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韩国人”能给中国什么启示？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泛太学者李成贤（韩国）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前后，韩国媒体曾经热炒一个用英语表达的话题–“Ugly Korean”（“丑陋的韩国人”），以至于一些小学生都学会用这种说法“展示”自己的英语水平，大人们有时也会因此夸奖孩子：“你这个小学生怎么知道‘Ugly Korean’这种地道的英语！”

现在回头看，这种做法真是很天真，甚至幼稚得让人脸红。不过那时的情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韩国当时的发展阶段——走出去。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的口号之一就是：“首尔走向世界，世界走进首尔。”

一百多年前，韩国当局面对西方列强要求“开门”时，决定“关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东亚半岛小国。一百多年后，韩国人才意识到只有“开门”与世界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竞争，才能在发展中壮大实力，真正保护自己的国家。

1989年1月1日，韩国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施行“海外旅游自由化”。之前，韩国只有政府官员、政界人士、空姐、大学教授等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出国。普通人去海外手续繁杂，需要“一大包图章”，意思是必须拿到各种官方部门的许可证明才能出国。这也能说明为什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空姐”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同时也是最受追捧的媳妇儿。

海外旅游催生了“Ugly Korean”的说法。“Ugly Korean”有很多表现：随地吐痰、便后不冲水、便后不洗手、在法国酒店里打开泡菜的气味儿惹得西方人向经理投诉，在英国的博物馆里大声喧哗。

韩国大叔吃完饭后喜欢打嗝。朝鲜战争时韩国很穷，很多人经常挨饿，能够打嗝意味着能够吃饱，是值得炫耀的得意之举，但在外国人眼里这却是很粗鲁的做法。韩国基督徒很多，他们喜欢在公众场所表达自己对上帝的爱，亲朋好友出国时，他们经常在机场大声做祷告、唱圣歌，外国人则觉着这种行为很怪异。

韩国人刚“走出去”时发生了各种各样“丑陋的韩国人”的故事，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这说明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和文化交流的增强，这些现象都会自然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有着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环境不同，为人处事的方式也不一样，只是个时间问题。

有这样经历的韩国人看到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类似“丑陋的韩国人”的举动，一点儿也不稀奇。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对此并不陌生，非常理解，并且相信这些现象只是在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

那么，在减少“丑陋的中国人”的方面，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很可能本能地想到要对老百姓作“宣传教育”。不过，我个人的想法却相反。我认为政府要站在后面，要帮助民间社会在“启蒙”老百姓上所做的自发努力，这样效果会更有可持续性。

回到韩国的例子上，很多中国人认为韩国电影、电视剧在海外受欢迎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作为韩国人，我不同意。不过，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很难说服中国人，也许是由于国情不一样的原因。

比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都不看韩国电影，好莱坞大片在韩国非常受到欢迎，韩国电影人则要求政府强化电影院“国产电影义务播放日数”的法律，试图保护自己国家的电影产业。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开明的人，意识到拍摄好电影才是最好的吸引本国票房的方式。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探索新的思路和创意，比如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花功夫在感情的表达、镜头的处理等等。韩国人逐渐喜欢看本土电影了，韩国电影产业开始兴盛的时候，一些外国人也开始喜欢看韩国电影、韩剧了。这一过程并非“政府主导”。政府只是在市场选择之后，开放了一个整体环境。

与此相仿，中国“走出去”要更加顺利，韩国有一个经验可以去借鉴：政府不要站得太靠前进行指导，而是要借助民间组织、社会舆论领袖等提供引导。比如，用拍摄公益广告或在微博上发贴的形式，可能就更为有效。

政府是掌握资源最丰富、最有权威的机构，因此会有冲动想通过一种“运动”的形式急于求成。在建设社会硬件设施方面，政府主导的“运动”形式很有效，而在有些涉及人民生活方式转变和文明认知程度提高的问题上，还是要“攻心为上”，需要“软实力”的慢功逐步培养，需要在潜移默化中水到渠成。

说到这儿，有人会说，但中国是否存在“民间社会”？问得好。那的确是值得转型期中国精英们思考的一个更重要的话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g.huo@ft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