持联产承包呢? 回答是不能。这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距分田单干仅一步之遥，它大大地削弱了集体经济，从而大大地削弱了依靠集体经济支撑的基层政权和公益事业，被削弱的基层政权和公益事业反过来又无力支持集体经济，就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作用与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加上农民的私心作怪，只想分不想统，导致联产承包名存实亡。分田单干是必然的，就像蛹化蝶一样。这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分田单干的道理。分田单干造成村队干部待遇没保障，人心涣散，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乡镇干部失去村队干部的支持，工作流于形式。军烈属、残疾人、五保等弱势群体失去了公益保障，得不到应有的救助与赡养，有一些五保因冻饿疾病非正常死亡。有人说，农民不是每年都向村队上交提留吗? 事实上，开始还较正常，84年后就越来越不愿交了，村队每年只能从粮库强行扣款，粮库因资金紧张给农民打“白条”，又被中央三令五申叫停，村队干部福利渐渐不能兑现。到了90年代，地方事权下放，财权上交，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地方变穷，于是加大了对农民的盘剥，农民上交的提留款几乎全部用于弥补县乡两级财政的亏空，几无余钱给村队，许多村队干部辞职不干或另谋出路，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外出打工，责任田大量撂荒，农村沦为一盘散沙。“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辽宁王忠新说，农村土地的私有化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土地不能集中使用，而没有土地集中使用就没有机械化，就没有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业现代化。种养处于盲从。自主生产完全受市场调节，难以计划控制，物价经常大起大落。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利润，为了获取利润，只能想歪门邪道，生产产量高的有毒农产品，包括畜牧产品。而且就是行政管制，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也无法推行标准化。农村污染严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仅随意造成环境污染，更无力也无责去治理环境。一家一户种地，怎么吸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没有年轻人，还建设什么新农村？作为个体的农户，耕种几亩地外，剩余的劳动力没有集体组织，就只能离井背乡去四处奔波打工，得到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呼—农民工；得到一个轻蔑的称呼—打工仔。给资本家打工怎么可能有平等？怎么能保证人性的尊严？丧失社会身份，哪部分社会能来保护你？城市农民工出现“临时夫妻”现象，入室强奸等骇人听闻的频繁出现；“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直接关怀，教育、生命安全、性保护等都出现极大问题；留守老人问题更凄惨。农村两极分化突出表现在，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
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疯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他回复。”“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弥合分歧。” 日记中还记录了卡特与布热津斯基开的一个小玩笑，令人捧腹：“我告诉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决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
卡特见证了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他在北京的论坛上回忆道，在1978年12月15日他与邓小平在各自国家宣布中美建交后，第三天，邓小平就宣布了改革开放。从此，中国经济迅猛增长。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人创刊的民间诗歌刊物，地点在北京，该刊是朦胧诗派汇集的所在，但后来被查禁。它刊登小说、诗、评论和少量外国文学译介文字 。小说虽然占据不小的份量，但主要影响是诗歌。
改开九年（1979年）：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开、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摘帽是中國大陸政治用语，又名“恢复公民权”。就是摘掉被剥夺公民权的五类分子的“帽子”。
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中，对地主、富农子女规定了正确的政策，直到５０年代中期，执行情况也还是比较好的。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８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座谈会的谈话中，讲到当时的学校情况时说：“现在大学生７０％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我们要团结教育他们。他们入学、入团，助学金问题，戴红领巾问题，青年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一视同仁，要看表现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活逐渐改善，一部分开始富起来，农村出现买卖土地、租赁、雇工、借贷现象。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出现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导致了两极分化。于是开始强调阶级斗争，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进一步把农村划分为两大势力，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贫下中农，拥护农业合作化，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认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
进入６０年代，面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和腐败现象，把其根源归于地主、富农的腐蚀拉拢，进一步把农村中两种势力、两条道路的斗争提高到保卫和重新夺取政权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首先对富农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土地改革以后不久，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即遭到否定。
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到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以及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上来。再加上这一时期，有一部分建国前进行土改的地区发生了富农和地主一起向贫雇农夺地夺房，索租讨债事件。
地主阶级分子作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体现者，广大农民的直接剥削者和压迫者，其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在土地改革之后不可能马上消失；就地主分子本人讲，由好逸恶劳的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中央规定暂时剥夺地主分子的公民权，进行强制性劳动，就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需要的；同时也规定了守法者五年可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问题在于从历史的实践看，这一过程却延续了整整３０年。其间，“帽子”戴了摘，摘了戴，反反复复，且“帽子”分量有愈来愈重之势，造成了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特别是如何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上，中央虽然有“有成分而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等政策，但在实践中“左”的东西却越来越突出。６０年代以后，形成一个庞大的在许多方面遭受歧视的贱民阶层。
实践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摘帽一人，解放一群。
1979年1月，陈慕华要求在全国性法律颁布之前，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行制订地方的计划生育试行条例。此后，各地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又变为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胎。1979年下半年起，多地又按照一胎化的要求修改计划生育规定。除部分少数民族外，一胎化在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仅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农村可生育两孩。
有人认为，邓小平及政府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
据知道内情的人透露，1979年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访美，一下飞机，就违反外交惯例，当晚就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智囊布热津斯基的家里过夜。密谈了些什么，至今是个谜。以“美国为师”，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时定下来的重大决策。当时代表团的外交部随员李慎之，问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强调学美国？” 邓回答：“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
邓小平自1979年访问美国后，学美国搞市场经济是死心塌地的了。（新华社当时有长篇通讯：《邓小平风靡美国》）对这一点，他同美国高层政要是心照不宣的，但对国内却一直守口如瓶。因为他当时还需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南巡时又强调说：“学美国，要理直气壮的学。”这是邓小平一厢情愿的梦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人类社会有过三种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依附过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只不过在范围和作用方面与以前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其主要特点是劳动力也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实行利润最大化。市场买卖的原则通用于一切领域，连人的良心和肉体都可以用货币来交换。所以，资本主义这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称为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当权派如果一开始就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不是风险太大，欺骗不了人吗？所以，他们蓄意要隐瞒这个目标。有的名噪一时的学者，也扭扭捏捏进行辩解，不承认这个目标；另外一些“精英”经过多番炒作，把它变成了一个似乎是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了。
1979年，务实的中国领导人积极争取中东一切愿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国家，以打破苏联在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制和排挤。沙特成为中国中东外交和经济活动的重点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产油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盈余来源地。
越南方面的动态：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战争。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
邓小平在 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配合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方针。四项原则分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习仲勋同志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广东人民积极进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一九七九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1979年9月，四川省广汉县选择在向阳人民公社开展了“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将公社机关20名干部分为三块，一块负责党务和行政工作，共6个人，一块负责农副业生产，共10个人，一块负责社队企业，共4个人，初步形成了党、政、经分设的基本组织框架。1980年6月18日，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终于被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改为村民组。由此揭开了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社改乡”序幕。
改开10年（1980年）：
自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新婚性卫生》这篇文章刊载于1980年《科学画报》第1期之后，中国的性禁区已慢慢打开。
集市贸易，按照地点的不同，分为城市集市贸易和农村集市贸易两类。城市集市贸易政策的主要法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
这个文件认为：集市贸易具有两面性。城市集市贸易，如果掌握得不好，它的消极作用比 农村集市贸易大 得多。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城市集市贸易开得大了，就会给投机商贩以可乘之机，贩卖主要农副产品，套购工业品，倒卖金银票证，内外勾结，城乡串连，腐蚀职工，败坏风气，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给计划市场带来严重的危害，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巩固。
这个文件规定了如下政策界限：
“（一）严格控制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
（1）粮、棉、油、烟、麻等重要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计划分配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以及各省、市、自治区认为有必要禁止上市的商品，必须严格禁止上市。
必须严格禁止倒买黄金、白银和票证。
有的城市，经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暂时还允许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进城出售粮油的，也应当限定在供销合作社设置的货栈或粮食交易所成交，以便对买卖双方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
（2）肉、鱼、禽、蛋、蔬菜（包括薯类）、水果等副食品以及其他一些土特产品，主要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是否允许农民在保证完成国家派购和履行议购合同的前提下进城出售，允许哪些，不允许哪些，允许到什么程度，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3）有些小农副产品、小土特产品、小手工业品，如小鱼小虾、小水果、零星蔬菜、筐篓扫把、花鸟鱼虫，等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不便经营的，可以允许上市出售。”
按照这个文件，鸡蛋属于第二类产品，对这类产品的控制比一类产品松，原则还是统购统销，在完成统购指标前提下，农民可以进城出售，但允许那些，不允许那些，允许到什么程度，由各地方决定。在执行对第二类产品控制时，有很大地区差别。有良知的地方政府官员，会网开一面，睁只眼闭只眼，有比较多的灵活性。而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地方政府官员，就可能严厉打击农民进城贩卖农产品。
除了地区性差别外，应该还有时间性差别。比如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那段时间，全国对农民进城贩卖农产品的活动肯定又会比其它时间限制打击得更厉害些。
根据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农民在计划经济集体经济以外，个人进城贩卖农产品属于自由市场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走个人致富道路而不是集体经济致富道路，总的政策是限制，控制，甚至打击禁止。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市贸易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允许。不过有的极左那一套搞得比较凶的地区，连农村集市贸易也取消了。比如辽宁阜新地区毛远新搞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哈尔套位于辽宁阜新地区。哈尔套大集，是一个有好几百年历史的著名集市贸易市场。文革中，毛远新企图用社会主义大集来取代传统的哈尔套大集。“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就是由当时的公社和大队强迫自家菜园或自留地里产出的农副产品集中拿到哈尔套供销社，以国营价售出，目的是彻底绞杀已经变得非常萧条的哈尔套集贸市场。正如“四人帮”的一名同伙所说，“社会主义大集堵住了资本主义的路，使我亲眼见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市场闹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了”。据“大集”的参与者之一、当时的公社妇联干部施雅文等人回忆说，从１９７５年１月到１９７６年８月，哈尔套共组织了１１次“大集”，被动员参加者最少的一次是３００人，以后逐次增加到几千人，最多的一次达到３万人。农民赶“大集”是一种政治任务，参与者必须背着或挑着自产的黄烟、大蒜、席茓等农副产品和畜产品站成方队，敲锣打鼓、呼着口号从指定的街路游行到指定地点。”
按照省份来说，消灭农村集市贸易搞得最厉害的是山西，因为山西有个大寨. “与经济上自力更生取得的微小成就相比，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的效果是显 著的。农民自留地和宅基地旁边自家的树木，全部收归集体。昔阳县委以“社会主义商业要全面占领农村市场阵地”为由，对集市贸易再次进行“大围剿”。在“堵 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三令五申要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学大寨“站好岗”、“放好哨”，对集市贸易要“管紧、管严、管死”、 “宁左勿右”。全县集市贸易终于在1970年到1971年间被强行关闭，“三尺柜台不平静，一买一卖有斗争”、“一个鸡蛋两条线”的极左言论盛极一时。“ 卖鸡蛋都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荒唐之至。根据网上资料，山西运城地区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拆除行动却照常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据湖南等省份报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坚固，拆除时甚至使用了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百姓的疑虑和不安。毕竟，人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时间，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时期，谁敢撕毁或烧掉带有毛主席像的报纸，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翻译施燕华，还有一名记录员。邓小平说：
苏联打算通过入侵阿富汗到达印度洋，进而控制中东！当这一计划大功告成时，欧洲将处于危急关头。一旦苏联人征服了中东的石油钻井，欧洲还能有什么作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欧洲而爆发。因为在欧洲有强大的经济，在欧洲有政治影响，在欧洲有军事力量。为了主宰世界，需要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欧洲，即使占领了中国，即使占领了地球的其它地方，苏联人也不能建立起他们所觊觎的全球霸权。只有欧洲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下时，才能建立起全球的霸权。当然，当我提到苏联的战略焦点是欧洲时，中东、非洲北海岸和地中海也包括在内。题所说的那番话。如果用几年时间能阻挡住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苏联，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将会被推迟。
战争迟早会爆发。谁不这么想，那么就会犯下一个可悲的错误，因为他放弃了采取有效的措施。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80年他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作等问题发表演讲。弗里德曼当时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在一场讲座中，一位副部长问：“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 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作的。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仍有可能走回头路。
一九八零年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後，荣毅仁董事长，在香港设立分公司。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由张华勋导演、北影厂1980年摄制的《神秘的大佛》，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动作片，它开创了中国电影最早的商业模式，采用了当时的全明星阵容，刚一上映便引起轰动，还一度由于意识过于前卫而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它情节过于离奇，缺乏思想性等等，但此片确实是中国娱乐片的一次全新的尝试。所显现的商业娱乐意识在当时绝对有“敢为天下先”的意思，从《神秘的大佛》到1983年的《武当》、《武林志》，尽管观众欢迎这种影片，但这种势头没有受到应有的鼓励，当时的理论界、评论界并未给予充分重视。
改开11年（1981年）：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三天为正式会议，第一天讨论通过《决议》，第二天选举，第三天通过公报。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 席职务的请求；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 、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确定中央政治 局常委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 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前，1980年全国人大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建立。
杜润生说 1981 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清查文革三种人始于胡耀邦执政的1981年。此时华国锋已下台，文革中长期在位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苏振华等都随之离开，整肃文革派最后一道障碍已经排除。国家政权掌握在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为代表的老干部及文革的反对派手里，有了对文革“秋后算帐”的权力基础。
1981年，马英九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回台湾，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及“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当时李登辉正是蒋经国着意培养的接班对象，担任“台湾省主席”以及“副总统”。
1981年1月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在1981年，女演员杨海连就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掀起毛衣，酥胸一闪而过。此后露点、正面全裸一度成为80年代国产影片的惯常。秉承“文戏上床，武戏上房”的标准，一大波重口味暗黑系影片纷纷出炉。
改开12年（1982年）：
全国有65万个村庄，其中7000个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吃饭和建设都不用中央和地方政府操心，教育、医疗、养老、治安等也不用政府操心。 众所周知，江苏的华西村、蒋巷村、长江村、三房巷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村、北徐庄村、龙堂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北京的韩村河村、窦店村、留民营村，浙江的腾头村、航民村，河北的半壁店村，湖北的洪林村，四川的宝山村，江西的进顺村，山西的东四义村，山东的西霞口村，广东的崖口村，深圳的南岭村，大连的后石村、厦门的马塘村，等等。
赵紫阳当总理后，面对强烈的反对，获得邓小平支持，通过高压政治“不换思想，就换人”，或开除党籍的威胁，铁了心的把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到底。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不愿意分田到户，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严令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在农村全部实行土地私有化，“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农村集体所有制全部摧毁，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就是这场变革的核心！这场否认集体经济的改革，比当年搞“土改”还彻底，以致到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指出：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戴卓爾夫人，戴卓爾夫人坚持声称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鸭脷洲和九龙半岛及昂船洲的主权，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会谈结束离开时，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外摔了一跤，中英两国政府在会谈后发表了外交公报，同意继续循外交途径商讨。
她对邓小平说: “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
邓小平说: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还说：“如果到1997年还收不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面对撒切尔夫人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权的威胁，小平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穷是穷一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
1982年12月，宪法规定 “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治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起“乡政村治”体制模式。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里根在1980年的選戰中擊敗了當時民主黨的總統吉米·卡特，共和黨也在同年選舉贏得了26年來首次在參議院過半數的席次。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1982年的急遽衰退後，於1982年開始了非常茁壯的經濟成長。在對外政策上，他大幅度擴張軍備，對蘇聯的政策則由原本的圍堵改為直接的對抗。里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貫徹了反共主义與民主资本主义，貧富不均問題持續飆升。雷根開放資本的政策也導致貪汙腐敗，任內經歷了大量嚴重的政治醜聞—並導致自己以及官員與幕僚都被定罪。
改开13年（1983年）：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接收了大批中国的访问学者、艺术家、文学家、大批留学生、大批党政军干部子弟。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1983年，中国大地上的数万个人民公社，呼啦啦改成了乡人民政府，官方当时称此举叫“政社分设”。
2月，“东北二王”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持枪亡命，举国震惊。5月，卓长仁劫民航客机飞逃韩国。此前的北海公园事件、上海控江路事件等，也都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更深的背景是“文革”后治安形势的恶化。上世纪80年代初，数量庞大的知青返城，大批人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78年，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89万起。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现在的牙克石市）的 6·16案件，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1983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的治安状况的汇报后，十分严肃地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1983年11月16日中央公开《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指出“最危险的是文革三种人”，同时提出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同时，陈云在北京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担任要职的孔丹（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文革早期红卫兵领袖。后任张劲夫秘书、中信集团董事长）时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
1), “三种人”的定义模糊
文革开始时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政，红卫兵运动揭杆而起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林彪根本没有造反过，江青等人只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积极参加组织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的造反群众组织都是自发产生的不同派别，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精神统一意志，根本没有所谓的追随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问题无法界定，因为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是中央的号召，是追随毛泽东和中央，而非追随个人。
帮派思想严重无从说起。文革中的人都属于不同的组织派别，可以说都有帮派思想。虽然每个帮派都有头头和政治倾向，却无法分清谁轻谁重。
打砸抢分子存在政治概念和刑事概念之分。文革中的打砸抢是一种政治符号，打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砸的是封建文化，抢的是无产阶级政权。对于具体的行为和后果时行刑纠符合法律原则，作为政治符号则不违法。
显然，这三条罪名基本属于思想问题而非法律范畴，是不合法的政治整肃。
2), 不公平对待
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说了违心的话或违心的事那样简单，而是直接参预了帮派斗争和加入了迫害队伍。他们不仅在争权夺利中利用和组织造反派，而且直接参预指挥并造成重大恶性事件。
山西老干部分成太岳派、太行派、晋察冀派，青海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张昭，安徽前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后省委书记李葆华派、河南的吴芝圃与刘建勋、上海的柯庆施与陈丕显派。广东的叶剑英体系与林彪体系，云南省委书记赵建民与省长周兴的矛盾，黑龙江的潘复生与赵其非派的争夺，甘肃的汪峰与胡继宗两派的斗争等等。这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看无法分清谁是谁非。他们支持不同的派别的目的是保护自己，打击别人。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赵永夫夺军区司令刘贤权的权、滕海清清查内蒙内人党、韦国清广西大屠杀、湖南地方部队制造的道县大屠杀等等文革期间发生的惨案都有老干部的影子。这些人的犯罪既有事实又有后果。
3）选择性定罪平反
毛泽东身边曾经的红人康生、四人帮、毛远新、谢富治、陈永贵及华国锋体系都成了“三种人”，而犯下重大错误并造成恶劣后果的陈再道、刘格平、韦国清、赵永夫、滕海清、陈丕显、杨成武、肖华、宋仁穷等老干部和巴金、周扬、夏衍等文化人不仅平反，而且位极人臣。一大批在文革中罪债累累的红卫兵头头和造反派骨干进了各级领导班子，这种以新的帮派划线清查是对清查三种人的极大疯刺。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并正式任命的。然而在清查三种人时，只保留了与当权者亲近的，对包括工农兵出身的人进行了几乎全部的清洗。最明显是中央委员中的工农和劳模代表被清理，既出了气又让出了位置。
知识青年的恩人李庆霖被追究，对高考有意见的张铁生被打入监牢。相反公开反对毛泽东、私藏手榴弹进京的文革弄潮儿遇罗克、既反林彪又反华国锋的李九莲等曾经的反革命分子成了平反的对象。
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都属于造反群众组织。对社会危害最大和起来造反的始作蛹者恰恰是保皇派。 破四旧、揪斗老干部和文化人、制造“八月红色恐怖”、“联动”冲击国家机关、在官僚机关和军队支持下围剿群众组织并制造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都是红色红卫兵和保皇派组织。全国各地清查的都是造反派，平反的都是保皇派。说明这种所谓的清查三种人其实是清查反官僚体制的群众派，维护的是官僚利益。
卜大华、孔丹、谭力夫、宋彬彬、邓楠、邓榕、贺鹏飞、叶向真、刘涛、刘婷婷、刘鞠芬、李黎风、陈小鲁、董良翮等等一大批曾经响誉全国的红卫兵头头的罪行远比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要大的多。如果追究的话，应当首先惩罚这些“八旗子弟”头头，而不是因为被迫害奋起抗争的平民子弟。
北京清查首都红三司，不触及红一司。上海清查工总司，不查上海红革会。山西查“红总站”，不查“红联站”。山西查湘江风雷，不查高司。四川查”8.26”，不查产业军，广东查旗派，不查地红总。辽宁查辽革，不查辽联。黑龙江查“炮派”，不查捍卫总。湖北查工总司，不查百万雄师等等。只有广西是个例外，因为都是围绕韦国清展开的，而且他一直在位，只好所有的群众组织一锅端，全部打成反动组织。江西因为出了个造反派头头李九莲要当否定文革的典型，只好一边平反一边留点政治尾巴。
清查三种人运动成为各级打击政敌，挟私报复的一场无赖式的运动。不管政治正确与否，不论青红皂白。完全以我划线，以个人好恶来定罪名。
文革中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写作班子成员全部作为三种人受到清查，中央和各省市一大批曾经在文革中在位的干部被审查、判刑和受到各种党纪政纪处分。有的省地方干部被处理超过70%，原一把手大部分受到清查。这些人被拘留关押，在种种酷刑下接受审查。尔后被突击判刑，依据的竟然是1980年1月1号生效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而他们的罪名几乎一致是“三种人”，大部分纯粹是莫须有。
4），问题
清查“三种人”是与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进行的，清查的大部分属于平民阶层，而平反的几乎都是老干部或文化精英。一面高喊平反冤假错案，一面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就是当时的政治逻辑。
显然，当年清查“三种人”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只是人事上的考量和情绪上的泄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融入了当时的时代或环境，没有犯罪的现行，并非是十恶不赦之徒。事实上包括那些登上领导岗位的所谓“三种人”都是普通民众，他们即使在掌握权力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洁身自好。他们坚持群众路线，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为集体经济效力，掘了官僚阶级的坟墓。
就像任何社会都有善者和恶者一样，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人做坏事，甚至有恶行。但是，用“三种人”来定义或刑罚显然有违法治精神，其中的挟私报复应当予以鞭挞。
清查“三种人”是走资派还在走？是官僚阶层对平民百姓起来造反的一次集中整肃和剿杀？还是稳定政治局面，对曾经的犯罪进行法律追溯？这种秋后算帐有多少属于罪有应得？有多少是挟私报复？都是值得细化解析的历史问题。很多人因是三种人而贫困潦倒，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没待遇。不是三种人的 ，掠夺国，贪污腐化。
从1983.8—-1986.12严打期间。全国共抓获了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72.1万人,摧毁流氓团伙13万个，收缴大量枪支和管制刀具。
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表示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声称她愿意向议会建议整个香港的主权应交回中国。4月，中方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1983年10月14日，戴卓爾夫人致函中国，表示双方可以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立场。但是戴卓爾夫人又想在1997年以后让英国人在香港的行政管理中继续发挥作用，譬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并称这是保持香港繁荣必不可少的。该建议被中方拒绝。最后戴卓爾夫人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让步。
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改开14年（1984年）：
1月24日中午，在王震、杨尚昆等的陪同下，邓小平经广州来到深圳。包括梁湘、周鼎、周溪舞、刘波等在内的深圳7名常委一字排开，热烈欢迎，稍作休息后，梁湘给邓小平做报告。报告进入尾声，梁湘提到深圳面临的阻力和问题，他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
据一直随行采访拍摄的原《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回忆，一直静静抽烟的邓小平此时开口说：“特区很重要，问题和矛盾也很多，你们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我不讲话。”而据时任市委常委的刘波介绍，小平同志还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随后，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国商大厦，接下来的行程中，邓小平一行到过电子厂、商场，也到渔民村村民家中。1月26日，邓小平又来到蛇口工业区。
那时距袁庚在工业区门口挂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经有一段时间，袁庚很想知道邓小平对这句话的态度，但邓也是不置可否。不过在明华轮上，邓小平的兴致颇高，最后应服务员的请求，他欣然题词“海上世界”。
1984年，当深圳特区还在草创的时候，蛇口的光芒已经照耀全中国，在这一年里，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同时到达了巅峰。1984年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蛇口后，说了一句：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这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的第一句赞扬。在这里，袁庚惴惴不安地向邓小平提及他们“偷偷”立起来的那个标志性牌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不置可否，但回到北京，却主动“引用”了这句铿锵有力的口号。当年国庆花车上，就出现了这句口号。
1984年。全国开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会议。传达邓小平的讲话，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
1984年7月31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三种人”指的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198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的通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政企分开，官商、官工分开的原则。党政机关在职党政干部与群众合伙兴办经营企业，容易削弱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影响党政干部秉公办事当好全体人民的勤务员，也容易发生与民争利的偏向，形成一批仗权谋利的垄断企业，不利于真正搞活经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 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８日，“匈牙利科学院／索罗斯基金会”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匈牙利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走向衰亡的重要一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第一次与私人机构就社会和文化事宜的合作。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成功的项目是向匈牙利文教机构赠送海外图书，不少是禁书。第二个项目是引进施乐（ＸＥＲＯＸ）复印机。当时在匈牙利的科研机关，复印文件需填表并附上要印的材料报批。报批过程需好几个星期。复印机在索罗斯的眼中即是开放社会概念的一个形象体现。它体现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们对信息的自由的采集和加工。而这正是公民社会的力量之所在。基金会连续几年每年为各大文教机关提供２００多台最新款式的施乐复印机。不久，匈牙利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就开始享受其便利了：“人们复印任何想印的东西，研究报告，情书，政治和宗教小册子……”
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及加拿大，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王好为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品《迷人的乐队》（1982 年）、《失信的村庄》（1984年），分别以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共产党员如何重新确立自己在群众中的信誉为主题，均获文化部颁发的电影政府奖，後一部被指定为共产党整党学习中的必观片。
改开15年（1985年）：
1985年胡延溢医生的《性知识漫谈》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后，书店里开始公开出售与性有关书籍。妇科医生们出版的科学读物总算打破了几千年来暗的和几十年明的性禁区。
匈牙利在索罗斯的眼中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近些。他当初之所以选择匈牙利作为他的突破口，用他的话说，全是因了“该死的语言”，借助共同的语言，“他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匈牙利人的内心和希望，也更清楚谁值得信赖”。通过“革命之子”他认为本书的作者可以成为他通向中国的桥梁。１９８５年，索罗斯给梁衡打电话要求见面。 梁衡带着使命回到中国，他见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陈一咨，当时赵紫阳的经济顾问，经济改革研究所的主任。陈和赵紫阳的副手鲍同对梁衡所说的这位索罗斯和他要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很感兴趣，他们很快同意了索罗斯的第一个建议：资助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匈考察那儿的经济改革。在布达佩斯，专程前往的索罗斯和陈见了面。索罗斯向陈介绍了他的设想：建立一个中国人所有，为中国人所用的独立的基金会。资金由他提供，但是项目资助需通过由无干系的专家主持的公开竞争获得。基金会将采用匈牙利模式，经济改革研究所作为合作伙伴，索罗斯和陈本人为基金会共同主席，双方都有项目的否决权。梁衡是他的私人代表。
到1985年，人民公社全部解体，乡镇重新成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县和乡上下级关系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即“条条块块”双重领导的“七站八所”来推动，其中“所”的性质是政府机构，“站”的性质是行政性事业机构。
1985年5月23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为了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保证改革和开放工作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本决定，教育自己的子女及配偶遵纪守法，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绝对不得利用关系进行违法活动。本决定由各级纪检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执行。
1985年5月, 胡耀邦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谈话。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 “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286页）
1985年9月，以赵紫阳为主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本意是要为市场化改革造声势。会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挖空心思地杜撰了一套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他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所谓的“2B模式”，即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他是用英文讲的，许多与会的中外学者都听清楚了。法国学者当即说，这不就是我们法国的模式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走到法国的资本主义去了。一些不懂英文的中国老同志，莫明其妙，但懂英文的学者却不免大吃一惊。中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会上当场表示反对这种目标模式；但会后三个月，他又著文表示赞成，个中原因讳莫如深。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事后发表这次会议的文章和书籍时，故意把科尔奈说的“2B模式”，即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改为“市场协调”。用这样一个翻译更改的小动作，来掩盖官方的政治图谋，真是煞费苦心！但这样做，不是弄巧反拙，欲盖弥彰了吗？
据透露，一次赵紫阳把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找去，问：改革是干什么的？姚感到很突然，没有吱声。赵说，改革是改掉你们计委的。你要自己出来说话。姚依林是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对这种国家大事怎么能随便说呢，没理赵紫阳的茬。
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到，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通电“海南汽车事件”。
改开16年（1986年）：
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索罗斯和他第二任妻子ＳＵＳＡＮ来到中中信集团董事长荣毅仁请他吃饭。鲍同与之签署了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有关文件。此举被誉为出人意料的和空前的进展。索罗斯视之为继匈牙利之后的又一胜利。基金会开始运转后，梁衡按照索罗斯的指示，开始步调较小。基金会只雇了４个人，第一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２００人提出了申请，５０人获得了资助。其中有民间艺术工艺品收集项目，后来又有传统音乐采集等项目。
１９８８年当年的项目申请已达２０００例，其中２０９获得批准。其中有戴晴，她借此完成了三峡建设的生态和社会后果的调查。但是，大部分的资助给了同经济改革研究所有关的人。索罗斯对此很烦恼，他多次要求梁衡制衡陈一咨，他认为陈想独占资源。他告诫梁要扩大申请受理范围，使之近可能多地为中国人所用。同时他警告梁基金会要当心政治阴谋。但是基金会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漩涡，这本是索罗斯一心要避免的。改革派及其对手都认为基金会是改革派的一个附属机构。这并非索罗斯的初衷，虽然他同情改革。他的设想是基金会应高于政治。但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索罗斯和基金会成了政治关注的对象。这样，他就逐渐失去了对中国的兴趣，而把兴趣转到了刚刚建立的俄国的基金会上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下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由于1983年中央文件中“乡的规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辖范围为基础，如原有公社范围过大的也可以适当划小”的规定给地方留下较大的操作空间和灵活性，造成了新建乡的规模普遍变小，建制镇的数量猛增。于是从1986年开始，各地又开展了“撤并乡镇”工作，建制乡的数目从1985年的8.3万个左右下降到1988年的4.5万个左右。1986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始把注重力集中到乡以下的村级组织建设。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 （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到了1986年夏天時，曾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個人訪談之旅，主要談論內容包括有自由、人權以及權力分立等內容。隨後方勵之成為當時大受歡迎的人物，有關他的發言記錄也在學生中廣為流傳著。對此鄧小平警告說方勵之主張崇拜西方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和多黨制度，將意味著損害中國傳統價值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而受到方勵之的演講與世界各地發起的群眾運動影響，1986年12月時學生發起抗議活動以反對改革開放步伐過於緩慢。其中參與示威遊行的學生提出許多問題，這包括有經濟自由化、民主和法治等要求。雖然這次抗議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展開，但很快地學生運動便蔓延到北京市等各大城市。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今夜雨夹雪微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胡耀邦》说：“美国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回忆道：有一次在马克西姆餐厅与胡耀邦共进晚餐，让我感到震惊的不是菜单和菜式，而是胡耀邦明确告诉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行多党制。我非常震惊和赞赏胡耀邦能够看得那么深远。” 假如确有其事，也证明胡是走资派。网上还说：“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 ” 陈云说: ‘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斗这样的走资派，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任务吗？’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改开17年（1987年）：
１９８７年，在一份供高层传阅的文件上，索罗斯被认定是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目的是利用基金会削弱共产主义。这些指控同当时对学生运动的和改革派的打击遥相呼应。但是，鲍同提交了一份报告，为索罗斯正了名。鲍还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苏联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葛罗米柯（长期担任外交部长）刚刚批准了索罗斯在莫斯科新设一个机构，而象葛这样的人会跟ＣＩＡ的人合作吗？鲍同随后建议陈一咨不再担任基金会的共同主席，另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取代经济改革研究所成为新的合作伙伴。索罗斯自己写到，“我一直对基金会的运作不满，也不高兴可怜的陈一咨把太多的资金花在自己的机构上，所以我天真地想，这下可好了！” 但是一切还是换汤不换药，政治空气又愈加恶化，知识份子们都销声匿迹了。
87年6月13日，江应邀前往旧金山访问，期间他热情邀请美女市长共同演唱了这首3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翠堤春晓》的插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1987年1月，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一九八七年四月，邓小平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长期在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树邓，要在七一纪念会上讲一篇话，要鲍彤帮他忙，起草个稿子。薄对鲍彤说，「要在全党树小平。中国需要巨 人，小平就是巨人。」鲍彤当然得帮忙。但邓矮，若用「巨人」字样，难免有朝一日变成笑话，加深一波和小平间的历史隔阂。鲍彤写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薄很高兴，同意，就这样讲了，后来传开了。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中央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邓力群不主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决定。赵紫阳建议，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大家也表示同意。会议还决定，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红旗》杂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后来邓小平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一边。熊复由此检讨，胡耀邦出于保护干部的好心，保他过了关。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熊复和他的《红旗》始终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时更是一马争先。随着十三大的临近，赵紫阳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他认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赵紫阳正式向邓小平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以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党内的老同志李锐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像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举行。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而他的政治对手邓力群则在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不但失去了进入政治局的资格，而且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再度落选，从此一蹶不振。
十三大后，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问赵紫阳：“你报告说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 赵回答：两个说法，一个意思。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要搞一段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
1987年1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我国实行“村民自治”进入了制度化运作阶段。
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1987年苏联开始辩论。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和自尊。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
在1987年前後，商业化大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大陆，当代中国文化、电影历史地面临著一种新的“异己”者。
改开18年（1988年）：
1988年10月索罗斯来到中南海，会见中央领导人。中央领导人说这段时间自己见了几位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推崇市场经济，也建议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应该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最好不要行政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然后领导人请索罗斯谈谈看法。索罗斯说，根本没有一只无形的手左右市场，而是所有参与者的偏见在引导市场方向。当市场走歪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仅重要，而且是必须的。
１９８８年底，索罗斯到北京去想看个究竟，他被带去参观一个少先队的移动图书馆，他看到整个是一场戏，人们说的话如同背书，他的“中国人所有，中国人所用”的独立基金会的梦想就此破灭。１９８９年初，从戴晴的来信中他更得知，安全部的人渗透到了基金会内部。１９８９年春，基金会关闭了。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在赵紫阳，鲍同等人失势后，由于担心他们和其他基金会的收益人的命运，他写信给邓小平，表示愿意到中国当面澄清事实。他没有接到回信，但看到他的信被登在了高层传阅的出版物上。索罗斯后来总结到，“事实证明我到中国设立这样一个基金会是个错误的举动。中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为那里没有独立的和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我依靠的那些人是党内一个宗派的成员，他们为宗派所限，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开放和尽心尽职了。”
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的表演。会前赵紫阳聆听了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头头弗里德曼的教诲：“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弗还说要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赵实际上对这一招，重点是认可放开价格，让市场价格自发的调节经济，即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于决心背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顾陈云事先的劝告和国家计委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一个劲儿地蛮干，结果闯出了连续两年二位数的通货膨胀（1988年消费物价指数CPI高达18.8%，1989年为18%），闹得人心惶惶，银行挤兑，商店抢购风席卷全国。
1981年卸任后，卡特先后访问中国15次之多。自1988年开始，中国掀起了被学者称之为 “无声的革命” 的第三次农村改革浪潮——村民选举（前两次分别为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兴起）。卡特在北京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的曾建徽，后者拉开了让西方人观摩中国地方人大代表直选的帷幕。
当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路线：以“小康”为纲，四个坚持，三个利于，两个硬手，一直发展。
李登辉直到1971年，才因为“农复会”上司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认识了蒋经国。李登辉1971年加入国民党，认识蒋经国并被其赏识开始，到1988年担任国民党和台湾地区领导人，用了仅仅17年。之后他执政12年，是长于权谋的老辣政客，能刺激对手，又能关键时刻做出实际的决定，李登辉对进、退二字控制得很好。他自幼修习剑道训练，他爸爸所在的警察系统是日本剑道水平最高的职业系统。
改开19年（1989年）：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同年3月，他又指出：“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
在1989年的春天，中共最高层已意识到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当时席捲全国的抗议运动（不仅在北京，各省省会城市的人民都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令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以及最高决策圈中其他成员得出结论：中共政权岌岌可危。（《六四真相》）
1989年4月22日，学生打出“自由”的横幅。
1989年5月4日，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1989年5月17日，抗议的北大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医护人员急救，
1989年5月18日，
1989年5月19日，北京警察扛着横幅，游行穿过天安门广场，
1989年，邓小平与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邓小平曾说，“冷静的观察，镇定自若的面对困难，捍卫我们的立场。韬光养晖，争取时间，永不称霸。” 北京同莫斯科在50年代决裂之后，中苏之间长期没有互访。戈尔巴乔夫是关系缓和后到访中国的首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到访之际，正值天安门学潮期间。当时中国官方由于抗议人群占据天安门广场，被迫改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赵紫阳在他们的会谈中坦诚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想法。 在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拍照后第三天，89年5月19日，赵去天安门看望学生，随后，他便被解职软禁直至去世。
1989年5月20日，当时的总理李鹏宣布了戒严令，
1989年5月22日，一辆军用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
1989年5月23日，
1989年5月30日，
1989年6月2日，巨大的人群围观学生示威者在《北京日报》
1989年6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民主示威者挽起人墙，
1989年6月3日，人们用公交车做路障，
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越过栏杆，
6月4日，中国的解放军暴力清除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长安街附近，平民们站在军车上。
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由于人们对文革不满而爆发的另一场示威活动中，当局者选择的清场工具便是木棒。清场后来也完成了，死伤的人数较少。之所以1989年没有用木棒而是开出坦克，架起机枪是因为当局者希望借此震慑人民，不仅是对全国，也是对将来的反对者产生威慑作用。这的确奏效了，全国三十多个省会城市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抗争的民众被吓退了。
1989年6月5日，坦克在北京的重要交通路口驻扎，
天安门事件后， 老布什打电话给邓小平，邓氏不接，说应中国驻美大使馆。过了十天，老布什亲自打字写信给邓小平，写了四页，要求派特使赴华商议，邓在二十四小时后回信同意接见斯考克罗夫。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1989年7月， 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人干涉。中国人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
1989年11月9日下午，东柏林市委书记沙波夫斯基宣布了一条模棱两可的新旅行法，开放柏林边界的通道。
1985到1989年间，无论苏联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苏联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1989年，没有商业片了。开始弘扬主旋律。
1989年底，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持人，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大四学生杨澜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机遇。
1989年，杨丽萍像一片月光一样洒进了所有人的心。这位特立独行而又美艳任性的白族女子的一场春晚独舞，幽静、唯美、极度女性化、极度个人化，与火热阳刚的80年代末形成了一种曲折的映照。
改开20年（1990年）：
1990年的春节是特殊的，刚刚取消戒严的北京一片肃杀气氛，人人过关的审查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忐忑的人们对未来走向愈加不确定，临危受命且兼具「传统士大夫情节」和「海派」作风的江泽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内收复人心对外重塑形象，节前他上矿山下商场，「为恢复群众支持竭尽全力」，甚至还去训练基地与世界冠军乔红切磋了下乒乓球。对外，其不避嫌频频在西方媒体上露脸，ABC主持人Barbara Walters形容江有「一副可爱的笑容」。元旦前一天，江泽民在办公室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随后实况被作为新年讲话向全国播报，这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领导人实况向全国人民新年讲话，外媒捕捉到一个细节「他身着一件西服」。当年路透社电文这样形容「中国领导人已分赴全国各地，开展马年微笑运动」 神秘嘉宾 马年微笑行动的高潮出现在春晚，春晚自创办至今一直就携带着政治意味，并非独立的民间叙事，但最高领导人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却是33年来仅这一次。
上演春晚处女秀的宋祖英，一首小背篓，一身蓝色旗袍，玲珑有致的身材，虽然面容青涩，还带点婴儿肥，但金嗓动听宛若出水女神，令在场的观众如痴如醉。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其中扮演配角叛徒陈佩斯的「队长别开枪是我」「皇军托我给你带个话」两句经典台词。赵本山还有巩汉林同样从那年开启春晚旅程。这届春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解除戒严后第17天的北京，在工体，最高层默许了沉寂了半年的崔健举办第一次公开演唱会，现场有8000多名崇拜者到场，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难以想象的。崔健推出了一首新歌，他说「我们全都是获得机遇的人」。
1990年4月21日开播的《正大综艺》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档益智类综艺节目，以介绍异国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曾创下20%的高收视率，有两亿观众收看。这个数字意味着作为节目主持人，杨澜在当时几乎做到了家喻户晓。在《正大综艺》之前，普通大众想了解外国，只能通过《电视博览》、《世界之窗》等刊物。“中国刚刚开始了解外界的时候，是《正大综艺》将国人的眼光引向了世界。”栏目的开山编导之一聂小华这样总结栏目的价值。 《正大综艺》“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的口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国”是当时中国人认知上的盲点。浙江大学传播学教授李杰用“新奇而脱俗”几个字概括《正大综艺》引进的风光片所呈现的外部世界和主持人解读下的异国文化对观众的冲击。为了做到寓教于乐，制片人辛少英要求杨澜在主持上“放开”，以配合“世界真奇妙”、“是真是假”、“快速抢答”等猜谜单元的轻松氛围。杨澜大胆地把个性注入主持中，打破框框，很快成为一种新形式主持风格的象征和代名词。
在199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东南亚三国旅游的暂行管理办法》，批准中国公民出境探亲旅游，授权的有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旅行社总社和中国青年旅行社总社，才拉开了中国人出境旅游的序幕。
1990年的《焦裕禄》开始弘扬主旋律。
改开21年（1991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 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 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讨论过这一建议。阿尔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认为建议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 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提倡 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对 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极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缀也是徒劳。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 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 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1989年5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达成实行议会民主的协议，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作准备的时候，匈牙利开始拆除通往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打开了民主德国居民经匈入奥逃往联邦德国的缺口。至10月初，已有3.7万名民德公民逃往联邦德国。在居民大批出走的冲击下，10月7日民德40周年国庆日前后，东柏林、莱比锡等许多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民德当局发扬民主，进行改革，放宽对出国旅行和新闻媒介的限制。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伟大一幕，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有1%的东德公民涌入西德与他们自1961年因关闭边境而被迫分离的朋友和亲戚们再度团聚。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 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公开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起了人们意识形态上严重的混乱，人们一直坚持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被动摇。他在政治上倡导多元化，这动摇了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尤为重要的是1990年2月苏联中央全会上通过实行多党制，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实行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1991年12月25日19时，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代之的是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
布热津斯基后来评价说，卡特发起的人权运动，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精神层面的呼吁互相交织，促使苏联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守势。
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到：“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
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 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 经历了10多年的左右摇摆和反复，俄罗斯社会逐渐认识到：一是社会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二是借鉴他人经验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全盘照搬。有些东西对于他人是美酒，但对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改开22年（1992年）：
1992年1月16日，李先念第八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心内容还是吸取苏联教训，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信中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就宣传报道问题说几句话。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个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十分珍惜这个局面。谁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利益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的心愿。” 2月25日，李先念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邓小平南巡讲话，最终奠定了邓小平路线。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即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加快改革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经济判别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三个标准是：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二、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则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
1992年2月﹐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逐步取消「价格双轨制」实现由国家调控的市场自由定价制。于1995年，运输业及部份农业产品废除了价格控制。而石化产品亦由1998年6月起消 除了产 品「价格双轨制」。至2000年百分之九十的工业产品价格限制都已经被取消。
1992年4月30日，在北京中南海，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十四大报告的初稿。在此之前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常委们明确提出报告要通篇体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于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很自然地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作了重大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是十四大报告的焦点之一。在报告起草过程中，起草者各自根据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理解，提出了三种说法: 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呢? 只有确立一种比较科学的提法，才有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
十四大报告继4月30日拿出第一稿后，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改出了第二稿、第三稿。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专门视察首钢，不仅显示对周冠五的恩宠，而且还要借这次视察敲打当时尚未迅速跟上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邓小平巡察首钢後，周冠五、周北方等人自恃有皇上及皇子做後台，不把江泽民、朱熔基、李鹏等人放在眼里。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中央党校小礼堂，面对数百名省部级干部，就这个问题坦诚地亮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江泽民进一步解释说，他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无计划的。所以，使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所接受的。
7月上旬，又根据江泽民党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改出第四稿。
7月23日和24日，邓小平就报告发表了看法，认为报告是有分量的，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报告采纳了邓小平的修改意见，又改了两稿。
8月间，报告第六稿印发到全国119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在3000多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第七稿进行讨论。一周以后，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报告第八稿。10月5日至9日，十三届九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报告第九稿。到10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宣读的政治报告，已经是十易其稿了。根据十四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又对报告稿作了多处改动，直至10月21日公开发表。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前夕，江泽民联合邓小平扳倒对六四镇压持有异议的，军权在手本来又是邓小平心腹的杨尚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开发区”热。1993、94年的经济过热；1995年宏观调控；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邓质方一度在中信集团任职，邓小平南巡後下海经商，成立了四方房地产总公司。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邓质方利用邓小平的权势，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地产公司。接着，他同周北方与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合作，成立“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后来，邓质方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副总工程师，接着升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担任了董事长。 时称“京城四少”之一的周北方与邓质方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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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23年（1993年）：
一九九三年，邓质方所控制的四方房地产公司，联同如今阶下囚的周北方之首钢(香港)及长实等收购开达投资(後改名为首长四方公司)，邓质方开始任董事。
改开24年（1994年）：
一九九四年，美国的蓝登书屋（RandomHouse）和台湾地区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手记》。在书中毛泽东成了一个淫乱、残暴、工于心计、十恶不赦的野心家、大魔头。有名人说过:“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 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妖魔化毛泽东带来了中国的妖魔鬼怪化；自此以后中国各级官员觉得毛泽东是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想法儿捞一点、玩一点女人不算什么！从此以后，腐化有了“正当理由”，并美名其曰：“思想解放”。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土崩瓦解。 尤其是位高权重者；这些位高权重者又使更多人腐朽堕落，整个中国成了妖魔鬼怪的乐园，正义之士反遭耻笑、排斥、甚至打击。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阴暗面。
赖昌星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后来从事走私活动。从96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5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因为肺部感染住进三0一解放军总医院，九十岁的邓小平从此进入垂危状态。
改开25年（1995年）：
一九九九五年开年，中纪委就抓了和邓小平的爱子邓质方合伙组织了”首长四方公司”做生意的周北方，也就是首都钢铁公司老总周冠五的儿子。 一月三十日，江泽民亲自到医院探望邓小平； 次日是春节， 而春节之后不到两个星期， 二月十三日中央即成立”二一三”专案组， 把反腐败的矛头指向了邓小平前几年不断表扬的北京市陈希同。1995年4月27日，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1995年7月4日，中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了审查。后来陈因为王宝森事件，暴露出巨额贪污而被捕定罪，1995年9月被以“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
周北方被判了死缓，邓质方被双规很短一段时间后，邓小平的夫人找江泽民，寻死要活，要求保释。在这个前提下，江泽民和邓小平的子女们私下定的不成文的决议：你们从政界和经济界退出，我再不追究你们。第一，他们（邓家）军方的职务，第二，他们家在冶金总公司的职务，第三，邓质方在公司里的职务，全部退出来了。交换条件是，只动周北方，不动邓质方。当时邓小平还没去世，江泽民已经敢这样做了，然后把依仗邓家支持，一度有恃无恐的陈希同打入监狱。
改开26年（1996年）：
自1996年始，卡特中心与民政部合作在中国观摩村委选举。卡特自己2001年在江苏的周庄观摩了村委会选举。
1996年1月，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作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此后，巡视制度开始运作，并于2009年正式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 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称301医院)。
改开27年（1997年）：
到2月19日，邓小平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下午5点多，开饭的时间到了，但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未按时来餐厅吃饭。负责膳食的侯生伟等人得知病房里正在抢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多么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 邓小平终因在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
改开28年（1998年）：
朱镕基1998年就任总理后，他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方针。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中国年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控制在3%之内， 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金融系统改革，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把四十个部委减为二十九个，人员减少一半。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投资融资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
1998年，国务院发布23号文，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供房体系，23号文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内容，基本涵盖了有关房改的方方面面。在这个通知中，首次提出：“房改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这一体系包括高收入者购买和租住商品房，向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住房这三个层次。按照23号文件中所述“最低收入家庭”和“收入高的家庭”来推算，目前大概占城市总人口的5％和10％左右。在某些城市，这个比例将有所变化，但是差别不太大。也就是说，按照23号文件的精神，城市85％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它们提供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新加坡模式。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讲话。985工程是1998年5月开始的一项系统工程，旨在重点支持中国大陆的一批高校优先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985工程首批选定了9所大学作为重点支持；随后，985工程又先后增加了30所大学，总数达到39所。首批入选“985工程”的高等学校共有9所，被称“九校联盟”。
改开29年（1999年）：
九十年代的不少大型国企的改革就是透过股份制进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利用股份制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透过市场的运作促使企业迈向自负盈亏、追求效率的经营模式。至1999年末，国有企业共有下岗人员2500万人左右。江泽民在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号，立案调查「厦门远华走私 案」。据说中国的核潜艇从1979~1999停了二十年，没有研制开发，直到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挨炸后才恢复研制开发！在八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1999.11.15，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达成协议。
改开30年（2000年）：
“三个代表”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0年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考察時提出的论述。高州也因此成为“三个代表”的发源地。 “三个代表”刚发表时，全名没有固定，时有诸如“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等说法。
「三个代表」要求，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开31年（2001年）：
2001年2月8日印发《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
2001年7月1日在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三个代表” 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后经一系列阐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理论。
2001年11月10日晚6时38分(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地时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中国将从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改开32年（2002年）：
2002年后，“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全名定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随后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个代表」奠定了江泽民在共产党历史的地位。
有关说法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即民营科技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可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入党，目的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社会影响」。「三个代表」的提出代表了中共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正面肯定。从意识型态而言，这意味着共产党的性质已有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朝向执政的全民党的趋势。
只要一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逐渐蜕化成业主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工会便会逐渐蜕化成商会。 中国的资产阶级将与他们在其他所有民主国家的同行一样，重新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客将出任国家领导职位和议员，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和组建旨在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法律和秩序。
和平合法的「剥削」，如果真有的话，将取代杀人越货的剥夺。“打土豪分田地” 和 “土改” 的胡作非为将被视为非法而必须给以严惩。贪生怕死的资产阶级将把中国引向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以代替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战斗。
改开33年（2003年）：
18号文是指《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它在2003年8月的最后一天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被业界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五年计划。18号文的要旨在于，首次在国务院文件的层面，提出“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此外，正如文件名称所示，它还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一个“支柱”，一个“持续”，正是这两点极大地挑动了房地产商们的神经。18号文件被普遍视为房地产商利益群体的一次公开的胜利。被看作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本来80%的人可以住进经济适用房，现在一下子成了只有约20%的人可以申请经济适用住房，而据资料显示，在现实中，大约只有10%的可以入住经济适用房。18号文将绝大部分购房需求者扔在了疯涨的房产市场上。
2003年11月3日，《国务院关于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2003]7号)文件下发，以及国土资源部近来出台《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检查验收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自查自纠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大治理整顿的各类开发区执法力度。通过治理整顿，基本刹住了乱设开发区“圈地”之风。据初步统计，治理整顿期间，全国共清查各类开发区5658个，已撤并整合2046个；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有738人被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招拍挂出让土地的面积已占有偿用地总面积的30.16％。其中北京开发区有470个，撤并整合共17个，立案查处的案件有55件。到2003年年底这一轮检查验收结束，从2004年初将在此基础上，对开发区用地情况进行规范。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11号令)、《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1号令)、《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3]356号)的相继出台，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土地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意义。
由于目前全国范围内侵占集体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较多，所以国家为了能够有效管理土地，减少国家资金的流失，多年来采取的严查严管都没有起到一个很好作用，所以，国家现在采取措施通过“疏”解决，而不是通过“堵”进行禁止。实际上目前在各地已经自发流转，自发交易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所以从法律上讲已经不是用禁止就能解决的。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改开34年（2004年）：
2004年国际资本通过期货市场运作大豆价格先涨后跌，国内一些企业对套期保值缺 乏经验，结果高位被套。近七成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造成了中国的“大豆危机”。乘此机会，四大国际粮商大举进入中国，通过低成本兼并重组，已控制全国 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国际粮商巨头凭借资本和品牌等优势，从原料供应、期货贸易、生产加工到市场渠道等，对国内食用油基本实现全链条控制。我国是大豆原产地，却在2000年开始成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并逐步丧失大豆的定价权。我国虽为食用油消费大国，但其定价权却已掌握在国际粮商手里。据悉，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买卖大多以期货价格为基准。
2004年，华尔街的金融资本高盛进入中国，首先收购了猪肉下游加工厂雨润集团，2006年再以20亿资格收购了河南双汇，（同样是）猪肉下游加工厂。搞定了下游，再搞上游。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2005年进入中国渠道，所以高盛成为中国唯一掌控着上、中、下三游的企业，由于掌控了整条产业链，所以成本最低。你们会知道任何一个产品价格将解决成本最低的制造者，因此华尔街不需要全面控制中国的猪肉，他只要控制着最低成本的产业链，就能够主导中国猪肉价格。因此成本最低的就是高盛，所以中国猪肉价格主导权已拱手让给华尔街。
改开35年（2005年）：
2003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瞄准了下一个目标。据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威尔克森上校 (Lawrence B. Wilkerson)透露，在布什总统上任之初，窝藏在政府不同单位的某些高级官员，企图利用鼓励台湾搞台独，引发一场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战争 。进入2005年来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对抗开始升级。2005春，全国人大通过《反国家分裂法》。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2005年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 朱成虎 教授少将在香港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官方简报会中，和一批外国记者交谈。交谈中，朱成虎少将表示，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湾海峡冲 突、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 朱成虎少将还说，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而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毁灭。中国对美国一向是忍辱负重，拼命讨好，中国一定是没有退路，到了最危险的时侯，才被逼说出这种狠话。
2005年８月１８日至２５日，一场展示中俄两军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决心的联合军事演习“和平使命— 2005” ，在两国跨越数千公里的地域、海域和空域内展开。
2005~2009“中国间谍” 麦大志等一批人员纷纷被捕。
改开36年（2006年）：
2006年5月20日 ，布什邀请保尔森在白宫进行了2个小时的面谈。这次，布什答应保尔森与其前两任不同，将不仅仅是总统经济政策的推销员，而是对决策能起作用的参与者。第二天，保尔森决定接受布什的邀请。2006保尔森上台后：要求中国放宽金融业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力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热钱流入；股市暴涨暴跌。尤其是楼市价格火箭上升，美国在中国吹出了一个大大的资产泡沫。这也不能完全怨美国人，如果继续执行23号文，那我们的房地产没有大问题；退一步讲，在2005、2006年也是最佳调控时机，还记得2006年的深圳邹涛不买房运动吧，如果当时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也不至于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有好的政策23号文，却不执行；相反打着“持续健康发展”的旗号蒙骗国民，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搞出一个祸国殃民的18号文，使中华民族走向毁灭深渊！
改开37年（2007年）：
2007年开始实施，明确提出对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本法律被视为自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第一部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按照劳动保障部历年资料，从1997年到2007年国企累计下岗工人达到5900万，同期城镇集体企业减少职工2353万，总计8253万。
2007年11月30日，薄熙来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改开38年（2008年）：
2008年初，科索沃宣布独立，美国立刻予以承认；2008发生3.14拉萨事件,3.20台湾大选当天,美国出动两艘航母在台湾以东海面游弋,给台独打气。2008年北京奥运，由前中国女排干将郎平担任教练的美国女排击败中国女排。
2008年8月23 日某网站出了一篇文章《薄熙来与习近平，哪个更应该是未来的政治明星？》。文章很露骨的说，「对于同是太子党，又同在政治局，从学历上来说，薄熙来应该更胜一筹的，但是为何一个被选举为国家副主席，而另一个却成了重庆市市委书记了呢？选举是否还依据了其他的什么标准？」「中国的公民，如果在未来我们通过一定的努力要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的一部分权力，也就是只能在他们两人中选出一个我们的国家主席，我们会选择谁呢？」。文章说，「在政绩方面，无论是从《维基百科》还是国内公开的网站上，看不出习近平有什么显著的政绩」，并且毫不掩饰的把赖昌星与习近平绑到了一起。文章说「著名的远华案的『远华集团』是1994年在厦门成立的」，但官网的习近平简历表明，1994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章说，「赖昌星于1999年与妻子曾明娜及儿女一同逃往加拿大，并欲申请难民资格。这期间，在福建的高层太子党就只有习近平，情商极高的赖昌星会做什么，我们没有相关的资料。」文章把胡锦涛拉出来揍了一顿，明确指出就因为是胡锦涛亲习近平而疏薄熙来，就是因为胡锦涛不要民主，所以薄熙来仕途没达最高峰。文章说，「对于胡锦涛，在《维基百科》宋平条目下有：1992年在宋平的推荐，邓力群的提名下，胡锦涛在邓小平的支援下成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邓力群，他就是著名的『左王』！」
又过了不久，薄熙来再使上钱，让一名德国记者写了篇报导，说“薄熙来很有才华，有可能成为中国将来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改开39年（2009年）：
进入2009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中国的不幸消息传来。5月，南海多国宣布法理拥有南沙；6月，印度增兵6万到藏南；7月新疆爆发恶性事件；希拉里在泰国签署《东南亚友好条约》，并公开宣布“美国又回来了……；8月，澳大利亚借力拓案，政治上攻击中国，国防白皮书公开叫嚣准备和中国打一仗；9月，13号奥巴马宣布对中国钢管、轮胎加征关税，14号中国反击，美国当天宣布派助手到印度会见达赖，15号美国情报部门出台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伊朗、朝鲜，一起列为危害美国利益的“假想敌”。美国防部长公开鼓励研制新轰炸机B-3对付中国；10月，台湾突然大规模试射各种导弹。印度三军研究对付中国，美印进行18天陆军演习。11月，印度怂恿达赖访问达旺； 美国副国务卿去缅甸；日本宣布在冲之鸟建海军基地。
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后，没过几天，美国在台协会（AIT）会长薄瑞光突然在台湾公开表示：“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台湾不包括在内！”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以往美国虽然暗中支持台独，但公开场合下美方总还是虚伪地表示：“两岸要保持现状，双方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应有挑衅的行为。” 美国由暗中支持台独，变为公开支持台独！这是美方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严重挑衅！！
改开40年（2010年）：
2010美国对中国已失去耐心。利用中国内部高房价、腐败、民族等问题； 外部采用，贸易制裁经济掏空、政治高压、地缘包围军事遏制，美国对中国已进入拉网最后阶段！！！它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象前苏联那样解体，让中国彻底崩溃, 崩溃,崩溃!!!
河南省商人张磊在2010年初给耶鲁管理学院承诺捐赠了800多万美元，获得推荐资格。 同年，他陪同李海进一起前往耶鲁申请，耶鲁管理学院录取了李海进。( 来源：【谷风】向往“西方价值观”的中共高官）
从2010年起，中国大量进口葡头酒。
改开41年（2011年）：
2011年6月28日基辛格博士到访重庆，是其第三次来重庆，他前两次来重庆市分别是在1982年和1996年。基辛格在访问期间赞扬薄熙来是中国的一位传奇式人物。私下里，基辛格还说，“我了解到，习近平副主席在当选为军委副主席后的第一站就是重庆，他在重庆整整呆了3天。他高度评价了重庆的发展。” 基辛格参观了重庆公租房，亲身参与了红歌会，与薄熙来、黄奇帆等重庆市领导，市民、学生代表等，就重庆唱红歌、重庆公租房、重庆投资环境、中美文化价值观等，进行了交流交谈。基辛格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到重庆，我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远见。我为重庆的活力所震撼。” 这次访华，基辛格在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层的年轻一代：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王岐山副总理，专程到重庆会见了薄熙来书记。“他们与我分别进行了长时间的、非常友好的谈话。李源潮向我解释了党的改革政策。习近平在上海时，我就多次见过他。在重庆我看到了新的发展理念。 我被这些领导人的远见所鼓舞。”
薄一波是最后去世的中共第一代元老，他百岁去世时赢得全体红二代的朝圣，薄熙来俨然是当今太子党的领袖。以陈毅长子陈昊苏为团长，聂荣臻独女聂力中将为政委的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首先是到重庆举行演唱会，掀开了山城唱红的大幕。薄熙来是今天中国左派，包括“毛左”、“中左”、“新左”的精神领袖，他的“重庆模式”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做为智囊设计的。而马研院正是当今总书记胡锦涛拨几十亿巨款扩建而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获得过当今常委绝大多数的肯定。
从了解中共运作内情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实际上薄熙来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本来就没戏，不要说他现在政治局委员是他父亲的一种政治交易获得的，他到重庆的这样一种安排，实际上是胡温对他的一种变相的“发配”。而就说他上任后的那些“折腾”，不但是打破了原有的中共政治派系之间的平衡，而且他这种大肆张扬的做派也完全颠覆了共产党选拔干部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选拔模式。所以如果没有政变，中共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实际上都容忍不了他。而他自己，越到后来调门也越高，也更加暴露出他自己是在孤注一掷、做最后一搏。这一次政治局常委，留下来的也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其他的都会换，其他要上的新人，除了汪洋有一点诸如提“广东模式”等试探以外，其他的一些人选几乎都是相当相当低调。这种在“进常”之前保持低调是他们的一种常态，高调和张扬跋扈反而如人通常所言的“见光死”，本身就违反了这种游戏规则。
2011 年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国，正值中共大佬们云集北戴河召开会议，商讨十八大人事权力分配之时。赖昌星的回国，对贾庆林影响最大。
2011年11月8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价格双轨制理论”，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的研究组和田源、张维迎是主要贡献人。在此之前，这个国内开创性地由200多名专家民主投票，因而被经济学家最为看重的奖项先后颁给了杜润生和农村发展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及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
1992年起，政府导致各行各业一切向钱看，扭转了中国方向。精于此道的人以合法及不合法的手段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由萌芽到壮大到在中国占据半壁略多的江山。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公有制的国家强势集团据有大量特权可能巧取豪夺国有资产成为私有财产。私有制的企业集团为了利益可能产生新的践踏人权、无法无天和几近混乱无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着大量不平等的罪恶。马克思看着欧洲金融寡头的欺压和太平天国的追求得出的结论，还是应该注意的。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其来源的合法及不合法困境，又有政治地位尴尬。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之上即将寻求政治地位，或渗透或组党参政议政领导国家，或腐蚀军队产生政变，或组织武装颠覆政权。中国新造的无产阶级及其组织为了生存也会斗争。中国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正在窥机反攻。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哪？最终决定在无产阶级？
中国近代以来，想学日本，学英国，学美国，但他们有三个因素：宗教敬畏感，君主敬畏感，金融统治力，是中国所没有的，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创制的组织敬畏感和统治力担当了三个因素的部分责任，当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或去除它的领导，结果可能是南斯拉夫那样分裂和内战的结果。
各国共产党被人称道的是其公平性和奉献性，被人诟病的是其“偏执性”和“野蛮性”。一个水桶的短板决定它的水平，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扬长避短？应该像英国王室一样懂得调整，才能永久执政。
1971年加拿大密西沙加建市，人口15万多人，现在的人口数量已经接近70万。1978年，加拿大密西沙加市麦考莲，在她57岁时，以微弱优势击败时任市长首次当选密西沙加市长。1978年，中国进入了新的改革开放时代。可以说她的密西沙加在和中国同步成长，更确切地说在和深圳同步成长。麦考莲是目前加拿大年龄最长和任职时间最久的市长，11次连选连任，累计任职时间已超过34年。如今92岁依然在任。为什么密西沙加的改革开放能健康发展？而中国不然。
先看出口，市场化改革以后，批判过去闭关自守，于是按照新自由主义外向化的要求，我国变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贸依存率2005年高达63.8%，高出贸易大国美国、日本的20%左右的两倍有余，实际上变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
再看投资，2005年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2010年急剧上升至69.3%，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了。2011年已下降为66%，再提高投资率来促增长恐怕已经很难了。
再看消费，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总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8.8%，到“八五”时期（90年代）开始不断下降。原计划到“十五”末期（2005年）达到50%，想超过改革开放前，但实际上当年继续下降为38.9%。到2011年为34.9%，近几年连续五六年在35%左右徘徊。
现在外资浸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外国资本家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其实，留给中国的还有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劳力摧残等因素。内资企业也同样有这些问题。如果计算“绿色GDP”，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即每年亏损数万亿元。
改开42年（2012年）：
2012年1月27日（正月初五），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因违纪被免职，正在接受调查」。
据北京消息王立军受铁岭公安窝案牵连，腐败黑恶罪行被中纪委掌握，薄熙来做了切割打算。王立军则为兔死狗烹的下场做了周密准备，就是动用公安手段对薄做监听、监控。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确有中纪委工作人员前往重庆，调查王立军。另有了解情况的重庆人士向亚洲周刊表示，薄熙来确曾控制亲近王立军的贴身人员。
明镜网称北京时间2月2日早上，获得北京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最先发表了被誉为“打黑英雄”的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涉嫌刑讯逼供和其他腐败行为，被中纪委调查的独家新闻。几个小时之后，重庆市就公布王不再担任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主管文教的职务变动。是日下午两点，明镜网再次接到北京消息人士披露的王薄交恶的细节。3日知情人再次对明镜网爆料：“王立军今天真名实姓向中纪委告发薄熙来夫人谷开来腐败，向国外转移大量资产，以及儿子薄瓜瓜的问题。他决定鱼死网破以自保。” 一位“主管宣传的高官”还对明镜网说：“中宣部主管放开新闻管制，任由相关报道和传闻在大陆互联网和微博上传播，通过这种方式来羞辱薄熙来，为自己入常减少障碍。” 这种放松显然是主导政局的人需要借用网络民意，达到屈人之兵的目的，让薄熙来知难而退。
薄熙来与陈希同、陈良宇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有很深的太子党背景。尽管人家都不喜欢他，他们父子俩坏事做了不少，但毕竟他们背后还是有其政治力量。如果不用网络上这样汹涌的民意去压倒他的话，而是像对付陈良宇、陈希同的这样一种公开的党内较量，那么中共内部不同的政治派系、左派和右派、改革派和保守派、特别是“毛左”之间就可能撕破脸，大家就可能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这是中南海当局无法接受、或者说是无法承受的。在六四后以后，共产党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底线，就是斗而不破。内部都明白他们掌权者是在一条船上的。你要斗、要分裂下去，船就会沉。所以现在既要解决薄熙来的问题，又不要让这条船翻了，我想，利用网上的这种民意和舆论力量，先来清扫战场，让薄熙来自己知难而退，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结局。
美国之音日前引述网站设在华盛顿的「美国自由灯塔」的一篇文章描述在2月6日当天情况：王立军化妆离开自家后，开车到成都领事馆附近，打电话要求会面，领事馆放行王立军进馆。王立军在成都领事馆期间，他向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爆料有关薄熙来腐败、与黑社会勾结等情况，还谈到大陆警方镇压异议人士做法。报导形容，王立军还掌握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资料，其中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薄熙来等强硬派想如何整垮今年将接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不让他接班。此外，报导说，当晚成都领事馆还先跟美国驻大陆大使骆家辉联络，要求给予王立军庇护；但是白宫方面不批准骆家辉的建议，担心此举会影响中美关系及即将访问美国的习近平。报导说，骆家辉的建议被否决后，他就与北京高层联络，中方并同意国安部门派员到成都拘捕王立军，而非让重庆方面控制王立军。
财新《新世纪》获知，2月7日中午时分，成都和重庆警方接到北京方面的通知，才得知王已在美国领事馆一事。” 重庆派出逾七十辆公安车，远赴三百公里外的成都，包围领事馆，要求美方交人；其后中央介入，派出八名国安人员到成都，最后将王立军带走。八日凌晨，曾有八位乘客购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4113的头等舱机票，从成都飞往北京，名单中包括王立军、邱进、张振华等人，并附有身份证号码。用「信天游」机票航班查询系统与「国政通」身份信息系统一一核实，均能证明图中所示信息真实无误。即带队到成都处理此事的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同行的还有国安部研究处处长张振华、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警官滑复栗，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反恐局长李伟等七人。
王立军被国安人员带上飞机飞往北京时，重庆市政府宣传办在微博宣布：「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但一天后，北京外交部声明重重掴了重庆当局一巴掌。声明说：「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二月六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显然，北京的声明告诉世人，重庆当局撒谎，也间接显示薄熙来在王立军出逃后方寸大乱、进退失据的窘态。若重庆当局与北京沟通良好，又或北京有人力保薄，北京又怎会发声明否认重庆的「休假式治疗」说法？
重庆日报2月14号开始高调报道薄熙来的新闻甚至旧闻。这意味着什么惹人猜测。而博讯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一群知识分子和企业界人士计划给胡锦涛写信，他们担心重庆近期的事件引发中国倒退到文革时代。社科院近期一项调查显示，86.4%的精英选择移民他国，而重庆的唱红打黑是引发这个趋势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国进民退”。据估计，至少5000亿元在过去两年“大逃亡”中转移到了海外。公开信呼吁中央政府认真调查重庆问题，以及造成的危害国家的大逃亡，并想法阻止这种事态发展下去。
半年前，薄熙来声望达到顶峯，「重庆模式」更是「显学」，到重庆取经的络绎不绝，探讨「重庆模式」文章多如牛毛。所谓「重庆模式」，就是力促经济更快发展，减少贫富差距；政治上强调毛泽东时代的美好。其核心正是「唱红打黑」：唱读传讲毛时代的歌曲、着作、经典、故事，致力打击黑社会。王立军就是「打黑」总指挥，现在他遁入美领馆，并遭中纪委调查，象征「唱红打黑」已然坍塌。过度鼓吹「重庆模式」，令他俨然成了党的理论家。中共历来只有最高领袖才可推出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以示他们不仅掌握军政人事等决策权，也掌握党理论的话语权。这是最高领导人的专利，也是巩固权位的杀手锏。但薄熙来只是政治局委员，却大肆宣传「重庆模式」，称之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可在全国复制等。如此僭越，自然受到最高层猜忌。一时间，「重庆模式」之说比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更受瞩目！中共领导层又岂会坐视？今年初薄熙来已意识到犯忌，公开否认「重庆模式」之说。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到艾奥瓦州老朋友家里与27年前结交的美国老朋友茶叙。
2012年3月9日上午的重庆人大代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薄熙来，他对自己十八大能否进入政治局一事怎么看。薄熙来回答说，我现在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各媒体有各媒体的分析和解读。3月9日下午薄熙来参加人大会议，有人故意把他的座位进行了调整，把最左边的位子调到最右边，让薄从左边进场经过整个主席台，在经过胡温和习近平身后时，薄熙来示威似的胜利姿态被外媒定了格。
原来，薄熙来说的「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意思是，等他们十八大前政变后，什么政治局委员？薄就党政军三大权在握了，此时他想任命谁当什么就任命谁当什么。让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挨着个儿的「病逝」，也就是让新华网系列报导一下的事。
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免于一死，拖了12年的远华案终于结案。之后，赖昌星按照预先的安排，到漳州监狱走了一圈，并在一年多后以危重病人的理由保外就医。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2012年4月起，中国推行节俭政策。
改开43年（2013年）：
2013年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013中国国情最新数据：
中国人口13.4亿，60岁以上1．78亿占13．26％，其中一半无子女空巢，最大问题心灵孤独。中国3亿人失业，2亿人口流动，单身1.8亿，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堪忧，97%公民不具科学素养。
2011 年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房价物价飞涨、医疗费用高、养老保险成百姓忧虑之源，中国人年收入全球排名第159位，71%的人生活艰难，65%以上家庭老养 小，74%的80后照顾父母力不从心，94.5%的人认为食品没有安全感。99.6%的人认为纯友谊越来越少，75.5%认为鲜有君子之交。
中国68.5%居民认为房价高难接受，北上广深房租疯涨白领一半工资付房租。北京380多万空置房，城区郊区共出租房屋240万套，租赁人口700万。
展望改开趋势：
尼克松在邓小平访美15周年，在所著《超越和平》一书中颇为自豪的说：“苏联共产主义已成为历史。甚至连现存的共产主义超级大国中国，在经济基础上也日益资本主义化，尽管在政治上仍是共产主义。” 在邓小平访美20周年，尼克松在所著《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又说：中国“在20世纪最主要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的领导下，它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教条，邓小平撇开了绝对官僚主义计划的压力，从而释放出世界五分之一人民的潜力。”
这些第三，四代的中国领导人，大多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不是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有着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坚定的信仰。又曾在年轻时期，在闹剧般的文化大革命中看惯了人性的丑恶和世态的炎凉。经历了改革开放几十年各种思潮的碰撞和洗礼。也曾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与各国首脑把酒论英雄。对于天下大势和人类文化的认识，远胜他们的前辈。普世价值的观念，天赋人权的道理，他们悉已了然于胸。
且不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仅就文革发动的形式和造成的后果而言，那几年的疯狂确实激发了人类世界中最阴暗和罪恶的一面。现在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很多经历过文革早期那些荒诞﹑惨烈的时刻。可是他们往往如同集体失忆般，很少提及那段岁月，尤其闭口不谈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那是一个黑暗而耻辱的年代。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见过太多人性的堕落而失去理想，变成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恰恰共产主义信仰，那种对未来人类乌托邦世界的美好信念和执着追求，它的信徒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纯真的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者只会热衷于追逐现实利益，用金钱，权力，虚荣来不断填补自己时刻空虚的心灵。
所以，从第三代开始，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由老一辈毕生追求，根植心中的理想，到了他们这里，如同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画像般，变成了巫师神汉装神弄鬼时的图腾和幌子。而这群上位者们，只是精心执着于权斗与私利，成为十足的政客和奸商。
大明亡于连年灾荒，大顺亡于腐败，大清亡于精英对“皇族内阁”的争权，官僚资本对铁路股民的巧取豪夺，第二中华民国（1928年6月15日-1949年10月1日）亡于土地兼并。这都是经验教训。
在过去的一年，改开43年，中国打了“苍蝇”和“老虎”，航天科技大发展，捍卫了海洋主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令人关注的是土地流转。
在新的一年，改开44年，面对内部危机，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去维护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实现统一又实现区域大国的目标，而避免国家陷入混乱和流血的状态？还需更多智慧。
首先，要解放思想，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凡是邓小平说的、讲的、做的，无论对错都不能反对？都不能否定？
其次，要复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9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历史决议》，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10月，邓小平、胡耀邦召集姚依林、邓力群商讨成立起草小组，决定以国庆讲话起草班子为基础，确定由胡乔木负责。前后20个月，《历史决议》的形成，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经过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中央和地方4000名高级干部的认真讨论，大量修改，集中了众人的智慧，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最后才完成的。但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全面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作为利益相关人是不是应该回避？邓小平没有回避，却以命令的口吻指出决议的方向，那决议难道不该复议？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道：对于“文化大革命” 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情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时隔一年，是不是仍显匆忙？
现在又过30多年，是不是该动员国内外的力量讨论一下毛泽东的功过错罪，华国锋的功过错罪，邓小平的功过错罪，胡耀邦的功过错罪，赵紫阳的功过错罪？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可取之处在哪里？对任何人任何事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都是红卫兵作风。列宁说过一段名言：“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二，中国将可能发生的统一趋势：
1，纵观当今国际上国家统一的主要模式，有越南式，德国式，也门式，朝鲜式。
越南武力统一式：
1975年越共攻陷南越首府西贡，南越政权灭亡。越共在南越成立了南越南共和国。不久在北越主导下越南统一。以北越的军事优势打垮南越，以北越的政治优势取代南越的统治。
德国吸收统一：
以西德的全部兼并东德的全部。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东德领土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并入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此覆盖德国全境，德国统一成一个国家。
也门融合内战统一式：
1972年10月28日签署开罗协议，同意制定统一两国的计划；也门共和国于1990年5月22日宣告成立。因执政联盟的内部矛盾，阿里·萨利姆·比德副总统于1993年8月自我放逐至前南方首都亚丁，内战终于在1994年5月爆发。值得注意的是，南北也门的军队于统一时未曾合并。南方领袖于1994年5月21日宣告分离，成立也门民主共和国，也门民主共和国首都亚丁于1994年7月7日失守，南方其余的抵抗很快便失败，数以千计的南方领袖流亡国外。直至2010年，南北纷争仍然持续，南方感到北方的不公待遇[18]，衍生出争取南方恢复独立的「南也门运动」。先经济政治融合过渡，军队经内战后才统一。
朝鲜一国两制式：
在二战战败后，联合国订定朝鲜半岛日后的托管统治计划，并在三八线划定两个行政区，当中北部的管辖由苏联负责，而南部则由美国负责，冷战政治使南北韩于1948年分别产生两个政府。 1950年6月，朝鲜在未通知中美两国的情况下出兵越过北纬38度线攻打南韩，开始了韩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亦相继介入战斗，战争于三年后结束，两韩在接近三八线的位置（板门店）签订停火协议。两韩至今并未签订任何和平条约。朝鲜1960年设想的联邦制成为幻想；2013年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建党68周年纪念日，朝鲜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登载文章，指金日成曾在1980年10月1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过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建国方案，金正日则亲口作出过指示，指为了祖国统一顺利实现，最合理的方案就是以联邦制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中国一国两制式：
中国胡锦涛开启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新模式，试将文化经济首先融合，那随后哪？是否将逐渐产生历史和政治的模糊观念，颠覆中央政府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胶着下去？一体化统一是全球、地区和国内双方三个层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式能成功吗？
2，胶着下去的中国：
2.1，被遥遥无期拖下去的统一问题是世界之林中中华民族的耻辱。
2.2，两岸每天都有老人没看到祖国统一而抱憾离去，最好让他们在逝去前看到国家统一。
3，去年年初，国家主席换届，国家的政治天机是党政分开的短暂时期，像一缕曙光让我看到国家统一后的模式。
4，先谈我对中华民国来龙去脉的认识：
中华民国发育于1892年3月13日，36岁的杨衢云与谢缵泰等在香港建立的“辅仁文社”， 辅仁文社的英文正式注册名称是Chinese patriotic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英文名直译为中华爱国互助改进会。
“辅仁文社”是清末爱国进步团体。1890年（光绪十六年）开始发起，1892年3月13日正式设总部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由杨衢云、谢缵泰领导，共有“辅仁文社”成员17人，有姓名可考者除杨衢云、谢缵泰外，还有周超岳、黄永商、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温宗尧、胡干芝、陆敬科等。杨衢云为社长。宗旨有“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尽忠报国”两条。
杨衢云的祖父杨福康曾在广东肇庆府任经历，署理新兴县知县，因读《荆驼逸史》产生反清思想，弃官出洋，定居槟榔屿。他的父亲杨清水生於槟榔屿，16岁回原籍务农学汉文，在乡里受到邻乡异姓大族欺压，转业海员，往来中国及欧美，21岁随船到香港，因病上岸医治，病愈后留在港府辅政司署任文案，後来娶了东莞白沙水围村郑氏，在东莞生下杨衢云及两个女儿。杨衢云后来在香港成长，由于早年在英文学校上学，又曾在西人学校任教，思想更为欧化，对革命的认知水平也更高，于是在往后与好友谈论革命理论与历史时，常以权威自居，并杨在成立香港最早民智组织辅仁文社之际，初任社长，其文社提倡：“1. 磨砺人格，臻於至善；2. 不得沉溺於当世之恶习；3. 为未来中国青年作表率；4. 以多途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5. 精通西学；6. 以爱国者自励，努力扫除吾国之乖误。”。这显然是孙中山后来倡议南洋各地同志成立“阅书报社”之模式，这个模式后来果然被南洋西人殖民地的华人广泛接受。杨是受英文教育的，接受西方民主熏陶，家中又有反对暴政和民族主义的传统，醉心中文； 1892年秋天，辅仁文社核心成员罗文玉婚礼摆喜酒，除了文社诸同志，孙中山好友尢列亦应邀出席，席间杨衢云向尢列提及祖父读史弃官之事，以及谈论政治改革。在当时来说，杨衢云父亲在槟榔屿出生即算是英国侨生（British subject），杨衢云也顺理成章成为英籍华人；也只有从澳洲到香港的英国殖民地英籍华人，是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而又身处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累积了应付中外交流的经验；他们踏上清廷领土也享有治外法权，才能有较好的环境条件去兼顾中西，让反对清廷的思想同时接受东西方文化的营养补充，较自由发挥。
1894年3月，拖着辫子满脑子充满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孙逸仙，寄望于满清改革，在陆皓东陪同下，与查理宋在上海晤面。二人一见投契。其实，寄望于满清改革，而自己想作“洪秀全第二”，是爱国而不忠君。这显出孙中山实用和理想上的矛盾。但宋则是彻头彻尾的民主思想。虽然是初相识，宋就向孙指出：不能有“洪秀全第二”，他认为连洪秀全第一也是中国的不幸；孙应该立志作华盛顿，林肯。 1894年6月初，满脑子君主宪政思想的孙文上书李鸿章，要求中国搞君主立宪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894年6月11日，清军指挥官叶志超不战而走，致使日本军队占领平壤。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开始。日本人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之檄文在东北发布。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朝鲜问题转化为日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给日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日本吞并东北是在1932年，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侵略吞并中国是舆论上说不过去的，所以日本又声称是帮满洲人伸张正义，驱逐张学良势力。最后转身一变，居然就变成了日本人羽翼下的伪满洲国。而且把东北视为新日本的内地，强行推广日文，计划移民500万来日化东北。
为彻底全面击垮中国，日本玄洋社浪人在煽动汉族人起来推翻满清政府的同时，加大了向中国汉族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力度。资料显示，就是在甲午战争期间，与日本玄洋社浪人联系广泛和密切的有很深的日本情节的查理宋（宋美龄父亲），开始了不分昼夜地向孙文宣扬民主共和思想。1894年8月，查理宋（宋美龄父亲）向孙逸仙介绍林肯“民治，民有，民享”的思想。1894年11月孙逸仙到达夏威夷去与日本民权运动家菅原博相见，并通过菅原博认识了曾根俊虎和小林樟等。并于1894年11月24日按日本人的思想创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檀香山兴中会，以“纠合海外以收臂助”，回国发动起义，以配合日本侵略者打败大清中国。孙中山第一次跑到日本去，很显然是去商讨和接受被日本浪人金钱收买的具体条款，并探讨如何创建兴中会。从此，得与日本黑龙会结缘的孙文及其兴中会，如虎添翼，成为日本军部刺向大清中国4万万同胞心脏的一把把尖刀， 就象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旭旗里所显示的一把把齿轮状尖刀一样。（《广州名媛宋祉君》之二十一》）。
经尢列介绍，孙中山后来和杨衢云结识，以至有所谓檀香山的兴中会和辅仁文社合并之说。当时檀香山的兴中会成立仅数月、未曾有过实际行动，而且人数有限；因此，所谓辅仁文社和兴中会两会合作，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会，宗旨说谁当上“总办”就是起义胜利以后的共和国总统，对辅仁文社的原班人马是较有利的，虽说选举会长竞争激烈，最后还是杨衢云出任“总办”（president，会长）。今天看来，如果广州起义没有失败、陆皓东没有牺牲，他会看到槟城人的孩子宣誓就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为他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主持升旗礼。
1895年2月21日，“辅仁文社”改组为“兴中会”。1895年10月10日，会党在香港举行议会，推选杨衢云为兴中会会长，并任“联邦政府大总统”，负责在广州领导起义，建立民国。显然民国成为大清中国面对的八国联军外的第九列强。
1895年3月初，中日两国硝烟正浓之际，孙中山多次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领事中川恒次郎。据中川致日本外务省的信函称，孙中山来访的目的，是计划在广州起义，希望日本能为其提供25000支步枪和1000支短枪。中川恒次郎在其致外务省的信函中，并不赞同支持孙中山，理由有二：其一，孙中山等人力量、声望、准备都不足，“举事成功是难以置信的”；其二，战事虽仍在进行，但清廷败局已定，日本政府对从清廷手中攫取巨额赔款和领土割让已颇具信心，没必要再支持孙中山搞革命。不过，中川恒次郎也建议外务省，若清廷顽强抵抗，则也不妨支持孙中山：“若清国在北方聚集军队，坚决抵抗我方，则在南方让彼等举事。这不失为造成后顾之忧，以消其势之一策。” 中川还说，当时广州已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和孙中山在日人参与下打倒官吏的流言，华人对日本已颇露敌意，此可证孙中山求助日本的行为并不得民心。这种不得人心，孙中山自己事后也是承认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如此说道：“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1897年5月，受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派遣、肩负着刺探中国情况这一特殊使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阅读了《伦敦被难记》后，发现孙中山正是他们苦苦寻觅的理想人物，欣喜若狂，立即寻踪追查，一直追回到日本横滨。
1897年9月初，宫崎寅藏、平山周在陈少白的日本寓所，找到孙中山。宫崎寅藏、平山周与孙中山会晤后，立即赶回东京，将此事报告犬养毅。犬养毅兴奋地表示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平山周、宫崎寅藏、可儿长一等三人便专门前往横滨，请孙中山到东京与犬养毅会谈。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身无分文，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福冈人，号玄洋，玄洋社首任社长，山田良平的叔父）决定负担起孙中山的生活费用，（《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9—150页）直接将孙中山豢养起来！1898年2月3日，犬养毅致函陆实（陆实，字羯南，青森县弘前人。主办《日本》日刊，是东亚同文会骨干），要求他负责照顾孙中山、王质甫、陈少白等人生活。犬养毅在信中清清楚楚说道：“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作此计划矣。”（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5—156页）从此，孙中山则完全被日本右翼集团牢牢地掌握住！
再看看日本人对列宁的利用。对于日本而言，虽然日俄战争初期，日本占领了旅顺和沈阳，但都是经过苦战的惨胜。俄军伤亡九万人，日军伤亡7.5万人，但日军的总兵力，不过20万人，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已经减员过半而且无法补充，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尉官几乎全部丧尽，下级军官都是临时召集来的只受了速成训练的预备役军官。俄国还可以从欧洲源源不断的调集部队过来，虽然没了海军，但俄国的陆军，同样有实力把日本赶下大海，日本实际已经撑不下去了。李鸿章联合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正是这个目的。
在日俄开战之前，美国国务院一位智囊官员即向日本驻美大使金子坚太郎建言：日本应赶紧设法使俄国腹背受敌，分散其军队力量，亦即煽动分散在北欧各国的俄国不满份子，并在俄国内进行扰乱工作，其经费不过三百万日圆。日本面临这场帝国兴亡之战，明治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主战与慎重两派不相上下，最后由天皇决议：一、 掌握情势以引导非战方向为宜。二、 要使俄国无法进行大规模战争（最小局限的战争）。三、 无法避免开战时，要用非常手段促成俄国国内反战、反政府活动，造成自然战争停止的可能性。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明石即接获参谋本部根据第三项决议，对俄进行扰乱工作的极密指令；儿玉参谋次长也同时给明石一封电报表明：帝国外交日益艰困，今唯仗贵官突破。明石曾就俄国情势写了一篇报告书名称「落花流水」。1904年他在日内瓦找到了列宁，提出日本政府愿以资金援助列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一开始以背叛祖国的理由拒绝接受，明石于是以“你身为鞑靼人（列宁母系是蒙古人），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大的爱国。” 结果列宁在他的劝说下秘密接受了日本的援助资金，并答应在1904年 10月召开的反俄活动家大会上与明石合作。于是列宁委托托洛茨基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的被暗杀，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星期日惨案”，一日之间4600名请愿的工人被打死打伤。6月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这些就是后世所称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的俄国1905年革命。除此之外，还布置情报通信网、策反俄国军官、煽动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运动、会见芬兰独立领袖，阻碍兵力的运输、秘密偷渡武器给反帝俄组织、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引导欧洲舆论对日友好（有驻英国武官宇都宫太郎帮忙）等，工作量及困难度均超乎想像。正是俄国内部的动乱，给了日本机会，尼古拉二世忙于应付内乱，以及国内无心对付日本，只好和日本签订了普利茅斯条约，退出了远东。由于日俄战争的失败，导致尼古拉二世的威望极度下降，通过1905年的革命，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战败之后，俄国无法在远东发展，只好把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欧洲，最终参加了协约国和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中俄国社会矛盾彻底激化，最终被列宁推翻，尼古拉全家也被处决。
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理想。1897年，孙中山早在英国伦敦时，就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的探索和研究。孙中山曾称此时“始知徒使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之后，孙中山在1897-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到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05年初，孙中山由美国抵达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同年5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避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中国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 “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的某些问题（如贫富差距）。他说，他要与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爆发，随后，八国联军侵华，其中日军兵力占了一半。孙中山认为发动革命的时机再度来临了。9月25日，孙氏赴台会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要求日方为其提供起义所需的武器弹药。其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意侵占厦门，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福建，此前为制造出兵厦门的借口，已制造了本原寺纵火事件。但因列强抗议，其占领厦门的计划未能成功。孙氏的到来，再次为儿玉提供了机会。在和儿玉会谈之后，孙氏向潜伏在惠州的郑士良起义军发出命令，要求其改变原来向广州进军的计划，而改向厦门进军。惠州起义后挥军北上，在香港和厦门之间的海、陆丰由日方援助武器，然后进攻厦门，夺取日本在厦门设立的台湾银行分行——该银行被抢，日军就有了开进厦门的借口了。
自乾隆末年，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并且在之后一系列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陷入内忧外困。这期间，在与汉人的交流中，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清末民初时，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和瑷珲一带还有满语使用。1907年，清廷即将实施预备立宪，以期维持统治。期间，正式宣布废除旗汉界限，取消旗人诸多特权与束缚，与汉人一体对待，但为时已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由于民族宿怨的累积，在革命党人起事的过程中，西安、荆州、江宁和福州等地都发生了针对八旗军民的屠杀事件。
中华民国起始于辛亥兵变的武汉军政府；武昌辛亥兵变时，黄兴在1911年11月9日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呼吁袁拥护共和，并以中国之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设虚位总统给袁世凯。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迩典爵士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总统。在武汉中央军政府与朝廷进行谈判时，谈判被第三方势力张謇转移到上海以便控制，目标是虚位以待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及大总统。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12月25日晨到上海。孙中山携广东籍革命党人胡汉民、朱卓文等人乘英国邮轮“丹佛号”驶抵上海吴淞口，同船到达的还有美国人咸马里夫妇及日本人宫崎寅藏、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等人。孙中山建议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未获通过。又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第二天，12月26日，支持孙中山的第四方兵变势力，黄兴、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民党要人，先声夺人，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日夜，在中山寓所集会，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1911年12月29日上午10时，十七省的代表聚会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会议公选，与会代表四十五名。推举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为候选人。
当时角逐主导权的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湖北革命派，有以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人为核心的江浙立宪派，而由各省革命党人（并非全是同盟会员）及少数立宪派或名流混杂而成的 “各省代表会” 也在新政权的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此刻，由立宪派所支持的南北和谈此刻正在顺利进行，议和一旦成功，由 “国民会议” 表决国体，那么之后的形势将是，无论清帝退位不退位，袁世凯都将获取大权。如果真是这样，作为革命先导的同盟会即将被迅速边缘化，这显然是孙中山、陈其美、宋教仁等革命党所无法接受的。有鉴于此，陈其美等人在汉阳兵败后力举黄兴为大元帅即有此考虑。
《辛亥南北议和别记》一文，谈到孙中山是否带回巨款对他的临时大总统职位的影响。该文由1911年12月30日南方代表顾忠琛（与黄兴有联系）和北方代表廖宇春（通过靳云鹏与段祺瑞有联系）在上海签订议草约（共五条，其中一条为 “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一事谈起。 接着写道“方忠琛之与廖宇春订约也，临时大总统待选；黄兴……有意焉。孙文则新归自南洋而抵上海，盛传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其时军之所亟者，财也。南京联军诸将新胜虚骄，而轻黄兴败将，尤有大欲以望孙文。徐绍桢以粤人为总司令，久镇江南，又有新功（按：指攻克南京），一言为轻重：而以文乡人，革命先觉，苟选大总统，微其人莫属：昌议大廷，主之尤力。各省选举代表集南京，以绍桢侃侃，不敢有异议，……遂举孙文为大总统。谒告纷至。或以询日：‘公携来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文应声曰： ‘我携来革命精神耳！’则相与拊掌大笑。于是兴持忠琛与廖宇春所订之约以告，曰：‘毋使我辈负诺’而文之履职也，即响参议院声明暂行就职，俟政体解决，当逊位让贤者。且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及世凯电告清帝退位，而文莅参议院辞职，践前言也。”
孙中山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黎元洪得零票，孙中山以过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其过程不正当不民主不光彩。也注定最终徒劳。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
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馀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的南北和谈中也已达成“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的初步协议；而在30日的第四次和谈中，唐、伍在达成国民会议召集办法时，南京的“各省代表会”却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就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节，应由本会致电伍廷芳代表，请其答复唐代表：本月初十日（即29日）十七省代表在宁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
离奇的是，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并未受此决议的影响而仍于次日（12月31日）继续进行第五次和谈，并提出“国民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期定于1912年1月8日。究竟是南京的“各省代表会”与在上海谈判的伍廷芳南方代表团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主要通过电报来往），还是伍廷芳有意压下电文以迷惑唐绍仪代表团，其中玄机颇令人费解。此处有两点颇值注意：一是“各省代表会”自称代表国民多数“赞成共和”，以此拒绝召开“国民会议”，这似乎是延续了伍廷芳在12月20日谈判时的“偷梁换柱”之辞，由于“各省代表会”主要由南方革命代表组成，无论代表选派方式还是政见倾向，乃至其所代表的省份（部分省份未派代表或代表资格存在明显问题），都不足以替代“国民会议”，这点似无疑问；二是孙中山致袁世凯的电报更像是烟雾弹，其文字遮遮掩掩，并没有明白说出自己已被南方阵营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而更多是强调自己只是暂时担任组织之责而虚位以待袁世凯之心。
由此或可推论，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包括唐绍仪）似乎对孙已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事一无所知，否则的话，唐绍仪无论如何都应向袁世凯报告（除非唐绍仪有意与南方一起愚弄袁世凯）。而混迹官场数十年的袁世凯，不可能不明了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所包含的政治含义，因为南方此举等同于“另立新国”，这也意味着袁世凯企图通过和谈达成妥协统一的想法完全失败，南北和谈已毫无必要。如果说，袁世凯对此掉以轻心，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是否只在革命党内部公布或通过革命党人的私人关系公诸于个别外电，目前尚不好下定论，但在1912年1月1日之前，此事处于一个相对保密的状态，应无疑问（至少北方对此一无所知）。
南北双方之争，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之争，实际上则为“名器之争”。南方抢在“国民会议”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就在于与清廷分庭抗礼，而孙中山急于就任“临时大总统”，目的也在于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便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更好的参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就法理而言，“以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问题”的做法虽然在操作上会出现种种困难与变数，但如果得以顺利实施的话，应该说更加符合“民主”的要义并且遵从了程序的价值。但事与愿违，程序价值最终败在了政治权术的算计之下，袁世凯精心设计的这一中间方法亦无从实施，南方“另立中央”的既定事实令其回旋余地减无可减，而在当时“战既无饷，和又无策”的局势下，袁世凯也只能与南方继续周旋下去，以求最终的解决之道。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遇难，17日袁派人向革命党人表示效忠革命，希望革命党人不要再对其进行暗杀活动。
东华门丁字街的炸弹， 完成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由非法性向正当性的转变； 同时夺得了谈判权，和100年来的话语权。袁世凯都怕恐怖暗杀，还有谁不怕？
袁世凯一方面革除唐绍仪的代表职务并中止和谈，一方面对南方施加军事压力；再加上临时政府内一些同盟会会员和立宪派纷纷活动，孙中山终于被迫承认了议和的条件。在反复争辩与谈判后，双方最终在一桩幕后的交易上达成默契，那就是：牺牲清廷并由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在全国归于共和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于袁世凯，由袁世凯出面组织民国政府。而这，也是当时中外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己即行辞职，还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推诿，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2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内含“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及“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之语。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
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犬养毅和头山满两个人，急扯忽拉地跑到南京大总统府，恐吓孙中山不要去北京，而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并恐吓说，孙中山去北京，肯定性命难保。可见，这些日本人对中国人之间的南北讲和是何等焦虑。
中华民国公认于袁世凯的临时政府，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成立于降黄龙旗升五色旗的袁世凯政府，即第一中华民国。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会见，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孙中山在与袁世凯密谈时，提出这样的方案：他愿专任修铁路之责，保证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他被袁世凯任命为铁路督办后，坐着慈禧太后的专用花车到全国去视察铁路，一路上大摆排场，流水宴席，一边继续造势演讲，一边请客吃饭。游遍大半中国，花费几百万巨款，一尺铁轨都没有铺上。1912年10月，他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划铁路建设事宜。云南都督蔡锷对筑路事业甚为支持。孙中山便复电蔡锷，主张修筑滇桂粤铁路，并附上《滇桂粤铁路说明书》《筹款说明》《筑成后办法说明》等文件。1913年2月10日，孙中山作为全国铁道督办，偕夫人卢慕贞、秘书兼翻译戴季陶、英文秘书宋霭龄，随员马君武、宋耀如等一行乘 “山城丸” 轮船访日考察。于13日抵达长崎，随后乘火车于翌日抵达东京，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桂太郎、日本民党首领犬养毅、著名政客头山满等。之后，孙中山一行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历访横浜、横须贺、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广岛、下关、八幡、福冈、熊本等地。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中止访问，22日自长崎乘 “天洋丸” 回国，于25日抵达上海。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1913年8月2日由上海乘德国船舶潜逃至福州，之后转往台湾的基隆，随即再乘日本船舶信浓丸赴日本寻求援助。袁世凯则于1913年10月15日以北京总检查名义通缉孙中山及二次革命首要。孙中山再次逃亡海外，再次蓄势待发，再次寻找机会，但此时孙中山在日本眼里暂时没有可利用价值。日本开始从第一中华民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又过多年后，汪精卫又有了利用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资助列宁回国革命以瓦解协约国。
1914年，日本趁一战之机，向德国宣战，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将山东半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出于反袁世凯的需要，孙中山选择了对日本的这一侵略行为保持沉默。此一时期，孙氏在日本军、政、经各界积极奔走，希望日本政府支持其“第三次革命”。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野心勃勃的“二十一条”，国内外舆论纷纷，无不痛斥日本包藏祸心，欲藉此灭亡中国。但孙中山寄望于日本支持自己反袁世凯，故在整个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期间，对“二十一条”不作任何评价，“默不一言”。革命同志柏文蔚曾面见孙氏，要求他就“二十一条”表态，孙氏的回答是：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在孙氏看来，推翻袁世凯，是比抵御日本侵略更重要的事情，在美同志马素等曾致函孙氏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孙氏的回复是：“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迫于各界要求自己表态的压力，同时也为了混淆视听，孙氏更多次通过《中华革命党通告》，散布谣言称“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主动提出，其目的旨在换取日本支持自己称帝。孙氏在日本政界交友甚广，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二十一条”是日本政府所提出，之所以还要如此说，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坚持优先反袁的立场找一个解释罢了。在整个交涉期间，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将革命党的起事计划透露给袁世凯，以此迫使袁氏不断做出让步。换言之，孙氏对“二十一条”的沉默，成了日本政府攫取中国利益的有力工具。
日本认为 “现在，采取让袁彻底退出政治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政治势力之手段为有利”， 暗地唆使袁世凯称帝，使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局面。再开始反对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稱帝，為洪憲帝政。
1916年初，日本政府随之调整了自己的对华政策，转向在东北扶植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支持反袁运动，资助岑春煊。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是日本政府选定的扶植对象之一。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援之后，孙氏很快选择在山东举兵起义。之所以选择山东，主要是考虑到其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起义之后，袁世凯的部队不敢进入日军控制区讨伐起义军。6月份，袁世凯突然去世，段祺瑞执政，日本政府调整其对华政策，孙中山再次被抛弃，这场闹剧般的“起义”，也随之夭折。
日本表示支持皖系、交通系的段祺瑞，英、美等支持研究系、直系的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及国会有所保留。
德国拉拢段祺瑞不成，转而拉拢资助孙中山，孙中山得以成立广州军政府，并散布不参战的理由。德国公使辛策(Von Hintze)于3月25日返国前，特命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孙中山，表明德国愿支持中华革命党的运动并同盟对抗日本。为此克里平派其翻译西尔穆尔(Schirmer)与曹埃布尔相偕秘密谒见孙中山。
孙中山对与德国连手对抗段祺瑞，和北洋军背后的日本表示甚为赞同。为与北洋军作战所需的资金，孙中山向德国协商支持二百万银圆款项。由孙中山所信任的蒋中正负责经手交涉，一说蒋中正与张静江在旗下开设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金融界也募集大量资金，作为孙中山的军费后盾。 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号召下，章太炎、李烈钧、谭人凤等人也纷纷再度加入旗下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遂展开护法运动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免去总理之职。任伍廷芳出任代理国务总理。
1917年7月1日为溥仪复辟。最后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所镇压，黎元洪引咎辞职，7月6日总统之职由英美支持扶植的直系军阀冯国璋取代，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张勋复辟于7月12日被段祺瑞再造共和的讨逆军粉碎。段祺瑞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与进步党首领，研究系的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
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后连合日本幕后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的冯国璋、成立英、美、日列强支持的北洋新政府，力求专制统一。
1917年7月17日，在章太炎陪同下，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从上海抵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孙中山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通电号召北京旧国会议员南下参加护法到广州另组新政府。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与四川相继再次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加入护法运动，大西南连成一片，成为护法中心。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同年9月，段祺瑞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和向日本借款的公文，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
1917年底，陆荣廷、唐继尧、莫荣新等联同唐绍仪召开「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1918年1月，西南军阀于军政府之外正式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另设立一权力中心，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主张承认冯国璋的北洋政府法统，组成联合政府。
1918年5月20日通过改组，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在广州被架空，被迫辞去大元帅一职，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5月21日，孙中山在失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由蒋中正主持的上海，之后广州军政府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护法运动失败，第一次护法告一段落。
第一中华民国的徐树铮于1919年10月挥师出塞，进兵库伦，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3月孙中山完成「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早已被沙俄侵占的唐努乌粱海，也在这时回到祖国怀抱。
1920年4月，直奉结成反段联盟。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在1920年7月14日发动直皖战争，皖军大败。曹锟、吴佩孚击败皖系，逼退段祺瑞，解散安福国会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支持下，原来就毫无实权，在各派系军阀居间调停的徐世昌继续任职傀儡总统。
1920年10月，孙中山命令下再度赴广的蒋中正，代替许崇智出任前线总指挥，并于22 日攻克惠州，10月22日，粤军三路并进广州发起总攻，28日光复广州。11月2日，蒋中正交还指挥权给许崇智与陈炯明后，再度婉拒陈炯明的慰留离职回沪。孙中山于1920年11月28日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返回广州后孙中山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开始。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4月2日，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声称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4月7日通过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5月5日在广州就职。孙中山当选后向国内外分别发表声明，并写公开信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劝他自动离职。孙中山就职后主力北伐统一中国。但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藉由粤军发展在广东坐大的陈炯明反对。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
1921年，苏俄希望达成当时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军政领袖吴佩孚，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联合。苏俄相信张作霖得到日本人的好处，他们要防止张作霖统一中国。但是由于吴佩孚镇压1922年开滦煤矿共产党领导的大罢工，接着又镇压了1923年1月北京—汉口铁路共产党领导的罢工，由于吴佩孚与孙中山在广东的敌人陈炯明有联系，由于吴佩孚坚持1922年秋苏俄要归还中东铁路和苏俄军队撤出蒙古，还由于内部派系争斗全面削弱了吴佩孚的政治军事地位，因此苏俄这个策略是行不通的。
1922年2月中日两国在美英调停下，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胶州湾租借地由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正是青岛租借地的收回，促使英国政府宣言交回威海卫，法国也声明愿与各国共同交还广州湾。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继续收回租借地创造了条件。时任国家总统仍为第一中华民国（1912年2月12日-1928年6月15日）的徐世昌总统（1918年9月4日-1922年6月2日）。其外交战役堪为范本。
1922年4月，皖系段祺瑞同奉系张作霖以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倒直的「三角同盟」，4月初吴佩孚暗地里派人去广东，与陈炯明联系，要陈炯明武力反对孙中山北伐。
1922年5月4日，奉系张作霖溃败，退出山海关，在秦皇岛遭到了直系海军的炮轰。北方战场上直系获胜，由日本扶持的奉系退出北京。直系曹锟、吴佩孚占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受英美幕后操纵支持承认的直系成为在北京中央政府唯一的一个军事集团。
此时吴佩孚秘密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步骤是：第一步藉昏懦的黎元洪复位，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和各省军阀，失败也是黎元洪受害，再用国会急选吴佩孚、陈炯明为正副总统，时机未熟举文人伍廷芳、蔡元培为正副总统，为暂时过渡人物。
1922年5月9日发布总进攻令，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6月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王家襄，吴景濂等在天津集会，宣布“非法总统”徐世昌无效，徐世昌于2日宣布辞职，自此退出政界，之后黎元洪复职。北方各界以护法运动目的已达为由，纷纷希望孙中山下野以求打破两个总统的僵局。而粤军中的叶举等人也联名发电文要求孙中山下野。
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原来国会亦再次召开。直系军阀名噪一时，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一支军阀，在英美大力资助支持下企图控制全国。
为了以合法的名义达到总统职，曹锟用尽心计首先逼退徐世昌，迎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先让黎元洪上台完成其原来总统任期。黎元洪本不愿再度复出，但吴佩孚策动了规模空前的「劝驾」攻势，让被遗忘以久的黎元洪家里每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黎元洪在自以为饱受全国各界热烈欢迎下，以重提「废督裁兵」为条件复出政界。曹锟、吴佩孚对于黎元洪的条件皆通通答应，黎元洪在曹锟、吴佩孚利用下出任短期过渡的魁儡总统。
黎元洪一上台，立即下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电邀孙中山入京筹商国事；内阁组成后，黎元洪和一些内阁成员分别发电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并电邀唐绍仪、陈炯明、岑春煊、谭延闿等来京共商大计。南方人士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示，加以拒绝，被邀人士无一北上。其中，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职，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职。伍廷芳发出通电，认为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李烈钧态度更为强硬，联名发表通电斥骂黎元洪叛国，说他和旧国会都是直系军阀的傀儡。结果黎元洪拉拢的计划落空。
曹锟和同乡嫡系心腹高凌霨同时在政治上百般刁难，让黎元洪任期内其政府无法工作。北京政府六度更换内阁总理一年之间换了六茬，黎元洪毫无实权可言。后来曹锟唆使手下在总统府前高呼反黎口号「驱黎拥曹」，所有电话、电报亦被截断。当初「劝驾者」现在全都不知所终。最后曹锟直接派人上门进行恐吓，手无任何兵力的黎元洪见已无法生存，被迫乘火车欲逃亡天津。
结果黎元洪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部队在中途等候，在天津将黎元洪困火车恐吓强逼他交出印信。悲愤的黎元洪无奈之下只能交出总统印信。直到次日清晨北京来电称已得印信，王承斌逼黎元洪在自动离职电稿上签字后才予释放。黎元洪去职后由直系曹锟亲信国务院内务总长高凌霨代理大总统。
1922年6月13日，北伐军击溃直系军阀陈光远攻占赣州，随后进据吉安直逼南昌。攻占江西严重威胁吴佩孚的后方，粤、湘、赣、滇、黔组成的护法军，大有跟浙江、安徽的皖系军阀、亲孙中山护法军的鄂、川、闽、陕部队会师联军北上之势。这使吴佩孚打消进攻东北彻底消灭张作霖的想法，转而与奉军在山海关对峙，并回头处理护法军北伐和皖系的问题。
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虽想消灭奉系并吞东北，但孙中山已开始北伐，而后曹锟导演了贿选总统丑剧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反对曹锟贿选后，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终于使吴佩孚下决心先消灭卢永祥和孙中山。吴佩孚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但广东的地盘不易深入，吴佩孚便要孙传芳和陈炯明联合起来压制孙中山。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在通知孙文后，出兵围攻总统府，鸣炮警示孙文离开广东。孙文转移到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还击轰炸广州后离开广东，史称“六一六事变”。8月3日，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东西两路撤退。李烈钧、李明扬、赖世璜经湘南进广西继续讨逆。8月9日坚守在白鹅潭的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他已是孤军无援，决定离粤赴沪。 下午3时他乘英舰「摩轩号」到香港，次日改坐「俄国皇后号」赴沪。 8月15日，陈炯明自任粤军总司令。 孙中山至8月初离粤退居到卢永祥势力范围的上海。第二次护法失败。
由于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地盘，对于苏俄来说，对他进行投资是个冒险。孙中山意识到这一点。在1922年11月21日，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他谈及苏俄，写道：“我们必须有一块基地，然后才能和他们商谈”。杨希闵率领的滇军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由于杨希闵的帮助，孙中山巩固了根据地。孙中山把杨希闵作为自己的新部属，向杨希闵提供40万元经费。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回到广州，3月1日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组织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以伍朝枢外交部长、廖仲恺财政部长、谭延闿内务部长，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朱培德为参军、徐绍桢任广东省长。
越飞（Adolf Joffe）在1923年1月去上海时，受命加强同孙中山的联系。越飞以苏联政府特使名义，孙中山以孙逸仙博士名义，签署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苏联宣布准备帮助中国实现 “民国的统一” 和 “完全国家的独立”，孙中山则承认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别利益，同意苏联继续驻兵外蒙古。也许是为了让 “条约口岸” 的精英们感到满意，《孙文越飞宣言》还抓住人们恐惧共产主义的心理，宣称孙中山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在中国实现。
1923年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联共产党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那列宁扶持孙中山国民党的目的何在？是否以乱第一中华民国为手段御苏联远东于国门之外？还是简单输出主义及革命？外蒙古再次独立并倒向苏联是否能说明问题。南有孙中山北有乔巴山，俩人把第一中华民国推进了更加危难的境地！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击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当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的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苏联人热烈支持孙中山的这个举动。他们宣称，孙中山与共产党和冯玉祥合作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有利的前景，同时也是防范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段祺瑞成为总统、防止张作霖占领中国北部的一个途径。北方不稳定的形势，导致苏联尽力扩大其影响，培养革命力量并确保其东部边防。孙中山也许希望会议结果是自己就任共和国新总统。
此时，孙中山认为自己跟段、张的主张已大致相同，且认为此时乃13年来最难得的一个谋取和平的机会，故很快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组成“国民会议”，整装离粤北上与段祺瑞筹开国民会议。。
孙中山北上抵京前，冯玉祥已先与张作霖商定，邀段祺瑞进京任 “临时执政” 摄行大总统，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到京后宣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则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
孙中山1925年1月北上抵京后即开始病发，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此时健康已急转直下。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1925年2月，孙中山令位于南方的蒋中正率黄埔军校师生共三千人东征惠州讨伐陈炯明，巩固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北京。
1925年7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并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黄埔学生军和下辖的各地方部队为国民革命军。最后于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国民政府以两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国民革命军行至山东时，日本一度出兵山东，暗助张宗昌，杀害交涉员蔡公时，史称“五三惨案”。1927年蒋介石访问日本，寻求日本的支持。但日本首相田中只赞成其反共，反对其北伐。在东京，他受老上级长冈外史之邀，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蒋献给长冈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个字。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当夜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的专列在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最后奠定了另一中华民国，即第二中华民国，亦即日本狼嘴边的羔羊。
第一中华民国转折于降五色旗，升青天白日旗的蒋介石政府的第二中华民国；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将第一中华民国的先朝残政改旗易帜归顺第二中华民国。
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四国条约》（《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有效期10年。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正好发生在《四国条约》期满前数月。《五国海军条约》也是华盛顿会议的产物，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为止。而恰恰是条约到期后的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系列将华盛顿体系彻底打破的行动，突破了美国妥协的底线，招致美国的全面制裁。被美国的制裁逼得无路可退的日本，最终发动了对美国的袭击，从此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在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埋头扩军备战。第二中华民国（1928年6月15日-1949年10月1日）忙于内战。大战来临，表面上备战不足，无力招架，实际上他自始至终就不以日本为敌；大战后，留下如钓鱼岛等问题。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对此蒋介石深感兴趣。因为蒋在1927年访日时，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顾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双方往来几番电报后，之后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宇垣一成日记》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等条件，但由于日本方面坚持要蒋介石下台，才使谈判破裂。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参事宋越伦给蒋介石来电，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和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近期接连在“剿共”作战失利十分担忧，使中国政权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愿意在回日的老军人中组建一个“反共军人协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剿共”战争，扭转不利战局，以“报答”蒋介石及其政府过去对他们未予惩处的“恩德”。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儿子蒋经国看到此电后，感到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的建议甚好，向蒋介石进言，说应同意他们来华帮助指挥剿共战争。蒋介石考虑冈村宁次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名声甚臭，如果由他们组建一批人来华指挥作战，国民党军人心里恐难以接受，共产党知道了也会大做文章。故未同意，只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宋越伦回一封信，对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等深表谢意，又称鉴于国内局势，此举需等到国共战争明朗化之后，才可考虑。但随着华北傅作义集团35军、105、104、101军各一个师和两个骑兵旅及第11兵团的5万余人被全歼，蒋介石又改变了主义，电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赶快派一参谋赴日本，请原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到华北来帮助指挥作战。总司令傅作义、参谋长李世杰特派一台湾籍的李姓参谋和一名日文翻译匆匆赶往日本。根本博看了李姓参谋递上的邀请书，二话没说，答应马上到中国。不料根本博一行与李姓参谋乘船刚到日本九州，却遭美国宪兵扣押，根本博如实招供，麦克阿瑟得报后虽觉此事荒唐，但出于反共仇共心理，将他们关押了一段时间便释放了，告诫宪兵不许张扬。后来美军又把他们秘密送到台湾，根本博、吉川源三等7人在台湾闲住了一阵，又跟随汤恩伯到了厦门、金门，还帮助汤恩伯制定了厦门、金门的防卫计划。根本博、吉川源三的方案否定了汤恩伯原来制定的利用国民党的海军优势，在海上围歼渡海的解放军的方案，另行制定了一套打击解放军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步骤是：先让解放军登陆金门，再利用空军炸毁解放军的船只，断其退路，然后将登陆的解放军诱进金门内陆进行巷战，在战斗过程中让开一条路，让解放军沿这条路逃到金门北海岸，再在滩头将其全歼。败退到台湾一隅的蒋介石，深感到国军各级军官的无能与军事素养低劣，无法抵抗即将攻台的解放军。一向对日本的军事教育印象极佳，便想到请日本教官对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冈村宁次等战犯雇佣了两万日本兵帮助守台，迫使大陆攻台总指挥粟裕不得不修改攻台计划。1951年春天，有香港的报纸披露了神秘的“白鸿亮团”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的消息，并指责这是非常可耻的行径，足以证明蒋介石没有起码的民族尊严感。日本人是觉得“因为日本，所以才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才又有战后的日本”。
第二中华民国经过多年艰难的岁月，赢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但失信于国民，最后结束于1949年10月1日。1949年，中国人民又一次用“民心”及扁担，而不是选票，选举了中国共产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第二中华民国为名的台湾政权恰如张学良的东北政权，皆为先朝残政。台湾政府不能与中央政府对等，更不能代表国家的主体多数，更不能成为中央政府公认于世界。
5，马英九应成为千古英雄，改旗易帜归顺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
第一中华民国的张学良曾在年尾改旗易帜归顺蒋介石的第二中华民国，若台湾的马英九想成为千古英雄就应该改旗易帜归顺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很简单，马英九首先宣传台湾人民和美国政府会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然后获得他们的支持， 接着探讨宪法，最后签订统一协议，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经过调整适应后融为一体。请问马英九先生：“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6，如果马英九不想归顺中央政府（我已等待了多年未见其归顺）：
6.1中央政府就在主权范围的台湾地区培养或派驻中国共产党，参与选举，直到掌握政权后，并入中央政府。
6.2再不然，最后还有武力，此割据政权终将要被中央政府“南伐” 而清除。
7，对革命先行者之一孙中山重新进行历史功过评定：
孙中山改变了李鸿章形成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坚定和丰富的国际活动为后辈树立了榜样；作为革命先行者之一，孙中山早期客观地引领了社会舆论；在辛亥兵变后期加入南方阵营并影响了社会走向；提出了三民主义；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社会过渡论。但孙中山也有诸多过错。单说三民主义，就是不完善的，应是四民主义。第四条是最基本的民命主义，因为人命关天，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受到重视和保护，不能谈不拢就革别人的生命。孙中山一生说的和做的并不一致，他先做日本的走卒，再做德国的走卒，再做苏联的走卒。他所说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已是常识，只不过他说多了，好像是他的首创。既然死后享用 “帝陵”，那推翻帝制之口号就成欺世笑谈。
台湾政府应破除对孙中山的迷信，去除自吹自擂的第二中华民国“国父”封号，像大陆政府对毛泽东重新评定一样对孙中山重新进行功过评定。宋庆龄是从孙中山的骗局中走出来的。宋庆龄从此不再提孙中山，没有发表一篇怀念孙中山的文章或讲话稿。非但如此，她从不去中山陵给丈夫加偶像孙中山扫墓或祭奠。宋庆龄常去上海她父母墓地给父母上坟，从未托人给孙中山幕献花。她死后也按照她的遗言埋在了上海她父母的墓地以陪伴父母。
8，中国应对袁世凯重新进行历史功过评定：
大明亡于大顺，当年满清入关也是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汉人明军纷纷归顺清军。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到1901年的庚子新政再到1911年宣统三年，废除军机处，成立内阁。满族日趋汉族化，平民化；满汉民族矛盾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洋教影响社会更深刻。袁世凯成为朝廷中有作为的汉族大臣。袁世凯小站练兵保定办学，使清朝到民国和平及平稳过渡，并建立了基本国家机制；但袁世凯未脱离封建传统习惯，未形成党团治国机制。
9，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成政权统一的政治改革设想：
9.1， 国家的统一是军队的统一，否则仍是内战分裂的祸根。因此必须将台湾的国民军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或降为民兵。并尝试将军队名义上国家化，但严防军队脱离共产党的终极信仰而产生军阀化、腐败化、软弱化甚或兵变。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的教官说，不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就怕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化。所以，不要淡化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要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9.2，国家最高元首及决策人为国家主席兼国家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第一国家副主席及国家军委副主席；国家政协主席马英九兼第二国家副主席。国家主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第一国家副主席及国家军委副主席届满递任。国家主席的中共党员身份受下任中共总书记辖制。人大会议及政协会议上上应当做出对马英九“虚位以待”的决定。
9.3, 人大委员长是国家最高立法人，对国家主席的授权人，国家主席（遇难）后的国家第二权力承担人，以保证对国家第一副主席的合法授权。
9.4，劝胡锦涛继续承担一些统一工作，进行军队整合；胡锦涛创新了和平统一模式，有资格也有威望继续工作。
9.5，国民党机构及民进党机构纳入全国政协系统：
一个国家需要一个连续稳定的核心力量，一个国家的国民需要一个终极精神寄托，代表最广大工农阶级的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也必须永久担任中国的元首和领导，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不变。但是政协要系统地完善反对党制度，来监督和过滤中国共产党的决议。
9.6，各种以第二中华民国名义的机构或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应的机构或降为台湾省机构或被撤销。去除一切中华民国为名的政府封号。
9.7，台湾地区人民参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大会的选举。
9.8，统一后的台湾社会体制由台湾人民决定，可保留台湾地区选举制度，但受国家领导。
10，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不断重复的事件，有大量历史经验可借鉴：
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将澎湖建立成一个贸易前哨站，但被明朝击退。1624年，原占领澎湖的荷兰人和明军签约，放弃其在澎湖的经营，转而登陆台湾南部，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人首先在「北汕尾」（今台南四草）建立简易的商馆。
1626年至1642年，台湾北部也曾经为西班牙占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与社寮岛（今和平岛）筑城，并称之为「圣救主」城（即圣萨尔瓦多城）。
荷兰人于1642年攻占了西班牙的占领的鸡笼地区，赶走了西班牙人。荷兰所侵占建立的殖民王国，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统治的政权，并有少量对平埔族的教育与传教事业。占领目的是作为对明国、日本、朝鲜半岛与南洋贸易据点的枢纽，台湾据点成为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据点的第二名，获利主要是配送给公司股东。
1661年，由郑成功所领导的郑军围攻热兰遮城，占领台湾，1662年2月荷兰人接受条件开城投降，结束对台湾统治。自此南台湾归为明郑治理，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与郑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当时英国人直称其为「台湾王国」或「福尔摩沙王国」。郑氏治理时期从1662年延平郡王郑成功领兵渡海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军队起，经郑氏三代统治南台湾至1683年降清为止，统治时间前后共23年。清廷官员虽曾建议放弃台湾，但康熙帝仍将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归福建省管辖，称为「台湾府」。台湾清治时期始于清朝将领施琅于1683年攻取台湾，1895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帝国为迄，实质统治台湾的时间计212年。
自1841年9月起英国舰队数度出现台湾外海，试图占领北部基隆港与西海岸中部梧栖港，但都归于失败，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清治时期第一次武装入侵的行动。1884年，大清帝国与法国因越南爆发清法战争，法国军队出兵澎湖群岛及台湾北部，使得刘铭传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台湾。刘铭传在台湾时多次击败法军登台的计划，在沪尾大捷中最终使法军放弃登台。1885年，大清帝国将台湾从福建分离出来升格设立台湾省，并由刘铭传出任台湾首任巡抚。由于1894年到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之主权割让给了当时积极向外扩展势力的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接收台湾初期，台湾本地官员士绅如丘逢甲等人抗拒割让日帝，于台北成立「台湾民主国」年号永清，推举末代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抵抗日本军队的接收，结果日军甫登陆唐景崧立刻逃至厦门市，6月26日刘永福于台南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全台防务由军务大臣李秉瑞指挥。之后三个月，民主国军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并造成14000名台湾兵战死，史称「乙未战争」。乙未战争是发生在台湾上，战斗地域最广、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死伤严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当时几乎是全民参与，其中尤以客家族群作战最慓悍善战。然日军有备而来，武器装备优势差距过大，台湾反抗军终究不敌，自5月29日日军登陆澳底、6月14日转进台北、10月21日攻入台南到10月23日日军控制全台湾为止，战事持续总时间约5个月。许多台湾商人如台北城辜显荣，为保全自身财产，选择和日军合作，甚至帮日军开路做间谍清除台湾反抗力量。初期反抗势力扫荡底定后，日帝设台湾总督为殖民台湾最高长官，并设置台湾总督府作为在台的最高统治机关。初期，总督职务均由军人担任，以敉平当时各地的动乱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7年起），日本帝国推行皇民化运动。鼓励」台湾人说日语并推行日式教育，改姓日本姓氏，穿日本服饰，奉祀传统日本信仰神道教，全盘接受日化生活。1945年，昭和天皇颁布《关于朝鲜及台湾住民政治参与之诏书》，日本帝国同时通过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改正案，给予台湾人与日本内地相同的参政权及参战权。
同盟国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根据日本帝国宣告投降及所签署的降伏文书中所接受的波茨坦公告，由中华民国行使对台湾、澎湖群岛的主权。当时接管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不当引发民怨，加上战后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等，最后在1947年初，因查缉私烟所引发的官民冲突，使得无法宣泄的民怨促使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各界菁英与百姓也被无故杀害，或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此事件埋下后来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与党派对立与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曾经进行两次和谈，一次是1945年，一次是1949年。1945年是在重庆，而1949年这次是在北平，也即现在的北京。重庆和谈，蒋介石的目的在于收编我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实现国民党一党统治。而北平谈判，则是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后，蒋介石宣布“下野”，躲在幕后，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妄图搞“划江而治”，在长江以南维持半壁江山。从1950年以后，国共两党都曾多次派出秘密使者，向对方或试探，或联系，以期寻求和平统一祖国的良方。那些穿针引线的仁人志士忍辱负重，秘密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来回奔波。
蒋中正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宣告复行总统职权，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此后因两蒋政府坚持汉贼不两立政策而陆续主被动与各国断交。1979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断交，蒋中正于1975年4月5日病逝后，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1978年蒋经国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担任了第六、七任总统，并持续发展本土化及民主化。1988年蒋经国去世，副总统李登辉继任，蒋家父子的威权统治随之结束。
三，关于中墨朝越日的血缘关系：
1，美洲的历史：
从冰河时代到黄帝时代，东亚人及东北亚人就不断地从不同区域迁徙往美洲，那时大概只有去没有回。这种在古代美洲形成的中华文明的美洲支及南太平洋支，在距今约７０００至６０００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以上古中华文明为特色的太平洋文化圈，一直延续到１４９１年。
王大有与宋宝忠、王双有合作二十年，采用十二重考证法，经过综合考证所取得，他们自１９８３年以来，在贾兰坡院士、周谷城会长指导下，全力以赴研究１４９１年前的古代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亲缘关系，填补了国际史研究空白。他们通过古代美洲和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图腾徽铭文化、考古学文化、文献学文化、星象学文化等多重论证，进一步得出结论：
在距今１万－９千年之间在贺兰山海渤湾的乌达海泛滥成灾，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燧人掩兹氏走西线向北迁徙。向东迁徙的一支在距今９０００－７８００年间又发生洪水灾难，这批华北人进入山地、经王屋山、太行山、努鲁儿虎山北上迁徙；同时留在甘肃大地湾的西线居民沿六盘山、贺兰山北上迁徙，到达美洲后成为“大地尼语系”（ＮＡＤＩＮＩ）的各族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西海岸一带。
距今６５００－６０００年间黄帝打败夸父、蚩尤之后，先是夸父蚩尤少昊的主力部队出华山潼关至甘肃天水、贺兰山，北达贝加尔湖，再转黑龙江流域，漫布东北亚，成为爱斯基摩人，他们自称“因纽特”，“夸扣投”，“特林吉特”（ＴＬＩＮＧＩＴＳ），向南直达秘鲁河谷，《山海经》记为“波谷”“皮母丘”；少昊支在北美洲称为“那该后”（ＮＡＧＡＩＣＨＯ），木正句芒重随夸父抵达纳斯卡，在帕拉卡斯（ＰＡＲＡＣＡＳ）湾的沙山上雕刻句芒木正“勾股扶木”标志，手执牙璋和掩兹鸟权杖，成为南美洲的殷地安文化传统。蚩尤一支进入北美后向东发展，当黄帝氏衰落后，他们与蚩尤氏从中国冀北滦河流域走东线迁到北美洲，黄帝支成为易洛魁联盟的核心成员，现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五大湖地区，蚩尤氏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距今５８００－５１００间，华北的共工氏、宿沙氏、欢兜氏、少昊玄枵氏羲和氏常羲氏，走东线迁居加利福尼亚。
公元前４０１５至４５１０年（距今约六千五百年）轩辕黄帝氏族战败了魁隗氏炎帝，神农氏、蚩尤氏、夸父氏、少昊氏这些战败的氏族部落或国族，在其后大约５００年间，相继迁入东北亚、阿拉斯加、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建立各自的文化区和政权。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古史学者认为大壑指的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少昊之国指的就是少昊羲和国。当夸父一族拓荒东北亚时，又有蚩尤氏和少昊氏族人相继到来。蚩尤氏一族主力因不服轩辕氏黄帝统治，被迁到有北之乡，即今黑龙江、淞花江流域，后又迁至外兴安岭，最后又到了东北亚。少昊氏是太昊（伏羲）氏迁到黄河下游的一支，他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也来到了东北亚。蚩尤氏和少昊氏逐渐与夸父氏融合，于是一同东迁，进入北美洲，并转道南下。蚩尤氏迁到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分布在田纳西州、俄克拉何马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等处。少昊氏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和墨西哥北部，并在中美洲建立了少昊羲和国。
少昊人到美洲后，与中华本土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才有《山海经》中关于美洲少昊羲和国、山川、风貌、矿产、习俗、祭祀等等的详实准确记载。美洲少昊羲和国在中美洲墨西哥西部的加利福尼岛北端和墨西哥羲华华州(Chihuahua)，译作“奇瓦瓦”，有洲、市、村，共17个地区，清末墨西哥给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译作“中华华”。由于少昊人的到来，一部分先到达的夸父族人被迫南迁在南美洲的古毕鲁——皮母河谷建国。
从黄帝时代到秦末汉初，东亚人迁往美洲，应该有去有回。本人大胆推测，在洪水退去，夏朝中期，美洲的古华侨开始与天朝本土联系。中原开始对海外有兴趣。商国首领相土开始自愿主动有去有回地探索开发美洲。
殷王族念念不忘的东土不在中华本土，唯中美洲有考古学依据，能成为「东土」。《大荒东经》有「困民国」，一般认为是「因民国」，提到王亥，地在美洲。La venta出土殷人祖先牌位与玉雕像，汉字记载的先公先王等名号表明，这里是殷人的祭祀遗址——祖庙，只有王族才有这样的设施，即迁往美洲的必为王族。如果该遗址的年代确如发掘者所说，距今3200多年，就说明武丁时期有王族同时在太平洋那边的墨西哥立国。其历史可上溯到什么时候？《诗经。长发》说「相士烈烈，海外有截」，这海外关非一些学者说的辽西，应在中美洲。「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玄王为契，佐禹治水，受封大国在何处？「外大国」必在海外。《史记。殷本纪》：「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强调「海内」，意在指未及海外。因为夏代征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竹书纪年》）。即《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说青丘国，在中美洲。相土、王亥等能到美洲（或生于美洲），夏王也能去美洲。汤革夏命，没有去美洲的条件，后来的商代人去过没有？未见记载。从商史「海内」、「海外」的观念，说明到周代，商后裔对祖先在中美洲开拓的业绩记忆犹新，引以为荣。只不过地在大荒，没有后人能识别的地名，或许八迁之中就包括上古中美洲，而后迂回中华故土。NHK曾报导，危地马拉玛雅人说外国人抢小孩，就打伤日本游客。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中国人为「拔山拿」（同胞）。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La Venta地方发掘的一处距今约3200年的遗迹中，太阳神庙地下，发掘出16尊高七，八英寸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6块玉圭。其中15尊雕像是黑色的，呈同心圆状排列，都面向一尊红色雕像，玉圭上刻有中国文字。中国学者王大有，宋宝忠，王双有最先释读出其中的殷商先王先公等名号。一块玉圭上刻着：俎女戍茧翟伯(肉祭有戍氏长女简狄);一块玉圭上刻着：(火)农妣辛(火祭神农裔高辛氏帝喾);一块玉圭上有契，相土，王亥等名。。。。。。这些雕像与玉圭是殷商王族的祖先牌位，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们不仅证实史书关于商先世记载的可信，而且证实殷商王族在墨西哥生活过。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戍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淮南子。地形：”有女戍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有女戍，不周在山西南部。
甲骨文”喾”字作猴形，暗示帝喾实为夸父族。玉圭铭文说帝喾为神农后裔，补证了这一点。中国史书对此从无记述。不少学者对殷出于帝喾的否定是站不信脚的。
契封于商，在漳河流域。甲骨文有氵商字，即漳河。考古发现证明漳河流域确实是先商的生活区域。山东境内并无先商文化。关于殷人曾迁往山东的说法无依据。《诗经。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学者认为”海外”是辽西。但《山海经。大荒经》记王亥，地在美洲。由于La Venta出土了殷人祖先牌位，《诗经》，《山海经》等书的类似记载有了文物证据。
按《史记》记载和王国维先生考订，从契到汤的世系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王亥)–微(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汤。相土在中美洲有突出成就，王亥则从美洲返回故土，与有易争，被杀，其子上甲为父报仇。在殷人祭典中，王亥拥有作祟时王，影响收成，保佑征战胜利等神威，对他的祭祀很隆重。他既是”高祖”，又是”王”，他的名字从隹从亥，表明商族人对他的崇敬，加上了图腾像。
商族人是怎样到达美洲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乘船渡太平洋，二是经北亚过白令海峡到北美洲，再南下。二者一样艰难。美洲各地与中国有关的文物都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这是航渡太平洋的结果。如果从陆上分散开来，不一定仍要沿太洋沿岸移动，美洲各地秦汉的铜钱，文字，雕像等说明当时中国人到美洲不是个别的行动。《汉书。东夷传》：”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黑齿国为少昊后裔，在中美洲。《汉书》的记载证实航渡美洲在汉代已是可行的。《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大壑，汤谷在中美洲，在渤海以东，说明战国时代中国人知道中美洲的方位。这只有在了解地球形状，有航海实践的基础上者能做到。倒退几个世纪，中国人航渡美洲同样是可能的。《山海经》多处记载少昊时已有竹舟，到商代航海是有物质基础的。
“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应是开发美洲第一人。随后才会有传说，才会有《山海经》及其地图；才会有最著名的“殷人东渡”。
在公元前17至11世纪，一个被称为商或者殷的政权统治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统治者崇信鬼神，他们将占卜的内容用一种象形文字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然后加以灼烧，以裂纹的形态来判断吉凶。这些最早的文字资料，即甲骨文，成为我们了解殷商文化的最主要文字依据。
在若干世纪的兴盛后，在殷商的最后一个国王帝辛统治时期，他试图将王朝的统治扩展到祖先所未及之地，向长江和淮河流域的野蛮部落开展军事行动。甲骨文的资料显示，帝辛将大部分兵力调往东部，投入对“淮夷”的战争中。但帝辛并未察觉，其真正的威胁来自后方的周国。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国的统治者、关中平原的“西方伯爵”姬发联络了一部分诸侯，组织了一支军队渡过黄河，很快抵达殷商的都城朝歌。由于大批军队仍然滞留在东南地带，帝辛不得不将奴隶武装起来上阵，结果是悲剧性的。在朝歌城外的放牧草原，殷商的临时武装一触即溃，周军涌入都城。听到失败的消息，帝辛在他的行宫里自焚身亡，死后他的尸体被姬发无情地蹂躏，头颅被悬挂示众。这一延续了六个世纪的伟大王朝就此灭亡。
然而殷商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着，在河南东部，今天的永城地区，商朝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攸国。这里是对淮夷的战争的桥头堡，其国君喜侯爵是商的王室后裔，也是帝辛的重要助手。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资料显示，当周人发动奇袭时，他正是在淮河前线的商朝军队指挥官。在朝歌沦陷后，喜侯爵和他大约十万人的军队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的母国已经被消灭，被视为半蛮族的周人正在潮水般涌入河南平原，另一方面，淮河流域的夷人仍然对他们抱有深切的敌意。丧失了自己的大本营，这一支孤立军队成为了被敌人包围的一座孤岛，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由于史料的匮乏，要精确地复原在公元前1046年之后几年中的东亚政局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周国——现在已经是新生的周王朝了——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直到渤海和黄海，商朝的将领飞廉和恶来在山东的海边被杀死，攸国自身的土地当然也不免覆亡。不过帝辛之子武庚仍然被允许统治商朝的遗民，因此喜侯爵及其尚存的军队此后或许也重返武庚的麾下。
在姬发死后，他的弟弟姬旦以摄政的名义掌握了实权。这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分裂。在喜侯爵的怂恿下，武庚联同姬旦的兄弟管叔姬鲜和蔡叔姬度发起了反叛战争，企图复辟殷商。但却被周朝无情地击败。这次惨败后，喜侯爵知道不可能再和周人和解，于是带领残部逃向长江下游，但在那里也有周人的分支吴国加以阻击。喜侯爵可能听说帝辛的叔父箕子不久前率领其部属远征朝鲜半岛，建立了殷人的新政权，他的部队大概急切地想和箕子会合，但是要越过已经被周人控制的华北地区是十分困难的，那里已经有周王朝的一系列封国。
这一绝境可能促成了喜侯爵选择海路，即从东海出发，越过黄海，到达朝鲜和辽东地区。作为沿海的东夷文化圈的一部分，商人对于舟楫制造技术十分熟谙，在甲骨文中有许多舟船的记载。因此在海边建造一支平底木板船的船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在当时，这一技术仍然是比较原始的。由于缺乏罗盘仪，船队必须沿着海岸线行驶，才能保证不迷失在海上。
这种原始的航海方式当然很容易导致悲剧性的事故。喜侯爵的船队从未到达过朝鲜，可能被一场台风吹离了海岸线，然后在黑潮（Koroshio）的裹挟下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横渡太平洋之旅。我们相信他们经过了琉球和日本外侧，并向东北漂流，最北可能到达过阿留申群岛，正如14世纪的张翠山等人经过的路线一样。不过这些北极的岛屿是不太适合温带地区的人居住的。因此，喜侯爵不得不继续沿着黑潮向东南方向前进，直到到达墨西哥海岸。
按照海流的速度，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半年之久。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印度青年“派”在西太平洋的一次海难后就乘在救生舟上漂流到了墨西哥，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期间人们可能以雨水和冰块作为淡水来源，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不免还会食人，以免于饿死。不过这对于经常使用人牲祭祀的殷商人应该没有多少心理障碍。
据考证，周公平定叛乱为秋九月，渤海、黄海、东海已开始刮北风，如果殷人此时下海，那么北风、黑潮、西风漂流会促使他们走以下路线：舟山群岛—一台湾北部——一琉球群岛——日本南部——一阿留申群岛南部—一北美—一加利福尼亚——墨西哥，顺风顺水，简直是一帆风顺。正如沿着黑潮横渡过太平洋的周传钧教授所说：“古代中国的船舶不被漂到美洲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有足够的食物、淡水和思想准备。
无论具体路线如何，最后大约有数十人到数百人的殷商人于前11世纪下半叶在今天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洲海滨登陆，是可以确认的事实。他们登陆后砍伐树木，建造房屋，建立了初步的殖民地。考古学家已经在当地发现了若干古代定居点的遗迹，有类似安阳宫殿的混合夯土宫殿，也有简易的地穴窝棚，其形态与在殷商故址发现的极为类似。
殷商人不久后就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了接触。但“玛雅征服史”这一名称则是不幸的年代错误（anachronism）。当时的玛雅人远远没有兴起，要在整整一千年后才会有初步的玛雅文明出现。事实上，整个中美洲文明正在最初的形成期，仅仅在墨西哥湾沿岸才有一些聚居的村镇，最大的城市在今天的圣洛伦佐（SanLorenzo）。历史上将这些早期印第安居民称为奥尔梅克人（Olmec）。太平洋海岸仍然有大片的不毛之地。这些海上来的难民完全可以和当地的少量印第安人和平相处。
因此，殷商人不太可能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冲突，至少一开始不会。当初步安顿下来后，他们捕杀了一些太平洋丽龟和美洲野牛，并用它们的甲骨进行占卜。从保留下来的卜文我们了解了关于他们生活若干情况，甲骨文显示他们在不久后就从当地的土著居民或“海夷”那里学会了种植玉米和南瓜，并且养殖火鸡作为肉禽——虽然在汉语没有表示这些动植物的词汇，但由于殷商人使用象形文字，所以他们直接将这些事物绘成了图案，一看可知。
殷商人还恢复了向他们崇拜的“上帝”献祭的习俗，用南瓜、玉米和火鸡作为祭品，表示感恩，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节日性献祭。他们如在亚洲的先祖一样进行祭祀，祭祀中出现了从王亥到成汤的商人祖先的名字，也出现了帝辛的名号。更出现了“告于帝喜”的称呼，这暗示我们喜侯爵在到达美洲途中或此后不久就去世了，被他的后人视为继承殷商正统的先王之一。
在那些甲骨占文，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向风神和雨神祈祷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飓风和雨季的洪水是当时居民的主要威胁，也有各种新的动物神，比如被推断为代表美洲虎和金刚鹦鹉的神祇名称。还有一些询问兄妹之间可否婚配生育的记录，可见当时殷商人的人口一度非常稀少。
不过在两三代人后，到了公元前十世纪初，殷商人大概站稳了脚跟，也恢复了人口，开始了“东进运动”，向美洲的纵深地带扩张，与东北方向的奥尔梅克人发生冲突不可避免。甲骨文记录中也出现大量“伐土方”的记载。“土方”本来是在殷商东北的一个方国，殷商人显然是将其应用于美洲的地理方位上了。同时，人牲殉葬的传统再度出现，在宫殿基址下的几个祭祀坑中发现了被捆绑后砍杀的尸骨，从头骨特征来看显然都是美洲的原住民。这些很可能是战争中的俘虏或奴隶。
殷商人的出现解释了美洲上古文明史中的一个蹊跷现象。圣洛伦佐高地的奥尔梅克城市在公元前950年左右被捣毁了，此后文明的中心出现在了拉文达（La Venta）。可以推测，在殷商人迁徙到美洲的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和奥尔梅克原住民发生了最后决战，并摧毁了圣洛伦佐的文明中心。过程一定相当惨烈。
但是，殷商人的这一胜利不一定是武力的结果，也可能是他们从亚欧大陆带来的病菌所致。中美洲的土著居民从未接触过亚洲的病菌，因此完全缺乏抵抗力。在圣洛伦佐附近发现了一些同时代奥尔梅克人的墓地，其中各种年龄层次的人匆匆合葬在一起，但尸骨上并没有明显的损伤，反而很像是大瘟疫之后群体死亡的情景。相比而言，殷商人，正如之后的西班牙人那样，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各民族接触，对于疾疫的抵抗能力就要强得多。
如果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当地原住民可能大半都死于殷商人带来的疾病。不过殷商人的踪迹在这一时期后也消失了。或许他们也和圣洛伦佐的居民们同归于尽，或许他们在胜利后将新的都城设置在了拉文达，在那里采用了原住民的文化，以变化和融合了的形式长期统治着两个大洋间的狭长土地。
无论真相如何，在此后数个世纪中，正如从日本的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转变一样，中美洲也发生了飞速的文明化进程。天文观测的记录，以及类似中国干支的复杂历法出现了，崇拜羽蛇神的传统也开始了，这一独特的神祇形象——长着羽毛的蛇——很可能是殷商人崇拜的玄鸟和龙的合体；玉石文化也迅速兴起，出现了大量的玉石首饰和雕刻，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中国的玉器；统治者们开始修建阶梯型金字塔，学者们推断，这或许是代表祖先之“祖（且）”的象形建筑。
不过在中美洲从未出现过殷商著名的青铜器，学者指出，这可能是因为抵达美洲的殷商遗民中并没有青铜器工匠的缘故。金属冶炼的伟大技艺就此陨落。当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到来之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金属武装的石头文明。
奥尔梅克-殷商的文明形态，在传承了几百年后催生了后来更为复杂而丰富的玛雅文明。然而其早期起源却仍然晦暗不明。它和殷商人是什么关系？其中有多少属于殷商人的传统？在拉文达所发现的陶器上的铭刻文字，是否是甲骨文的某种变体？我们希望将来的进一步考古发现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另外，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自称是3000年前，经过“天之浮桥诸岛”而来，这与殷商灭周的时代正好一致。住在支华华的殷福布人自称是中国血统，每天见面都说：“殷地安”，意思是“殷人新地平安”。
中美洲的殷商遗民在后来是否曾经和母国之间建立联系？虽然并未有记载，但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对故土的询问：“殷地安？其可归？”表示他们从未忘却自己所来自的地方并渴盼回归。这一占卜语言后来变成了许多印第安语言之间的问候，以至于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因为对方不断对他说“殷地安”而将美洲当成了印度。
事实上，只需要继续沿着黑潮前进就可以经由密克罗尼西亚返回东亚海岸。孔夫子是殷商的后裔，当他在华北复兴古代文化传统的努力失败后，曾经宣称要“乘槎浮于海”，即乘坐小船出海，表示他可能知道在海外仍然有殷商的殖民地。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曾到阿拉斯加的科达克岛去寻找美洲虎皮，后来，殷人后裔曾派人回到中原，带回六只美洲特有的蜂鸟。蜂鸟体小而美丽，是唯一在飞行中可停可退的鸟。《左传僖公十六年》中载“六鹢退飞过宋都”，这几只退飞的“鹢”既不是中原的特产，也不是古人的梦幻，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 2136年，殷人的后裔就带回了足以在中原炫耀的美洲蜂鸟。
公元前三世纪的邹衍则提出在遥远的海外有广袤不逊色于中国的“大九州岛”。在美洲的殷商殖民地可能催生了蓬莱、方丈等仙山的传说。
不过中国人探索美洲的步伐仍然时断时续。五世纪的慧深可能沿着同一海流到达过美洲。
郑和的船队也可能在哥伦布之前造访过美洲，正如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s the World）中所主张的那样。
曾经的自由大地，任意迁徙。随后国家概念的加强，阻绝了中国与美洲的联系。后来一些印第安部落包括玛雅人曾和外星人有接触。外星人有目的的传授了他们一些数学和天文知识。所以现代人发现这些印第安人有不可思议高深的占星术，他们的数字天文极为发达甚至超过现代人。1952年6月5日，人们在玛雅古城帕伦克一处神殿的废墟里，发掘出一块石板，上面有古代宇航员驾驶着宇宙飞行器的图画。虽然经过了图案化的变形，但宇宙飞船的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方向舵、天线、软管及各种仪表仍清晰可见。
13世纪忽必烈征伐日本，元朝水师被台风所袭，一些船舰随黑潮海流漂至北美洲夏洛特皇后群岛。《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发兵一万五千人，战舰九百艘攻日本。因遭暴风雨袭击，战舰触崖倾毁，从日本败回。至元十八年（1281年），发东路军战船百艘，江南军战船三千五百艘，二次抵日本。遭飓风，战船多被沉没。此后，翌年二月，仍在干山造战船千艘，在扬州、平栾（河北永平）、隆兴（江西南昌）共造战舰三千艘，第三次进攻日本。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铁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其水师也十分了得，艟艨战舰浩浩荡荡，东战日本，南抵爪哇。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因遭暴风雨袭击，于是一批蒙古残军也飘流到美洲成为了印第安人。一位名叫麦基威的历史学者（维多利亚历史学会会长）写过一本书：《不列颠哥仑比亚掌故》，书中提到，不列颠哥仑比亚西岸夏洛特皇后群岛的土人，大多含有中国人的血统。这些土人，自称是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漂流至该岛的元朝水师的后代。
欧阳庚(1858－1941)字兆庭号少伯，祖籍中山张家边大岭村。史料称他为人严谨正直。欧阳庚受清廷之官39年，自1911年至1927年在民国政府做外交官 16年，共计55年。
1910年，清政府派他为驻墨西哥特使，处理“1908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华侨311人”的案件。
欧阳庚特使来办索赔项目之时，张萌棠的幕僚王国维、罗振玉等著名学者也曾委托欧阳庚留心调查「华侨之中有无殷人东迁的痕迹」，当时的摄政王载沣都加以 批准。
一天，居住在墨西哥中华华 (CHIHUAHUA，当时的外交文书译作“中华华”，今译作“奇瓦瓦”)州17个地区的印地安人殷福布族(1NFUBU)百余家，围着清政府驻墨西哥使馆请愿说：“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印地安人750名，这些印地安人都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3000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请求清政府保护索赔。”
欧阳庚在墨西哥听了殷福布族人的真心请愿后，深感责任重大，心中激动成分，当即据实报告了当时的清政府外务部。遗憾的是清政府正值风雨飘摇之际、大厦将倾，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清政府力有未逮，无暇他顾，故而摄政王载沣很草率地作了如下批复：「印第安IN FUBU簇自称为中国人，于法无据。索赔得偿甚好，予以嘉勉。华侨之中既无殷民东迁之事征，传闻难作三千年前之历史。清驻墨领事馆结束， 欧阳庚调驻巴拿马第一任总领事。」这一外交事务档案现存于台湾阳明山外交档案保管处，巴拿马国书存于欧阳庚之第四子欧阳 可亮手中。当地殷福布族人自称华夏后裔，向故国家乡派到墨西哥的欧阳庚领事寻求庇护 与帮助，这绝非摄政王所批「于法无据」。
1922年，欧阳庚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智利公使，见公使馆的马车房后面有三亩涕竹，很奇怪，因为涕竹原是中国福建广东的植物群，截其二节，剖为两半，即可以为舟，甲骨文中的“舟”字，就是涕竹舟的象形。他问印地安仆人这些涕竹是从哪里来的，仆人说：“从前圣地亚哥这地方有一半全是涕竹，后来砍掉盖房子发展为城市，涕竹就很少了，涕竹笋是印地安人的祖传外伤药，是HOSI王3000年前不知从甚么地方带来的，现在INCA(印加)的HOSI医师用涕竹笋治外伤瘰疬，用针灸治内科百病。”欧阳庚闻听此言，心中一动，《神异经》说涕竹笋可治疗瘰疬，这是中药偏方，这些印第安人又如何知道？HOSI王会不会就是殷末征东夷的攸侯喜？商亡之后，涕竹突然在华绝种。
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相识不少印第安人，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
「笔者耋年在海外，与殷地安人（欧阳可亮认为印第安人实应为殷地安人，有殷人之意）家庭同吃同住同学同游六年，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即 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 ，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
到15世纪末，在美国、加拿大地区约有100万，西印度群岛至少有100万，整个美洲印第安人总数约1400万至4000万，共约有160种语别，1200种方言。集中居住在三大地区：一是墨西哥东南部和中美洲（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的玛雅人；二是墨西哥高原的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以及萨波台克人；三是南美安第斯山区（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印加人。
据《全球通史》及《秘鲁征服史》统计，殖民时期，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巴西地区有大约1000万被杀，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印第安人被杀。
1779年，乔治华盛顿指示JohnSullivan少将攻打Iroquois人民时说：“（假如）将废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那么整个国家将不仅仅是泛滥成灾，而是被摧毁了。” 在屠杀灭绝印第安人过程中，华盛顿还指示他的将军说：“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在1783年，华盛顿在把印第安人和狼的相互比较中他的这种反印第安人情绪暴露无疑：“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 华盛顿的灭绝政策在他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屠杀了印第安人以后得以实施。
1814年,美国詹姆斯.麦迪逊政府参考1703年北美各殖民地议会作出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规定，重新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不论男女老少甚至婴儿）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杀死12岁以下印第安人婴幼儿和杀死女印第安人奖50美元，杀死12岁以上青壮年印第安人男子奖 100美元）。 美国政府从开始正式建军那天起后，命令军队立即向西开进。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它的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
美国历史学家在有关著作中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三个方面动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止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粉碎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策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
2，朝鲜的历史：
貊族是蒙古草原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貊人最早是在松嫩平原生活，后受匈奴压力入鸭绿江，最远到朝鲜清川江，至江原道建立貊国。貊有大水貊（有争议），小水貊，梁貊。梁貊分布在集安与新宾之间。小水貊分有在瑷河，大水貊分布在鸭绿江。
濊族在夏商时本居于山东半岛，属东夷民族，周灭商时，濊族被周所迫，大部分向东北迁徙，并以松嫩平原为中心定居下来，其活动范围比较广阔，最南端在长城以北，与燕国为邻；东北部在辽河以东，与肃慎族相接。濊族是有很多分支，其中高夷（后来的沸流国）在浑江流域，良夷在今大同江中下游（即古朝鲜人，乐浪夷）。东濊是分布在今朝鲜江原道。
濊貊语被认为是所有濊语言中最阿尔泰化的语言，它是濊语和貊语融合的产物。濊语当中，也有未被阿尔泰化的语言－东秽语。东秽语是未受貊语影响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原始濊语。此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濊语如沸流语。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未与濊语融合的阿尔泰系语言如小水貊语，梁貊语等。在大同江一带的濊语民族如良夷则受到古汉语的影响。这些民族的语言统称为濊貊语群。但是濊貊是始终两民族的联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
根据中国的史书《汉书》的记载，中国的周武王灭商之后，令商朝遗臣、太师、商朝末代国君纣之叔父箕子（又名胥余，子姓）搬迁，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箕氏侯国”。《汉书·地理志》记载着，箕子教朝鲜人民（濊人）礼仪、耕织农耕及养蚕，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受商朝文化的教化下，还定下“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的法律条文（出自《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大大地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土著檀君，应该像日本的原始土著一样隐居阿斯达山中。
西汉初年，燕地封王卢绾背叛汉朝，逃往匈奴，其臣卫满亦一同出走，并带同千余人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推翻了箕子朝鲜的哀王（一说准王），并取得箕子朝鲜的首都王险城，新政权被称为卫满朝鲜，韩国历史学家尹乃铉在其所著的《韩国古代史新论》中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并认为箕子来源于中国中原。
准王逃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在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重新建立统治，自称韩王。也有观点认为，准王逃亡马韩部落建立的国家被称为辰国，其地理位置也大体相当。汉武帝因卫满朝鲜阻止辰国等邻近小国入汉朝贡，于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发兵远征朝鲜。灭亡卫满朝鲜后，辰国发展成为三韩部落。箕准虽然称号上改称“马韩王”，但其政权的性质是箕氏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延续，其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证据就是箕准的后代在马韩居住区统治了8世200年。公元1世纪，百济击败马韩部落的首领目支国后赢得汉江流域。
从考古上看，辰国是辽宁青铜器文化的外延，其中以忠清道、全罗道发现的辽宁青铜器为最多。
马韩为定居民族，已懂得种植谷物、养蚕。尚是部落社会，根据《三国志》记载，全国由54个城邦组成，总十余万户。城邦没有城郭，皆同属一个部落，而每个部落皆有首领。势力强大的部落的首领称做臣智，其次称做邑借。
另外辰韩、弁韩各有十二国。三韩共七十八国。共计为二十万户，约近百万人。他们是现在朝鲜族的直系祖先，也是如今韩国国名得来的原因。
后来濊族的貊人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建立政权的夫余、沃沮、高句丽和百济，就是濊貊族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传说准王的马韩最后亡于温祚王的百济。
马韩历代君王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 武康王(哀王) | 子准(卓) | 前161年—前157年 |
| 安王 | 子龛 | 前157年—前132年 |
| 惠王 | 子寔 | 前132年—前121年 |
| 明王 | 子武 | 前121年—前90年 |
| 孝王 | 子亨 | 前91年—前51年 |
| 襄王 | 子燮 | 前51年—前46年 |
| 元王 | 子勤 | 前46年—前20年 |
| 稽王 | 子贞 | 前20年—2年 |
| 子学 | 2年 |
前20年，新罗始祖赫居世派瓠公出使马韩。由于没带贡品而受到马韩刁难。瓠公指责马韩无礼，险些被马韩首领处死。 由于周围人的阻挡，瓠公免于一死，安全返回新罗。58年，瓠公成为新罗宰相。65年，瓠公在鸡林一个挂在树上的金盒子中发现一男婴。该男婴后来成为新罗金氏始祖金阏智。
本人大胆推测，子学后代辗转60多年，复国无望，将后人暗暗地托付于瓠公。也只有王室后人才有金盒子吧。如果得到证实，朝鲜新罗金氏始祖金阏智应为箕子后裔。
668年，在唐朝的协助下，新罗在征服伽倻和百济之后灭亡了高句丽，从此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新罗又将唐朝的军队赶出了朝鲜半岛，并最终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地区。敬顺王（？－979年），姓金名傅，是新罗国君主，伊飡金孝宗之子，文圣王的裔孙，母桂娥太后金氏是宪康王之女。927年甄萱攻陷新罗金城，景哀王被捉后自尽，甄萱扶持金氏王族后裔的金傅为新罗国王，金傅在位八年，935年让国于高丽。
金日成本贯是全州金氏（始祖是新罗第56代王敬顺王的第4子金殷说还有他的8世孙金台瑞）。金日成的自传《与世纪同行》云、“金膺禹十世祖金继祥是迁于全罗道到了平安道（1592年至1598年的韩日战争时左右北迁）。金膺禹生于朝鲜平壤中城里的贫困一家，因为平壤地主李平泽家的守墓而居住于万景台”。金日成是他的曾孙。
如果金日成的资料属实，金日成应是箕子的后裔，也应是从夏朝的商国到商朝再到箕子朝鲜再到马韩再到新罗，沉寂一千年后，在平壤地区王权再现。朝鲜和韩国及中国应正视这段历史。
鸭绿江以南始终是中国华北人的开发地，殖民地，避难地。并不断抵御鸭绿江以北的蛮族侵略。朝鲜半岛不断延续着商王子姓的血脉。当然，中原的曲阜孔府也在延续着商王子姓的血脉。
传统的朝鲜历史系表较为侧重于南方，为古朝鲜（包括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朝鲜。在北朝鲜或者韩国长期来也一直以统一新罗为主线，但是北朝鲜于50年代提出主体史学后，渤海国代替统一新罗成为朝鲜历史主线。认为渤海国在北部且继承正统的高句丽，矮化新罗，百济为地方割据，且统一新罗由于长期臣服于唐朝而有悖于主体思想。1993年受主体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朝鲜史学新体系为古朝鲜（檀君朝鲜、卫满朝鲜）———高句丽———渤海国———高丽———朝鲜。统一新罗时代从朝鲜民族史主流中去除，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而高丽被称为第一个统一朝鲜半岛的国家，而现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称为朝鲜族的第六个国家主体。
朝鲜官方宣传新罗是在古朝鲜和高句丽的影响下，1世纪初由始祖王朴赫居世以今天的庆尚北道庆州的斯卢封建小国为母体建立的封建国家。
如何使朝鲜迅速改变对华态度，事大慕华很快成为主流思想，因此，使檀君崇拜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箕子崇拜？必须使朝鲜以得箕子教化为荣。
3，越南的历史：
前257年，蜀国末代王子蜀泮率领其族民，辗转到达现在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并自称为安阳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前214年，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今日越南北部和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在秦朝末年的混乱时期，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改称南越武帝），首都在今广州。越南北部成为南越国的一部份。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在之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越南北部交趾地区虽然屡有反抗，但是大体上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政权各朝代的直接管辖。13世纪时，越南人发明了本民族文字的喃字，同汉字混用以书面表记本民族语言的越南语，从此越南语进入了言文一致的阶段。在法属时代，亚历山德罗（Alexandre De Rhodes）和其它罗马天主教会传教士在17世纪发明了罗马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国语字，用以表记越南语。
4，日本的历史：
日本有久远的土著民族。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开始，日本进入新石器时期，是为绳纹时代（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3世纪）和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商朝人能到美洲，也必然会到瀛洲。古代的日本除了原住民外其它是由东南亚跟东北亚迁徙而来的各民族融合演变而成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齐国吴国越国以及朝鲜半岛，东北的民族纷纷移民日本。齐国在日本开发了苇原中国殖民地。在秦始皇统一齐国时，齐王建听从后胜的建议，不战而降，后被迁到共城。齐国后代随后复国无望逃亡日本。秦始皇在修长城拒胡人的同时，也与东北人及朝鲜人竞争瀛洲，派徐福带人带工匠而去。齐王后代历尽艰辛建立和族，随后统一列岛，建立日本。可惜秦始皇未能统一瀛洲。曾经军国主义的日本今日成了美国严密镇守的国家。
5，自汉朝以来海外华侨的历史：
华人自汉朝已开辟与东南亚和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交通。由于开展海外贸易，商人、水手可往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于当地，成为了第一代的海外移民。
唐朝时期，华人移居国外逐渐增多，许多外国人称海外华人为“唐人”，华侨回国也称回“唐山”。至宋、元代，中国沿海居民因受连年兵乱的影响，尤其是福建、广东受元军的残酷摧残，纷纷逃往海外避难谋生。
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始于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海上远征。郑和率领200艘船舰组成的船队在南洋各地访问。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其中中南半岛，包括越棉寮三国及缅甸、泰国（暹罗）、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地区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
在欧美工业革命期间，有大量华人为了淘金，被卖往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非和俄罗斯等国家当苦力，从事危险的工作，如开采金矿与铁路工程等。满清因此默许平民远赴海外当欧美殖民地的劳工。清末太平天国平息前后，民间发生饥荒的次数增加，产业被破坏得严重，贫穷程度已难以形容，到处有穷人和乞丐。上百万的广东和福建人为改善生活，皆兴起赴外谋生的意向。很多福建人选择在东南亚与他们在明朝时期已定居海外的前辈学习和工作，广东人也有不少；广东台山有最多人移居英、美、加、澳、纽等美洲。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客冲突时期，有些人被卖到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古巴一带。二次大战后，许多香港原居民和香港人为了改善生活而移居至英国、荷兰等国。
大陆1978年之后的依亲移民，留学移民。
1984年，英国主动洽询香港主权是否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引起了香港另一次往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移民潮。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引发了移民潮；当中很多是来自广东、香港和台湾。移民潮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逐渐平息，而不少移民外国的香港人有些已回流香港。
1997年之后的大陆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
6, 中墨朝越日的宗亲关系—环太平洋中华同胞联盟：
为了加强中华同胞之间的联系，提高同胞的海外地位，保护同胞不再受恐怖袭击，也使同胞不再犯没有人性的错误，我们应当成立一个组织—环太平洋中华同胞联盟。
环太平洋中华同胞联盟包括：中华本土，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加拿大土著人（古华侨）组织，加拿大华侨组织；美国土著人（古华侨）组织，美国华侨组织，墨西哥土著人（古华侨）组织，墨西哥华侨组织，中美洲各土著人（古华侨）组织，南美洲各华侨组织，南美洲土著人（古华侨）组织，南美洲华侨组织；东南亚华侨组织；其它各洲华侨组织；还有海外藏族组织，海外维族组织，海外蒙族组织，海外鲜族组织，等等。
形成联盟后，如果产生国际斗争，就本着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但要维持联盟的继续。
最后，祝中华同胞2014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后注：
1，鉴于本人一向考试成绩不到百分之百，个人推测本文也有几成不妥。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共襄国事。如发现错误，敬请指正，将被修改。
2，有些段落引用维基百科，及网文，但未标出。在此表示感谢，声明免责。如涉权属，将被删除。
1 1 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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