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近代革命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在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如此，这主要由于苏共对国共两党早期的发展成型都起到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而在苏共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犹太人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中重要的幕后推手。
中国近代革命是在各种外国势力利用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从英政府通过外交干涉清政府对孙中山的伦敦绑架案，打造了孙中山革命英雄的形象，到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侵华组织黑龙会牵线下成立并获得日本政府的直接资助，无不体现了这一点。自1903年起，号称远东首富的中东犹太裔上海地产大亨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就对孙中山不时有所接济，在哈同的介绍下孙中山结识了上海的犹太锡安主义者，并公开发文支持以色列建国，受到犹太人的欢迎。孙中山的侍卫长是一名被称作双枪马坤Morris Cohen的波兰犹太人，马坤经历堪称独特，他于1887年生于波兰，幼时随父母偷渡至英国，在伦敦东郊贫民窟长大。童年因盗窃被捕送入洛特希尔德家族开设的犹太儿童感化院，释放后前往英属加拿大。在这里他通过赌博结识了一些从事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中国劳工，并通过帮助一家中餐馆制服劫匪而获取了中国人的信任，并进一步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其中唯一的外国成员。1922马坤为牵线铁路建设事宜前往中国，并毛遂自荐担任孙中山的贴身保镖，从此直到孙去世。到蒋介石时期，他仍利用关系从海外为国民党购买军用物资和武器，抗战时期在香港营救宋庆龄而自己被日本人拘捕，后通过交换战俘获释，返回英国。
而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真正开始拥有实权的政治资本则是在苏共一手支持下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而获得的。孙中山最早通过美国记者俄罗斯犹太人索科尔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认识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索科尔斯基曾在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的《俄国每日新闻》编辑，并结识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1922年8 月孙中山又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大使，俄国犹太人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建立了间接联系，与越飞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但是孙中山、越飞从未见面，索科尔斯基于是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和十月革命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友谊，在1923年1月帮助越飞秘密到达上海同孙中山会面。越飞是托洛斯基的亲密战友，在苏俄以外交出名，此次到中国本来是想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但是收效甚微，通过索科尔斯基等人介绍，加上受到国内的新指示，才转而秘密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两人于1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先生与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联合宣言》。在宣言中，苏俄声明放弃在华特权，对外蒙古也无领土野心，愿意以谅解的精神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宣言还指出：“当前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这项大事业俄国会坚决作为后援帮助中国完成。很快苏俄向孙中山提供了近200万墨西哥元的巨款军援，并向中国派遣顾问。由于越飞的帮助，孙中山成功实现了联俄，几个月之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也达成了国共合作。1927年，越飞因托派问题在莫斯科的医院自杀。
孙中山所聘请的俄国顾问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1923年10月来华的俄罗斯犹太人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鲍罗廷做过码头工人，与列宁一起在欧洲流亡过，此次来华支援中国，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俄派驻国民党代表。孙中山与鲍罗廷相识不久，就非常欣赏鲍罗廷的组织才干和清醒的头脑，将鲍罗廷称之为自己的拉斐德，意思是鲍罗廷犹如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杰出法国顾问拉斐德。孙中山对鲍罗廷委以重任，聘请他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和革命委员会顾问等职，并为国民党一大起草了重要的宣言。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以及创建黄埔军校活动中作用巨大。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委托其转达遗言和致苏联遗书，在此后实际控制了国民党领导权。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鲍罗廷遭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返回苏联，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间谍案牵连被宣布为苏维埃的敌人流放西伯利亚而死。
在中共方面，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等人来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任书记，这也是共产国际认定中共成立的时间。马林Henk Sneevliet，荷兰犹太人，1920年在印尼协助创立了印尼共产党。1921年初受共产国际委托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7月出席了中共一大。马林对中共的领导权多有操纵，主张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积极合作，并通过斡旋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因此与陈独秀等产生很大矛盾。马林在华时筹划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与西湖会议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因与中共领导人矛盾1923年10月被调回国。1927年，马林与荷兰共产党决裂，自组政党，并加入了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1942在荷兰被纳粹德国处决。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犹太人米夫Pavel Mif负责行政事务。他在会前不断散布对中共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言论。他还指使人放出流言，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牺牲，准备开追悼会，从而造成恶劣影响。 1931年1月，米夫来到上海，他的学生王明等人突然要求召开中共四中全会，通过操纵选举，他让王明等人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制造了王明路线。 1931年8月米夫回国，1938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秘密枪决。
国民党在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共在遵义会议之后，两党才真正独立，建立了各自的权力核心，摆脱了苏共和第三国际的远程遥控。而苏共内部在此期间也因为斯大林的独裁和托派分裂使自身性质发生了变化，更通过30年代的肃反运动肃清了党内的犹太势力。由于国共两党早期都受过苏共的扶植和控制，这使得反犹和反共理论有了新发展。1938年，日本人在纳粹德国的反犹宣传组织Welt Dienst会议上提出了犹太人控制的中国将要攻击日本，日本不是在与中国作战，而是与共济会成员孙中山及蒋介石控制的共济会作战的言论（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p. 242, citing H. Rollin, 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p. 514）。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孙、蒋也并非有据可查的共济会员。到了40年代欧洲的反犹宣传中发展出犹太人控制了内战双方的国共两党，而两党领导人都为共济会成员的理论（见THE JEWISH ROTTING OF CHINA，英国反犹主义者Arnold Leese发表于1949年2月28日第49期反犹杂志Gothic Ripples）。
实际情况是，国共两党都通过发展获得了独立地位，国民党效法纳粹德国奉行法西斯主义，中共则走上农民革命的传统道路，而苏共则回归蒙古帝国模式，继承了亚欧草原的霸主地位。犹太人的努力最终只落得为他人作嫁衣裳。
犹太金融集团之所以要扶植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不但包括了封建贵族阶层，也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这避免了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造成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借机壮大，从而造成对其垄断地位的挑战。这样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所有国家的社会上层阶级，进而消灭所有民族国家，以共产国际作为新的世界政府对全世界进行统治。而计划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肩负了摧毁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传统的任务，从而彻底消除各种文化对犹太教文化的威胁。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消灭了社会上层，但空缺的上层地位必然为新的本土或外来的势力所填补，这决定了底层人民无法成为最终受益者，这是犹太金融势力敢于在各民族中发动底层革命的原因。然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最终由各国内部势力所占有，这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在政治上采用民主制政体、削弱政府集权，这从根本上避免了革命成果被外部势力窃取的结局，并使各民族最终成功驱逐了外部势力的操纵，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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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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