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

来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306/16/7208477_269683008.shtml

作者：桑博时间：2012年12月03日

11月14日至21日，持续8天的“防务之柱”行动，再次将“巴以问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时也吸引了我们对“以色列”、“犹太人”、“反犹主义”、“屠犹事件”以及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国家史(亦即整个“巴以问题”史)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等等相关问题的兴趣。

评论新闻事件而对其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无异于瞎子摸象。诚实地学习历史，是获知世界真相的起点。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些原本属于历史常识、今天却罕为人知的知识，择其要发表出来，供广大关注巴以问题的朋友们分享。

本文是一篇学习笔记，只着眼于几个历史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对现实中的巴以国际争端以及穆斯林、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作评论。

本文所涉几个历史问题关系巴以问题的根本，远非一篇短文所能面面俱到。因此文中不作背景复述，只就相关问题提供资料索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文末所列参考书目，作认真的深入探究。

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是今天世界的常识，也是几乎一切媒体报道或评论犹太人相关事件的熟练句式。

没有人不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抛开这种经年累月刻意强调的宣传策略所蕴含的意图，以及它与“犹太人是上帝的优选民”理论、层出不穷的“犹太人智慧”一类小册子之间的默契不谈，这一宣传中所包含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是因为我们把犹太人视作人类的平等一员，视作人类大家庭中的同胞兄弟——如同中国人，如同阿拉伯人，如同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包括被称之为“桑博”的印第安人和美洲黑奴混血人种。我们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种群更愚昧、低劣、下贱，我们也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更智慧、优越、高等。就精神品级而言，我们认为：人类的差别只存在于道德表现，而绝不存在于人格和天赋权利方面。即便在道德上一部分人类优越于一部分人类，也绝不是以民族、宗教、人种、地域这样的群属概念来笼统区分，而只存在于个体人类的比较。

而今天的宣传，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且把犹太人想象成一个在智力等方面先天优越于其他人类的特殊人群;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为“救赎人类”而作出了“特殊牺牲”、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优选民，而且把种族成分极其迥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想象成了一个共同民族。

法国思想家罗杰·格鲁迪(Roger Garaudy)在其《以色列问题》一书中，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三个方面，清楚地论证了：从来不存在一个犹太民族。1976年的阿尔巴版等多次重大考古发掘清楚地证明：被犹太人奉为先民的希伯来人，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迁居迦南地区的游牧民阿拉米人。而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群构成，由当时“不同种族组成、最为复杂的”游牧部落。就其语言而非血统来说，阿米尔人就是当时的闪族人，即今天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土生犹太人的共同先民。希伯来人形成于这一人种成分极其复杂部落的基础之上，而并未曾在游牧民阿米尔人进入迦南之前形成一个特定的民族。

在“出埃及”时期，来自埃及的所谓“希伯来人”，是一个处于反对派地位、由各种族构成的人群集合，是一个受到法老统治歧视的社会阶层，而非某一特定民族。这一人群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手段渗入迦南的希伯来各部落居民中，逐渐在文化和婚姻上与当地居民完成了融合。及至公元70年，发生巴库巴(伊拉克)骚乱之后，罗马人驱逐了信奉犹太教的古以色列人。这些被驱逐的古以色列难民进入迦南地区，游说一些当地居民信仰了犹太教。“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之少，可以说不值一提，但他们如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虔诚热情地让人们信奉他们的宗教。”(约瑟夫•里奈赫发表于1919年3月30日的《论坛报》)这样，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他们促使众多的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埃及人以及罗马人信奉了统一的犹太教。再后来，犹太人的传教活动扩大到亚洲、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法国)。正如图尔迪·格利格里在其所著的年鉴中所指出的那样：皈信犹太教的罗马人和高卢人，是犹太人口中的大多数。

同样，1492年之后，在被信奉天主教的皇帝费尔南德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中，也有相当数量是皈信了犹太教的西班牙人。他们流落到意大利、法国、东方土耳其的艾资米尔地区。而绝大部分俄国的、波兰的以及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则都来源于哈扎尔人，即俄国南部的塔塔尔人。这部分犹太人在法国查理大帝时期皈信了犹太教。在欧洲及其它地区，犹太教的传教活动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信奉犹太教的南部阿拉伯人，曾在公元6世纪曾建立过犹太国家;在俄国的东南部，公元8至10世纪曾建立过以土耳其人、芬兰乌格尔族人、斯拉夫人为基础的土耳其犹太“哈扎尔”国;埃塞俄比亚及其周围一些地区的犹太人则纯系土著黑人……从任何一次犹太人的聚会上，都可以看到：犹太人具有不同种族特点的各种面孔和肤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约瑟夫·里奈赫从以上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明确结论是：既然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犹太种族，当然也就没有犹太民族，只有一个犹太教。

来自人种学的结论更加肯定。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西姆·罗德松的研究表明：“对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证实：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数是阿拉伯化了的原迦南土著居民)的血液中，古希伯来人的血缘成分的比例，比大多数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血液中的比例大得多。”而托马斯·克尔纳在其《阿拉伯人》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学者认为：“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东欧犹太人，在血统上与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联系。”

除了上述《以色列问题》一书的论证外，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作者施罗默·桑德(以色列历史学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揭开了“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理论的成因及其意图：大多数犹太人的故籍遍及中东和东欧诸国，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发生于一种新杜撰的历史下。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须为之准备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们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上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记忆的代言者们”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他们虚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这一“漫长叙事”的意图是什么?罗杰·格鲁迪和施罗默·桑德两位作者说得很透彻：他们捏造族谱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子孙;而这个种族，正是上帝特许给他们迦南领地的主人——他们曾经是这块土地的最早所有者、也是最终的唯一拥有者。依靠神话般的种族延续性的历史叙事，来实现“返回”“祖先土地”的渴望。

——有趣的是，恰恰正是这些“在血统上与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联系”的东欧犹太人，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恰恰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虚构了“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血统学说，并仰赖这种血统种族的力量，来实现在巴勒斯坦“复国”的大业。这就是“民族叙事”最有意思的逻辑圆圈。

假如把世界上信仰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上百种民族，说成是具有共同祖先、共同血缘、共同神话和英雄人物的同一个“佛族”或“穆斯林族”，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同样的条件下，“犹太民族”却被严肃地虚构成功了。

无论这种虚构多么一本正经，也无论今天的宣传多么强大，都不可能永久地遮掩历史的真实——曾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相信“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分子们和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前者宣传犹太人是一个“通过血液毒害其它民族”的卑劣种族，目的是利用犹太人来转移视线，打败他们的主要敌人——工人的革命运动，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后者则为了让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相信他们对迦南之地——巴勒斯坦的独享权，建立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以色列。因此，这两者不仅在目的诉求上相通，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另一个有关犹太人的重要历史常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的密切合作。

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不是5000年而是64年

今天的以色列国在对华宣传中的常用句式之一是：“以色列与中国一样，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如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在为《以色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和以色列虽有很大的差异，但亦具有共同的特点，两国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接受媒体访谈时说：“中以关系非常特殊，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来第三个像中国和以色列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与以色列两个国家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这一宣传句式含混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以色列国家与古以色列国。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不同的以色列国，与商周王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可比性可言。无论商周还是秦汉，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政权更迭、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基本文化渊源、主体民族构成，还是大致疆域边界……在构成共同国家的全部要素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今天的以色列国，除了从《旧约》传说中借取一个“以色列国”的名字，以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获得逻辑上的“合法性”之外，在上述的所有方面，都与古代的以色列国之间不存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古以色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复杂。

研究“古以色列国”这个课题，摆在一切非犹太教信徒历史学家面前的资料，屈指可数。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文字记载，除了圣经《旧约》，提及“以色列” 这个名词的史料极其有限。现有的资料中，“以色列”一词唯一一次出现在记载法老马尔纳卜特凯旋的华表上，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25年。赞颂胜利的华表上，提到了法老马尔纳卜特攻占了迦南(巴勒斯坦)城市，毁灭了以色列，它的居民也不复存在了。——仅此而已，再无其它。此外，188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在法老阿米诺菲瑟(公元前1375—1358年)的首都塔尔阿马那遗址中，相继发掘出法老与其派驻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的部属之间的通信档案。这些通信充篇皆是当时迦南城市的兴衰和相互之间的斗争的记述，但却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

根据历史学家所提供的研究结果，结论很清楚：即使有一个“古以色列国”曾经真实存在于迦南地区，并于公元前1225年之前被灭亡——那只是一个距今超过3200多年的古国。同时，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述，而建立这个古代以色列国的民众，与今天源自东欧诸族、罗马、高卢、西班牙、俄国哈扎尔人、甚至埃塞俄比亚黑人的现代犹太人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呢?

再来看犹太教圣经《旧约》中对“以色列”的记载：大卫是犹太部落的首领，当艾卜沙鲁姆在阿姆民特王子叔毕的鼓动下造反时，他派了一个叫戛特伊塔依的腓力斯人统率他的三分之一军队，经约旦东部前去镇压。他没有作任何努力就使迦南人犹太化了。但他建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血统的民众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大卫王国。

大卫的母系祖先罗得是穆阿伯人——因此当他处于困境时，嘱托穆阿伯国王保护他的亲属。他与一个赫梯妇女结婚，生了后来继承他王位的所罗门。所罗门不仅保持了国家的多民族性，而且有所发展。所罗门国王死后，大卫王国分裂为南部的犹太国和北部的以色列。公元前721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公元前587 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太国并流放了达官显贵们。波斯国王居鲁士占领巴比伦时，允许流放者返回犹太国。但不少人宁愿留在巴比伦也不愿返回犹太国。从此，希伯来人相继处于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直到公元前2世纪，发生了马卡比人领导的暴动，反抗亚历山大的色路斯德人继承人——“安蒂奥克斯”。马可卡比人经过20年的奋战，建立了哈斯姆尼王朝，后因内讧而崩溃。公元前63年，庞贝占领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在黑洛多特王朝时期变成了一个附庸国，而后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期间有过两次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都相继失败了。一次在公元70年，一次在公元132年——此次由巴尔库克赫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之后，所罗门建立的圣殿惨遭兵燹。犹太人从此流落地中海沿岸各地，以色列人的社会在巴勒斯坦不复存在。

——此即《旧约》中的“古以色列国”文本。同时，这也是今天的以色列国用以宣传和教育的国家历史版本。依据《旧约》，在对外宣传和学校教材中，“古以色列国”与今天的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历史距离，又拉近了1350多年。

但其中的逻辑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梳理分析《旧约》中的古以色列国历史，大致可以罗列出这样几个历史事件：1，约书亚时期(公元前13世纪)，各部落占领迦南;2，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3，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及重返的时期;4，公元63年和公元135年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但是，除了这几个历史事件之外，迦南地区的其它历史到哪里去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希伯来人“进入”迦南(6世纪的犹太教神学家们撰写历史时，出于政治需要，把“入侵”改写为“进入”)之间的近2000年;从公元135年巴尔库克赫领导起义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建立之间的近2000年——在这近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迦南这片土地上竟然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也没有任何人群居住、经营?

显然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对宗教经典和历史的一种暴力拆解和选择性使用。因为，若不忽略掉迦南(巴勒斯坦)的4000年历史，不把迦南的5000年文明史简化为几个历史事件，就无法论证所谓“犹太民族”的先民希伯来人是迦南地区的第一代居民，就无法证实迦南之地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土地，现代以色列国与古以色列国的承续关系无处落脚，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体系遂不攻自破。

但历史脉络是清晰的：早在公元前2000年(800年之后，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当游牧人部落逐水草而来到迦南地区时，他们就惊讶地发现：早已定居于此的迦南土著人，已经拥有相当高的文明：使用铁器，有了拼音文字。在今天以色列的对外宣传和学校教材中这样写道：“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被阿拉伯帝国占领，阿拉伯人从此成为该地居民的绝大多数。”——事实如何?罗杰-格鲁迪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人”(The Palestinians)，不单纯是阿拉伯人的后代(阿拉伯人在7世纪进入巴勒斯坦时人数很少)，更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迦南土著居民(也包括部分土著犹太人)。土著居民通过通婚或宗教的方式，选择了使用阿拉伯语。因此，评估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一历史事件，应当看到：其中文化因素大于民族因素。

理解这一结论也不困难，只需回顾几个简单的历史事实：1，直到今天生活在巴勒斯坦、操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贝都因游牧人，早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就已经随第一波游牧部落迁徙浪潮而落居巴勒斯坦;2，给巴勒斯坦命名“Palestine”(意即“腓力斯人的土地”)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与贝都因人同一时期从爱琴海迁来的“海上民族”腓力斯人(The Philistines);3，阿拉伯帝国的崛起，是在不足百年时间里迅速扩张为一个地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人口总数会有多少，足以遍布于如此广袤的疆域、以至改变了其中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构成?

我们再来看看被忽略掉的后一个2000年——即135年起义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间的2000年期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居民情况：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之后，高呼着“杀死一个犹太人，净化你的灵魂”的口号把犹太人烧死在犹太教堂里;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允许犹太人返回圣城;根据托莱德的犹太人本杰明留下的记载，当他于1170年来到耶路撒冷朝圣时，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个犹太人;1267年，纳胡马尼迪在耶路撒冷只见到了两户犹太人家;到了1845年，巴勒斯坦总人口为35万人，而犹太人仅为1.2万;1882年，发端于俄国、绵延至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迫害运动，导致了犹太人涌进巴勒斯坦的又一次潮流;但直到“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犹太复国主义为其“重返”理论进行了20年的宣传动员之后，也就是犹太人逃离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的第一次移民浪潮之后，据美国1922年12月31日所发表的居民统计资料：在当时的757，000人巴勒斯坦居民中，阿拉伯人为663，000人(其中穆斯林590，000人，基督教徒73，000人)，犹太人为83，000人——阿拉伯人口占总人口的88%，犹太人占 11%。

从以上资料中可知，在被刻意忽略了的后一个2000年里，巴勒斯坦居民的主体成分构成为：至少5000年前就生息于此的土著居民迦南人;为这一地区命名的腓力斯人;以及继巴比伦、哈斯姆尼、埃及之后占领和统治这一地区的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如果要强调“第一居民”的地位、追求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应当是那些有史以来世居于兹的土著居民迦南人最有资格，而不是“希伯来—犹太人”。

以上，就是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渊源，就是现代以色列与古以色列之间的全部关系，也就是宣传中“以色列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一口头禅的全部历史依据。但是，这里尚未涉及另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即犹太教经典《旧约》中上帝呼吁建立的“以色列国”，与现代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们和现代以色列开国元勋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要学习、探讨的内容。

神权国家?民主国家?

当有人提及“神权国家”这个词组时，听众的脑海里便会自然跳出“伊朗”、“沙特”、“塔利班”……这样一些国家政权。最近还有人撰文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在现代人的语感里，“神权政治”是与蒙昧、独裁、黑暗甚至恐怖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地，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世俗民主国家。从理论上来讲，事实也是如此。早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初，它的领袖们就一再宣示：“复国”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将是一个世俗国家。但这一“宣示”同时也暴露出了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一个逻辑破绽：如果不接受《旧约》中上帝指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神谕、而要建立一个与此无关的世俗国家，那么“复国”之说“复”的究竟是哪个国?这真是一个致命的破绽。

对于“今天的以色列国与《旧约》中上帝许诺的‘以色列’有渊源关系”的复国学说，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尔认为，伴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已经被连根铲除了。19世纪犹太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便是这种病症的集中表现。”至于今天的以色列国与历史上的古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本文上节已作了清楚地分析，那只是一个在3000年前经过多次战争才建立起来的、昙花一现——只存在了73年，其居民并非单一种族——的王国，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如同无数远古王国一样消亡得无影无踪。

理解现代以色列的国家性质，首先需要对其立国理论犹太复国主义学说进行一番基本的梳理。第一个问题，需要首先辨明：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笼统模糊的提法。“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又称锡安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还是作为一场实践运动，都不是摩西•赫斯或西奥多•赫茨尔的发明。作为宗教理念和宗教实践的“犹太复国主义”可谓源远流长。它的理论根基建立在犹太教对世界末日的信仰之上，犹太教的根本经典《旧约》“创世记篇”十二章第3节提到：当末日来临，救世主降临，上帝将召唤全人类进入他的王国。根据犹太教经注学家的解释，这个“王国”就建立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犹太教神学家们据此奉锡安山为“圣山”，并发展出一个“朝觐圣地”的理论。例如当西班牙的天主教皇帝们强迫犹太人改宗、对犹太教徒进行残酷迫害时，就有一些犹太人迁居耶路撒冷，建立宗教团体，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生活。但“复国”的理论发展成为一场小小的运动，则是晚近直到19世纪的事。当时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寻求在锡安山上建立一个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传播中心。在这一事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这一宗教和文化性质的“复国”运动，丝毫没有遭到耶路撒冷穆斯林的反对。原因有两个：阿拉伯人从来都视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便是同祖后裔;在穆斯林的信仰中，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宗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2.这场“复国”运动未曾构思建立一个国家的政治方案，更没有强行独霸巴勒斯坦的图谋。因此，这一“复国”运动，从未引起过犹太人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任何敌意或争斗。罗杰•格鲁迪先生把这种“复国”运动称之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与其后摩西•赫斯、里奥•平斯克、西奥多•赫茨尔等人发明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截然区分开来。

后者——“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们，正是将谋求建议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嫁接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枝桠上，成功地完成了政治谋略与宗教传统的对接。这样，逻辑的脉络就变得清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了神圣的宗教传统之后，却宣布将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当然，利用宗教或直接与宗教结合、假神之名义实现统治是人类政治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以色列如此，伊朗如此，阿拉伯国家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也不例外。所以更值得关注的，是以神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神的王国”——以色列的政治实践活动。

作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西奥多•赫茨尔将他的“复国”逻辑概括为这样几条：1.全世界的犹太人，不论居住在哪个国家，都构成一个 “民族”;2.“犹太民族”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都是受迫害者;3.“犹太民族”不可能与居住国的其他民族相融合。(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1896 年)——对其中第一条，我们已在本文“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一节中作了清晰的辨识;对于第二条，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但我们要强调指出：犹太人在历史上确实受到过多次宗教和种族主义迫害，从法老时代到罗马教廷的十字军东征，从西班牙天主教皇帝们到近代的沙皇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诸国，包括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直到现代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条：“犹太民族不可能与所在国的其他民族同处共融。”这一设想的逻辑，可以说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出一辙，严丝合缝。包括反犹主义，包括纳粹理论，包括不久前的南非种族隔离，当然也包括今天以色列国家所实施的种族主义基本国策。

对于后者，前以色列国会议员和民权运动领导人舒拉米特•阿鲁妮女士曾有深刻的揭示：“所发生的这一切，目的在于要把一种思想灌输给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一思想就是：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有一种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成为了判断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有关内政的原则。也就成为了判断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定居准则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给我们规定了如何对待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游牧人、约旦河西岸居民、加沙人的不同作法;同时也教给我们如何满足以色列人所具有的野心的办法。”(舒拉米特•阿鲁妮《以犹太教的名义》，刊载于1978年6月25日的以色列《新消息报》)这也就是为什么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推翻了种族隔离主义、取得了独立自由之后还要说这句话：“我们深知：在巴勒斯坦获得解放和自由之前，我们的自由是残缺的。”

站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学说的本质属性、及其产物以色列国家所执行的内外政策。 “德雷福斯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网络上举手可查，不必在此复述。简单地说，它只是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种族歧视风潮的一个具体细节，这一事件所暴露的，是欧洲由来已久的“白人至上论”种族主义传统的丑恶嘴脸。今天的所有宣传把“德雷福斯事件”解说成西奥多•赫茨尔写作《犹太国》、构思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唯一动因，当然也不无道理，但同时也可能遮蔽了19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所遭受的更多迫害。概括地说，19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种族(民族)学说兴盛、殖民主义热情高涨的时期，“白种人之外的其他人是野蛮人”，白种人负有“教化”野蛮民族的神圣义务——这是当时为海外殖民扩张、转移欧洲大陆内部矛盾、掠夺其它大洲财富的侵略战争寻求辩护的理论。犹太人本来也被视为野蛮人、同属欧洲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之列。但是，此刻正在维也纳苦思冥想的犹太先知赫茨尔，却奇迹般地从欧洲种族主义的喧嚣声浪中获得了灵感。

这一伟大灵感由“三步曲”构成：汲取欧洲民族主义学说的养分，把数千年来依靠宗教文化维系、作为宗教群体存在的犹太人，设计成一个“民族”;扭曲犹太教关于“优选民”的教义，把犹太人描述成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类的高等民族;利用欧洲排犹势力嫁祸其他地区的阴暗心理，借助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关于《旧约》中“许诺建立一个上帝王国”的理论，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家。——这就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核心，也就是以色列立国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本质是：以民族主义替代了宗教信仰，以国家崇拜替代了上帝崇拜。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欧洲源远流长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理论之间的师承关系，或者说它直接就是后者的产物也并不过分。对此，赫茨尔本人也毫不隐讳，他在其《犹太国》一书中明确写道：“我们必须在那里(巴勒斯坦)，组成欧洲堡垒的一部分，以对付亚洲，使之成为文明反对野蛮的前哨。”

今天“巴以争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巴以边界划分，其中最令国际调解者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其实早在1937年，本•古里安就曾依据《旧约》为以色列划定了包括下述5个地区的“以色列边界”：1.黎巴嫩南部直到利塔尼河(本•古里安称为以色列西部);2.叙利亚南部;3.约旦东部，即今天的约旦;4.巴勒斯坦(本•古里安称为“英托管地”);5.西奈半岛。按照这个划分，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将横跨叙利亚的哈马城(这与《旧约》 “民数记”所指的作为迦南北部边界的哈马特城相符)。1956年，本•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议员们的热烈欢呼中宣布：“西奈半岛是大卫和扫罗王国的一部分!”直到以色列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这种来自《旧约》的地理概念才不再提了。但是到了1967年，这一出自宗教经典的国家边界又被提了出来：上帝给予的土地的边界是直到埃及河。按照《旧约》的“民数记”里的说法，也就是尼罗河(但不知指的是哪个支流)，或阿里什河谷。——在此，读者又将发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所宣示要建立的“世俗国家”以色列对宗教经典的虔诚实践。这种利用宗教神话的“弹性边界”概念，往往便于给某种预谋侵略提供合法性，或者能被用来为侵吞别人土地进行辩护。

坚持犹太教传统精神的犹太人另一翼，始终不曾放弃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和抵制。早在《犹太国》一书尚未出版、匹兹堡大会上关于修改犹太教八项原则公报尚未发行之前，针对赫茨尔鼓吹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1885年，绝大多数美国犹太法学博士宣布：“我们并不把自己看成一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宗教团体。因此，我们并不期待返回巴勒斯坦，也不盼望在哈伦后裔的身上复活牺牲精神或恢复任何一个与犹太国有关的法律。”1942年6月，92位犹太法学博士在美国埃特拉尼克城召开会议讨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后于1943年8月21日组成了一个“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的方案提出抗议：“到时候了，我们必须大喊一声‘停’!他们想用犹太教的旗号、犹太人的军队和一个建立在巴勒斯坦的国家，利用美国的双重国籍，来煽动美国的犹太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绝不能接受操纵目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计划，也绝不支持它。”同时，“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对解决被欧洲驱逐的犹太难民提出一项具体的办法：“我们要求联合国尽快安全地把一切被轴心国赶离自己祖国的人，通过斡旋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我们不为我们的犹太兄弟要求别的，只要求无论他们在哪一个国家，都应该同该国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尽同等的义务。我们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因为它是失败哲学的产物，并不能为解决犹太人问题提供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反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并不仅仅只是犹太法学博士，也包括许多世界知名的犹太人士。如爱因斯坦、哲学家马尔坦•布巴尔、古达•马恩斯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他们认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教的背叛，是把宗教当成为其目的服务的政治工具。古达•马恩斯教授在1933年就对巴勒斯坦前景忧心忡忡：“最使我忧虑的，是没有提出一种可以解决危机、避免两种人民之间爆发战争的建设性方案。是的，犹太人有权向世界要求公正，但我并不准备为了实现犹太人的公正而使阿拉伯人遭受迫害。让阿拉伯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犹太人的统治，就是对阿拉伯人的不公正。因此，我不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原因我已指明：我不想同阿拉伯人交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过：“在我看来，在共同和睦生活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比建立犹太国家更为明智。因为建立一个具有国界、军队、政权的国家的构想，是与犹太教的精神相抵触的，不管这个国家是多么简单。我担心：那种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渗透，会损害犹太教。我们已不是麦卡尔时代的犹太人了。根据政治概念去重组一个民族，这意味着从我们的先知们所推崇的民族精神上的一种倒退。”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热衷于赫茨尔的方案。据1943年美国犹太人年鉴记载，当时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有207,000人，而当时美国的犹太人总数为500万人。尽管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力宣传动员，要求全世界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甚至不惜为此人为地制造一些“反犹事件”，如在也门等地。)但直到19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仍不到5万人。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两年之后的1919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也只有 65,000人，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7%。1920年至1932年的12年间，“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为118,378人(不及世界犹太人总数的 1%)。以色列国建立之后的1949年8月31日，本•古里安接见美国访问者时的谈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我们实现了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夙愿，但我们仍处于起点上，因为在以色列，只有90万犹太人。我们的任务是：使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就这样，观察现代以色列国家从立国理论到政治实践、包括研究其基本法，将会发现：这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概念始终是含混不清的，在基于血缘关系的概念和基于宗教信仰的概念之间摇摆不定;对于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也一直在“世俗国家”和“神权国家”之间飘忽不定。以色列历任国家领袖的公开言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上帝许诺的结果!”——以色列国创立者、第四任总理梅厄夫人提出的国家精神支柱和伦理基础(法国《世界报》1971年10月 5日);以色列前总理贝京也曾说：“这块土地许给了我们，我们完全有权占有它。”(1978年12月12日访问挪威首都奥斯陆时发表的声明);“我们拥有《旧约》，或者说我们是《旧约》的臣民，所以我们有权占领《旧约》中许诺给我们的土地——也就是在耶路撒冷、海尔布隆、埃里哈及其附近属于法官及犹太法学博士们的土地!”(摘自曾历任以色列农业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的摩西•达扬发表于1967年8月10日《耶路撒冷邮报》的文章)1969年6月25 日，果尔达•梅厄在以色列会议上公开说：“犹太人占决定性的稳定多数，我们所要的是犹太国家。用一句明白无误的话说，就是要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所以，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历来是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罗杰•格鲁迪教授曾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指出：“建立一个由曾与纳粹分子共谋而有罪的欧洲人提供财政支持的独立国家——因为屠杀犹太人是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事件，是纳粹的罪行、是与纳粹共谋的欧洲人的集体罪行——而让与此毫无关系的阿拉伯人来抵偿，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逻辑是什么!”1975年，当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决议时，以色列前外交部长、曾为“斯特恩帮”组织的三巨头之一的伊扎克•沙米尔，于当年11月14日在《新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联合国的这一决议说：“刚从树上下来的一群人组成了民族，这群人随即把自己看成了是世界的领导者，这是不能接受的!一群原始人怎能配有发言权呢?我们在联合国最近受到的打击使我们明白：我们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人。”

从以色列的政治实践来考察，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天都要通过战斗才能生存的国家”(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2012年9月16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自1948年的“建国战争”始，以色列可谓是“浴火复国”：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以色列人权联合会前主席沙哈克1975年公布的统计结果：共列出了385个在1948年被以色列敢死队夷为平地的阿拉伯村庄名单;1948年之后，又有475个阿拉伯村庄遭到同样的命运。以色列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原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以色列研究所所长艾兰•佩普的统计数据则略有不同：“(1948年5月—1949年1月)，30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正面临奇特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为了向读者解释所发生的一切，笔者将以编年方式集中扼要介绍370个被以色列消灭的村庄中的64个村庄的情况，以便更清楚地认识当时几乎完全消失的巴勒斯坦乡村的基本情况。”“从1948年4月底到7月末，所有村庄都在重演悲惨的一幕：以色列士兵从三面包围各个村庄，逼迫村民从唯一留出的一面撤离，拒绝离开的人就被押上大卡车送到西岸……俘虏被转移到海滩，男人和妇女儿童分开，妇女儿童被驱赶到福雷迪斯附近(有些家庭18 个月后才重聚)。200多名13到30岁的男人遭到亚历山东尼和其他犹太武装的屠杀。报复及杀戮战斗适龄人员的图谋激发了这次血腥事件。”“1948年5 月后大批农村人口成为清洗政策的受害者。居住在联合国划给犹太人国家土地上的85万名巴勒斯坦人，只有16万人还生活在故土或附近。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人成了以色列国家的少数民族，其他人大都在驱逐威胁之下出走或逃离，另有数千人惨遭屠杀。”“冬去春来，1949年春天温暖了冰冻的巴勒斯坦……风景如画丰富多彩的乡村已经毁灭。一半村庄被毁，被以色列的推土机夷为平地，1948年8月政府决定把平地变成耕地，或者在这些遗迹上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命名委员授权新定居点将原来的阿拉伯语地名希伯来化：卢比亚(Lubya)变成拉维(Lavi)，萨夫里亚(Safuria)成了齐普力 (Zipori)，只有伊泰特(Iteit)保留了原名。大卫•本-古里安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将来阿拉伯人索回这些村庄。这一行动得到以色列考古学家支持，他们认为这些名称使地图恢复了‘古代以色列’原貌。”“100万巴勒斯坦人中有四分之三沦为难民，几乎占居住在划分给犹太人国家内人口的90%。 1948年冬天他们住进国际慈善组织提供的帐篷，联合国许诺他们将很快返回家园。”(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第四章“浩劫与独立之间：1948年战争”)建国之后，“以色列扩张移民定居点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到1979年，这种活动在约旦河西岸加剧了，同时按照老殖民主义的传统对定居点的犹太居民进行了武装。其结果是：把150万巴勒斯坦居民驱逐之后，在1947年占有土地还不到巴勒斯坦全部土地的6.5%的犹太人，今天占有土地竟达93%(其中75%属国家所有，14%属于犹太民族基金会所有)。”(罗杰•格鲁迪《以色列问题》)

对此，集种族主义之大成者——前南非政府内阁总理维沃尔德说：“犹太人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的阿拉伯人手中攫取土地。我支持他们这样干。因为他们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也建立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南非《德兰士瓦人报》评论这种行动的意义时说：“以色列人为了在非犹太人中保持他们的民族性而采取的方法，同出生在南非的欧洲人力图保留自己特性的作法，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以色列国家内部的宗教阶层对类似的国家行为持何种意见呢?1982年，当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毁坏了提尔和西顿两座城市，狂轰滥炸贝鲁特，屠杀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的2—3万名难民时——这是1948年贝京率领“伊尔贡”恐怖组织对巴勒斯坦戴尔亚辛村254名阿拉伯平民实施集体屠杀的延续，也是沙龙领导下的“101部队”在戈比亚和卡富卡西姆实施大屠杀的延续——根据以色列一些犹太教宗教学者的解释：类似的这些国家行为，正如同《旧约》中的以色列在根除野蛮迦南人的那种神圣运动，今天的以色列对付阿拉伯人的手段与《旧约》中以色列对付迦南人的手段也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主许给你的那些人民的城市，是唯一不允许任何别的生物生存的城市……你们要按主的意旨使它成为赫梯人、阿木里人、迦南人和法里兹人的禁地!”(《旧约》“申命记”第20章第 16、17节)“快去打阿玛利克，剥夺他的一切，绝不饶恕他。要把男人、妇女、婴儿以及牛羊、骆驼、驴统统杀死!”(《旧约》“撒母耳记”) 犹太教的法学博士伊利阿扎尔•乌德曼在摘录《旧约》中的一些语句来为沙龙、贝京等以色列领导人的侵略和屠杀行为提供宗教理论依据时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占领证明了，以色列有能力在中东及邻近地区建立‘新秩序’，并可作为拯救世界的起点。战争不论自卫战还是非自卫战都是有价值的。在寻求拯救世界的办法中，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比1967年‘六月战争’以后的阶段，达到了更为先进的阶段。在黎巴嫩的战争证明了我们的军事力量是强大的;证明了我们对中东和世界的‘秩序’是负有责任的。”(伊利阿扎尔•乌德曼《工作的动力》，发表于《纳库德》报)

与其说这是犹太教经典对屠杀罪行的诠释，不如说这是国家政治对经典内容的选择性使用：例如他们从约亚书中屠杀迦南人的古老事件中，得到了屠杀巴勒斯坦、黎巴嫩人的启发，但却刻意忽略掉了杰里迈亚、弥迦对屠杀事件的诅咒;强调以色列的种族歧视，但却回避了以斯拉、以赛亚期望未来弥赛亚拯救世界的心愿……以色列国自认为《旧约》经典中以色列的合法继承者，为其侵略、吞并别国土地提供了天然正当的神圣依据，同时也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及不自觉地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天主教徒和属于新教义的“礼拜日学校”的基督教教徒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们原本不可能接受的观点。因此，“有人把今天以色列的犹太教说成是世俗势力的情妇，此话虽刻薄，但很形象。”(徐向群《以色列：宗教政治化》人民网)

但是，对以色列的国家行为同样也有不同的声音：针对戴尔亚辛村屠杀事件，爱因斯坦在1948年12月24日写给《纽约时报》主编的一封信中说：“贝京及其追随者在阿拉伯人的戴尔亚辛村的暴行，是他们残暴本性的见证。1948年4月9日，贝京所领导的恐怖分子袭击了这个根本不是军事目标的阿拉伯人村庄，把全村的居民都杀害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入侵并实施大屠杀时，特拉维夫大学的本雅明•库恩教授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当我从小收音机里听到了就要实现我们在黎巴嫩的目标——给贾利利的居民带来和平时，我给你写这封信。这种谎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十分清楚，这次的战争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野蛮，它与暗杀驻伦敦大使的企图和贾利利的和平毫无关系!啊，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他们曾是长期的暴虐和压迫的牺牲品，今天怎么达到了如此野蛮的地步呢?难道这不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犹太教从犹太人的心目中连根拔除吗?朋友们，为了不使贝京、沙龙之流达到他们的双重目的，作最大的努力吧!他们的双重目的就是：‘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要彻底铲除掉’(近来这种说法很流行);同时要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导向灭亡。”(本雅明•库恩教授在 1982年6月8日写给费达勒•那基博士的信)

1952年，爱因斯坦两次拒绝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希望他出任以色列总统的愿望，明白表达了与这个国家的不同立场。无独有偶，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奥地利前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他的家眷在希特勒的集中营中全部被杀。但当谈及以色列时，他果断地说：“我不愿与那个以色列有任何关系!”1950年 1月，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整个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之中，以色列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坚持国际主义精神，坚持对以色列采取不承认、不接触、不建交的方针四十年未变。

神权国家?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国家?还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对于以色列的国家性质，吉尔苏姆的《犹太教的解放观》一书中有一句话可以作为经典诠释：“纳粹焚烧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方面”。

西奥多•赫茨尔：“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西奥多•赫茨尔是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也就是以色列“复国”的理论奠基者。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犹太民族”的先知人物。

什么叫“反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一个犹太人国家的理论国父、先知人物，又怎么会自认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这听上去的确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赫茨尔本人对一名质疑他的复国理论的犹太人的回答。事实上赫茨尔也并没有说假话，就“反犹主义”的定义指向而言，他确实是一名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赫茨尔自认他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本身是符合逻辑的，理解起来也并不困难，但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诬为“反犹主义势力”对犹太先知人物的抹黑。因此本文只列举一部分相关历史事实，不作评论。

之所以说理解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是因为：只要认真阅读了本文上一节关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简介，注意到它的起源背景，厘清了它与欧洲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特别是理解了它对犹太教的“连根铲除”(马丁•布伯尔语)的破坏作用，就不难理解这一学说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以“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为荣。

就宗教信仰而言，西奥多•赫茨尔是一名不可知论者，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赫茨尔感兴趣的是“民族”和政治，而不在宗教。为了让人们接受他的 “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新理论，他甚至激烈反对那些把犹太教看作一个宗教的犹太人。就思想渊源而言，19世纪——需要再强调一遍：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学说兴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并在当时的德国表现尤为严重——的欧洲，弥漫着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空气，这对于受日耳曼教育的赫茨尔构思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殖民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事海外“开发”活动，不必重视当地居民。在殖民者的眼里，任何一块被他们“发现”的新大陆，都只是一片充满上帝所赐财富的“空地”。因此，当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构思完成之后，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块这样的“空地”，来实现他雄心勃勃的“复国”计划。而当时摆在赫茨尔面前的，是一个多项选择——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曾有过到许多其他国家去建国的计划：例如1897年，巴伦•赫希曾建议他去阿根廷实施建国计划;1901年至1902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出去塞浦路斯建国;1902年提出去西奈地区的计划;1903年至1904年英国政府曾建议赫茨尔去乌干达……但赫茨尔最终瞄准了巴勒斯坦作为他的目标。

选择巴勒斯坦作为“复国”计划的“空地”，足见赫茨尔非凡的战略目光。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巴勒斯坦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汇合处，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是亚欧各大帝国的必争之地，从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数百年的拉锯、绵延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直到近代欧洲殖民列强在中东地区的角力，无不围绕着新月地带的心脏巴勒斯坦而展开。当时，威廉二世打算修建一条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到达巴格达的铁路，俄国从未放弃过控制地中海通道的野心，英国已经控制了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印度的水路以及海湾油田。

——赫茨尔所瞄准的，正是当时欧洲列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野心。因为他深知：一个强行植入的以色列国，在未来不可能孤立地在中东存活下去，除非通过某种手段将未来的以色列国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利益牢牢捆绑为一体。所以他要孤注一掷，利用欧洲殖民列强对巴勒斯坦的野心，作为与它们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

对此，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丝毫未加掩饰：“我们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

对于西奥多•赫茨尔的“复国”计划的殖民主义性质，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确认：他在1897年瑞士的巴赛尔大会上宣布，要建立政治上的而非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这种主张显然是从英国的殖民公司那里学来的。赫茨尔把英国当时最大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作为最好的学习榜样和最权威的咨询对象，他于 1902年1月11日专门写信向正在南非推行殖民计划的塞西尔•罗兹征询意见、寻求支持：“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您讲清一件与您无关的事情，但这件事与殖民主义有关。我所希望您做的就是——请您告诉您的同伴们说：‘我(罗兹)已经审阅过这项计划了，我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行的。’”赫茨尔自己也曾说过，他的纲领是“殖民主义类型的”。

赫茨尔所要做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号召身处欧洲种族主义歧视迫害下的犹太人，支持他本人并不相信的“上帝许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旧约》神话，利用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情绪，来推动他所发动的“复国”运动;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他要积极寻求欧洲殖民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势力的支持，借助强大的外部力量，来实现他的“复国”梦想。

在1895年的日记中，赫茨尔写道：“我准备对德国人说：算了吧，让我们走吧——我们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阻止我们与当地人融合，我们也不打算而且也不可能同他们融合。”

在1896年3月4日，赫茨尔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天，我的最好的支持者就是反犹主义者。”(见犹太复国主义作家艾•邵拉基《赫茨尔的生平》一书)

在谈到犹太人的出路时，赫茨尔指出：“反犹主义者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但我们不必妒忌他们，因为我们也将是幸运的。”

为了推动他所设计的“复国”运动，赫茨尔不惜跟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交涉，并投其所好：沙皇俄国的财政大臣当面对赫茨尔说：“我曾向阿列克塞三世陛下建议：‘如果能把600万犹太人淹死在黑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极为满意的事情。’”赫茨尔依然向对方乞求：“我们期待俄国政府的鼓励。”这位财政大臣则回答他：“我们已经对住在俄国的犹太人离开俄国给予足够的‘鼓励’了!”赫茨尔说：“当我宣布我们要组成一个独特的民族时，我的同伴们会说我是在走反犹主义道路。”

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者、沙皇俄国内务部长勃里夫，是1903年4月发生的“柯奇尼夫屠杀犹太人”事件的策划者和刽子手之一。当年5月，赫茨尔在给勃里夫的信中向他建议：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握有能够避免发生革命行动而直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妙策。信中称：“在柯奇尼夫事件后，这个妙策对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将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同年8月，赫茨尔与勃里夫会谈时，要求对方起草并签署一封信件，支持自己的“复国”计划。勃里夫签发了这一信件，并表示支持能使犹太人离开俄国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但不允许在俄国发展犹太民族势力。赫茨尔对这个文件感激涕零。在另一次，他又呼吁和请求勃里夫把该文件的内容透露给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这样一来，赫茨尔就可以向苏丹请求，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就在当年，即1903年，在他的朋友还顾虑重重的情况下，赫茨尔就迫不及待地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公布了信件的内容。

为了得到各国反犹主义势力对其“复国”计划的赞同和支持，赫茨尔采取了针对不同的谈判对手使用不同的语气、方式来游说他们。只要能促使对方认识到：如果谁不给犹太人迁移以方便，那么犹太人在所在国是危险的。例如在伦敦，赫茨尔声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案，能够“消除一场将由犹太人发动的、其后果不堪设想的革命……”此外，赫茨尔还用同样的方式与德国外长冯比洛、德皇威廉二世、俄国内务部长勃里夫、沙皇尼古拉二世等人谈判。

早在1896年，赫茨尔的《犹太国》一书出版之前，一名获悉了他的“复国”方案的犹太人声称：“赫茨尔将会给犹太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企图刺杀他。对此，赫茨尔断然回应：“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因为此刻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实施，离不开反犹主义势力的配合。因此，他公开宣扬：“反犹主义者，将成为我们坚定的朋友。奉行反犹主义政策的国家，势必将成为我们的盟友。”

仅仅与反犹主义势力结盟，并不足以说明赫茨尔对反犹主义的贡献。事实上，他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反犹主义潮流，丰富和发展了反犹主义思想。为了赢得犹太富商们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支持，赫茨尔曾以向各个犹太人所在国散布“犹太人威胁论”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富商们的讹诈运动。例如 1902年，在赢得英国犹太商人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之前，他组织了“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运动”，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同大海里的章鱼，将其触角伸进了各个角落，构成了对世界的威胁。对于这种散布“犹太人威胁论”、煽动反犹主义情绪的作法，赫茨尔在其日记中提出了一系列行动提纲，并对外作了客观的解释。

当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领袖担忧赫茨尔这样干，会使犹太人居住国对犹太人的忠诚度发生怀疑、从而给犹太人带来更大的压力时，他们向赫茨尔提出了抗议。为回答这一抗议，并进一步散布犹太人在居住国里总是“外人”的思想，赫茨尔写道：“在英国，爱国主义的主要保卫者，是伦敦的德籍犹太法学博士阿德拉尔;普鲁士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卫士，是柏林的犹太法学博士米布姆(匈牙利人)。最近，布鲁塞尔的犹太法学博士布鲁赫加入了比利时人反对米布姆的行列。根据他的名字 ‘布鲁赫’，可以断定他既不是弗莱明人，也不是沃龙人。”——罗杰•格鲁迪对此评论道：“即使那些最敌视犹太民众的人，也不会说出比这更过分的话。”

赫茨尔清楚地知道：他的理论将犹太人捏造成一个民族——使之丧失了宗教信仰的特性而具有了民族特性之后，再指望通过一场“重返圣地锡安山”的宗教运动、来推动各国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提倡一种“跨越国界的民族主义”，宣传犹太人在各个居住国里，都是异族，是“永远的陌生人”，以此为反犹主义思想提供营养;在另一面，又用“反迫害运动”来鼓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策略，说明了赫茨尔为什么不但不以反犹主义为患，反而鼓励、推动反犹主义运动的理由。

西奥多•赫茨尔死于1904年7月。同年10月，《犹太季刊》杂志登载了英国学者卢西恩•沃尔夫针对反犹主义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调查结果。他总结道：“尽管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组织起来的反犹主义势头，日趋削弱了。……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将会给反犹主义运动补充新的活力。如果没有这种宣传，那么反犹主义就会继续削弱下去。”这篇调查报告的结尾指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最突出的危害，就在于它是反犹主义长期的、天然的盟友，并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辩辞。”

对于赫茨尔所采取的作法，奥地利议会议长约翰•舒洛莫斯基在给赫茨尔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所提倡的，意在鼓励反犹主义运动，那么你可能会如愿以偿。我完全相信，在这样的宣传下，反犹主义会得到发展，也相信你会最终把犹太人引入血腥的大屠杀之中。”

赫茨尔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认为，最好不要把他的日记全文发表。但是，在1922年和1923年，他的全部日记被合订成3本小册子出版了。赫茨尔日记的出版，连非常怀念赫茨尔的奥地利作家约瑟塞缪尔•伯劳克都感到可怕：“赫茨尔给罗斯柴尔德和赫熙伯爵的书信，以及他关于犹太人是隐藏在居住国的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说法，足以毁掉犹太人民。赫茨尔给犹太人的敌人提供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并为他们在这方面开辟了一条未来的实践之路。他的日记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这一担忧很快就被验证了：1933年至1945年间，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情，客观地说，背后不乏西奥多•赫茨尔及其追随者们的竭力推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