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的舆图与疆域的形成

成崇德

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运用近代制图学的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的范围和边疆各民族活动的疆域，把测绘地图与清代国家的疆域范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注意处理边疆民族各部的疆域与整个国家疆域的关系。至18世纪中叶，欧洲很多国家都未开始或尚未完成本国的大地测量，中国却已经以近代制图学方法完成了全国经纬度的测量，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完整地国家地图。

 

一、边疆各民族的疆域范围与清朝国家地图的关系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谕：“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 ，指示绘制国家地图。康熙朝绘制的第一幅全国地图为《皇舆全览图》。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乾隆朝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

康、雍、乾三朝绘制国家疆域地图中，内地18省及东北、东南、北部和南部边疆地区的测绘工作比较顺利，而西北边疆和西藏地区的经纬度测量难度较大，疆域的归属也需要作较多的研究、考察。

清王朝是依照哪些根据，绘制西北、西藏及东南海疆疆界，确定国家疆域版图，绘制国家地图的呢？

首先以西北地区准噶尔疆域为例略作阐述：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平定准部，乾隆上谕内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示中外一统之盛”[1] 也就是说，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准噶尔控制的疆域范围都应当纳入清朝的疆域范围。乾隆又说：“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使奏闻，以资采辑”[2] 准噶尔部的疆域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汉唐以来各民族生息、劳动、开发的土地，清朝绘制地图，既要考虑准噶尔实际控制的疆域范围，又要考察历史上各民族活动范围以及汉唐以来史籍所记载的国家疆域范围。

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理琛在《异域录》中记载：“托穆斯科……此处塔塔拉与巴尔巴忑两种人杂处。……鄂罗斯、哈萨克、哈拉哈儿叭国、策妄拉布坦四国连界接壤，此处所居塔塔拉并巴尔巴忑人为鄂罗斯、策妄拉布坦两国皆纳赋”[3] 。图理琛所说的托穆斯科（托木斯克）曾是准噶尔疆域的最北界，俄国势力向南推进后，准噶尔被迫后退，准噶尔使者曾向俄国提出：往昔时代俄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国界，曾经定为沿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后沿鄂木河向上至鄂毕河。……国界沿鄂毕河右面支流乌叶皮河（英尼亚河）或黑鄂木河向东进行。同时已经明定，双方不得逾越此地前进……，但是从俄国方面越过了这些国界，然后建立了城市：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们斯诺亚尔斯克……”[4] 。17世纪20年代，准噶尔曾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双方确定的界线是沿鄂木河和鄂毕河上的黑角一线，此线以北的领土划归俄国，此线以南归准噶尔[5]。由于沙俄的侵略，准噶尔北界逐渐向南推移，据《准噶尔汗国史》、《皇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书记载，17世纪中叶以前，准噶尔在塔拉斯以北的西界大致是：从鄂木河口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至亚梅舍沃斯克，向南经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今江布尔）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疆域除西界中的一段稍有变化外，从乌斯季-卡缅诺尔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一段变化不大。《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爱古斯河在18世纪已成为当时准噶尔与哈萨克的边界。塔拉斯以南的疆界，《皇舆西域图志》中说：“又一支经图斯库勒南，西北行，至吹郭勒南，又一支亦西北行经塔拉斯郭勒南，皆属准部旧疆”。18世纪初，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就疆界问题向俄国提出抗议，指责俄国在准噶尔的领土上建立比斯克和比卡图斯克要塞，并声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斯克和库兹涅茨克是准噶尔的领土。（见附图2）雍正七年（1729年）准噶尔与俄国就疆界问题举行谈判，准噶尔首领再次抗议俄国的入侵。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绘制了准噶尔地图[6]。后来，准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图[7]，这幅地图的地名以蒙古托忒文标注，是我们很少见到的漠西卫拉特人使用托忒文标注的地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综上所述，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的入侵，准噶尔南移，其西北疆域界线大致是从库兹涅茨克，比斯克，恰雷什斯克到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塔拉斯以南，准噶尔的疆界线在大致是自塔拉斯向东，沿塔拉斯山脉，然后向东南，沿费尔干纳纳山脉，到其东南端与阿赖山脉相接处。

清朝对新疆地区的地图绘制是在乾隆朝统一天山南北以后进行的。何国宗测量天山北路，明安图测量天山南路，远至塔什干、萨玛尔罕及喀什米尔。刘统勋负责考察采访[8]，绘制了52幅地图，其中比较重要的都收集到《西域图志》中。我们以所手中所掌握的几幅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雷纳特1号图和雷纳特2号图与清朝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西域全图》[9]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清朝当时绘制的全国地图，完整地包括了准噶尔统辖的疆域。

其次，再对西藏地区的地图进行剖析。

对于西藏地区，《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了测量的情况：“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舆图，测量地形，以此为天下之脊，群山之脉，皆由此处起去”[10] 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对西藏测量情况的记载更为详细，据载：康熙时测量地图之天主教士都未能亲至西藏。但康熙帝在派兵入藏时，已派人在藏绘图，绘图人二年后回京，于1711年将图交给传教士雷孝思审阅。雷孝思认为图中未定经纬位置，与其它各图不易连接，不能使用。但是该图记载详细，较之同时代的其它地图，已胜一筹，这可以说是关于西藏最早的一幅地图。但该图未能流传下来。康熙帝又派曾在钦天监学习数学测量的喇嘛，自西宁至拉萨，复自拉萨至恒河之源进行测量，因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喇嘛刚至恒河发源处，即不再前进，返回北京，其所绘图中，颇多采诸传闻。传教士以喇嘛所测绘之图重新审定了西藏地图[11]。此图在康熙五十八年被绘入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康熙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具与禹贡相合”，《皇舆全览图》“ 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海阿耨绝域之国”[12] ，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已把西藏包括在内。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与康熙五十六年的地图比较，不同之处主要在增加了西藏图，填补了西藏的空缺。这一点，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财贸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13]。

值得注意的是，1717年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二人在测绘西藏地图时，明确标出珠穆朗玛峰位在我国境内。关于珠穆朗玛的发现问题，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首先发现的。1921年英国的第一次探险报告中说：“挨佛勒斯峰” [14] 是1850年左右，从约150英里外的印度平原发现和测定的，但是直到1858年才定名挨佛勒斯峰，以纪念挨佛勒斯上校，他是此山发现时的印度测量局的局长”[15] 。事实上，早在英国人之前的1719年的中国清朝铜版图中，已有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所藏的几种西藏地图，如三藏分界图，三藏卡伦图等都可以见到满文的珠穆朗玛。1721年木版的《皇舆全览》是《皇舆全览图》的第三版，在这幅地图中，汉文的珠穆朗玛名称译写为“朱母郞马阿林（阿林是满文‘山峰’的意思）“。在这幅地图上，珠穆朗玛峰的经纬度不太准确，但其山川地势的相对位置，则是很准确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制成后，传教士雷孝思寄到法国，由法国当时皇家制图官唐维尔编制“中国新地图”。在此图中，有二幅和珠穆朗玛有关，一为西藏总图，另一幅是分图第七幅，包括拉萨和牙鲁藏布江地图。唐维尔的地图，是欧洲最早的一张关于西藏和珠穆朗玛的地图，远在1733年就制成，而且以后在欧洲公开出版[16]。

西藏地区除了康熙朝绘制的地图成果外，还应该提到乾隆朝绘制的其它地图，如满汉文对照的《四川西藏等处图》、满文的《西宁至达赖喇嘛地方图》、汉藏文并记的《西藏地方图》、汉文的《西藏全图》、《西藏图考》、《西藏全境道里图》、《西藏帕古里附近道里图》、《班禅额尔德尼入觐西藏至塔尔寺路程图》、《西藏至塔尔寺图》、《藏南及所属哲孟雄、布鲁克巴部落地方形势图说》、《西藏番族图》、《雅鲁藏布江图》等。这些地图中，影响较大的有松筠的《西藏图说》中绘制的西藏地图。松筠1795年任驻藏大臣，在藏期间考察西藏地理，绘制地图，松筠就其绘图的目的说：“前卫后藏，特西南一隅耳。绘为此图者，就巡阅之所至，识山川之扼要，物俾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故分其图于西南北三面为稍详。”[17]

上述西藏地区地图在绘制方法上因循中国传统地图的重于考据而忽视测量的旧路子，“皆有图，然不著经纬，不甚明此例，但略记山川地名而已，兹不详考”[18] 。在绘制现代科学地图上价值不高，但仍是西藏地理的重要成果，尤其成为清朝西藏边防上的重要图录。

关于海疆地图

清代海疆地图是在宋元明代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海诸岛地图的研究是海疆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者认为，明清古地图中有很多关于南海诸岛记载，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是《郑和航海图》和《广舆图》。清代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分为六类十来种：

1、《广舆图》系统的地图；2、《大清中外天下全图》系统的地图；3、《四海总图》系统的地图；4、《一斑录》画法的地图；5、西方系统画法的地图；6、绘有个别群岛的地图。

在上述地图中，1430年《郑和航海图》等地图已把南海诸岛划入广东洋中。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767年以后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03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都明确把南海诸岛列入“大清一统天下”疆域之内。1800年《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中把西沙群岛划为我国的一个府进行管辖。1838年《洋防辑要》和1842年《防海辑要》明确把南海诸岛作为海防之列绘入我国领土《直省海洋总图》[19]。

 

二、康雍乾三朝舆图的比较研究

    人类最初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在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中，那些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而绘制出有山川、道路、鸟兽、草木分布之类的图画，就是原始地图。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应用，最早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绘制的地图，多是局部地方的区域性地图，大范围的行政区域图较少。直至秦汉时期全国的一统舆图，才逐渐多了起来。唐、宋、元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图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绘制了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地图，如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等等，说明当时我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远远超过欧洲，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朱思本绘制的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20] 。明代中叶以后，在传统制图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内容。这一时期绘制地图时，多以罗洪先的《广舆图》为蓝本，影响所及，直至清代。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对我国的制图学影响很大，使我国的制图学进入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帝对测量地理和绘制地图很感兴趣，在其三次亲征噶尔丹及巡游东北时，都令人随时随地测量经纬，为制图作准备。清朝皇帝绘制地图，已经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的考察和经纬度的测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敕谕修一统志，康熙对测绘地图与国家疆域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

“谕一统志总裁勒德兴等，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贡五服，职方九州，纪于典书，千载可睹，朕缵绍丕基，抚兹万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矩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事治，画地成图，万几之遐，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卿其勉之”[21]

康熙帝测绘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惟是疆域错纷，由幅员辽阔”，“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事治，画地成图”。在开始大规模测图之前，康熙命天主教耶稣会各神甫先作北京附近地图，制图后，康熙亲自校勘，认为合格，才命令测制全国地图。

康、雍、乾三朝地图变化较大，三幅地图的绘制、修改过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明确清朝疆域界线，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的历史过程。

康熙朝的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测绘各省地图，首先测绘长城地图，对长城各门、各堡，以及沿长城的城寨、河谷、水流进行测量，绘制成“长城图“[22]。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测量东北地区地图，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们江，东北至松花江之鱼皮鞑子区域，克钦鞑子居住区域和蒙古所有地区。共测绘有《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等图幅[23]。

康熙五十年（1711年），命人出长城至新疆哈密一带测绘喀尔喀蒙古地区[24]。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派人去了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测绘[25]。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对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测绘[26]。

至康熙末年，在清朝的主持下，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人和我国的测绘人员，完成了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测得经纬点641个[27]。

这些点中处于边疆地区的有：海南岛7处，贵州25处，云南30处，蒙古93处，辽东8处，广西28处，台湾7处，吉林、黑龙江36处。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清朝制作《皇舆全览图》，此图采用经纬线都为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1，400，000－1：1，500，000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包括东北各省、蒙古、关内各省、台湾以及哈密以东地区，即西至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全图由28幅分图拼接而成。其中东北地区5幅，蒙古3幅，关内15幅，黄河上游1幅，长江上游1幅，雅鲁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东1幅，高丽（今朝鲜）1幅[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图，当时清朝与统治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正处于对峙状态，尚未完成对西北的统一，因而清朝的测绘人员不可能进入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考察和测量经纬度。对于西藏地区，虽然清朝已经完全统辖西藏地方，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当清朝测绘人员到达西藏时，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属下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余人进入西藏，攻陷拉萨，使西藏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清朝测量人员到恒河源后便停止测量，影响了西藏地图的绘制。所以，清朝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最初编制的铜版和木版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及西藏的部分。但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很快就把西藏地区的地图补入全国地图之中，这一点，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29] 。这一年出版的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的西藏、蒙古、东北地区都用满文标注。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把《皇舆全览图》刻成木版，同时改用汉字标注。

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

雍正朝十排《皇舆图》除了反映我国当时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十五省的地形和政治、军事情况，还包括西伯利亚、帕米尔以西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内容，实为中外大地图。用满汉两种文字标注地理名称，是此图的显着特点之一。云南、四川的西部以及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地理名称，全用满文标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认为康熙朝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地图测绘成果。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测绘事业，继续任用西方传教士，在清廷供职，他们在康熙时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补充新资料，引用国外地图的成果，扩大范围，编制新图。雍正初年，将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以及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地理概貌载入十排《皇舆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印本和手绘本10排《皇舆图》是雍正七年（1729年）刊绘的。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

乾隆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乾隆帝谕测绘人员进入西北，测量经纬度，考察疆域沿革，绘制地图。绘制国家地图刻不容缓，乾隆帝三令五申，阐述绘制国家地图的重要意义。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说：“西师奏凯，大兵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阿国宗素谙测量，著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同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著酌量带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等：回部将次竣事，应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舆图。”[30]六月，再次“谕军机大臣等：昨兆惠、富德等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呈览，著发给明安图、德保，至回部时按图阅看，再将该处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数测量，则易于定稿，又所至之地，其山河、城邑、村堡若与此图有不相符合者，即阅看更正。”[31]

乾隆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吸收了乾隆朝在准部、回部进行实地测绘地图的成果。《乾隆内府舆图》地图制作采用了经纬线直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图中以纬度每隔5度为一排，共有十三排，《乾隆十三排图》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所反映的地区辽阔，幅员广大，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北冰洋，南至海南岛，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及红海，西南抵印度洋，不仅是中国全图，亦为十八世纪亚洲大陆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有几种版本流传于世，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

《乾隆内府舆图》是关于我国疆域的最明确和最完整的国家地图，成为后世编绘地图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胡林翼、严树森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邹世诒的《大清一统舆图》等都是以它为蓝本而绘制的。

总结清代康、雍、干三朝的三幅国家地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康熙《皇舆全览图》、 雍正十排《皇舆图》、《乾隆内府舆图》，三幅地图的绘制是与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国家疆域的有效管辖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和清朝统一边疆的进程相关。康熙、雍正朝，除准噶尔部割据西北边疆以外，其它边疆地区全部统一，故康熙、雍正朝《皇舆全览图》和《皇舆图》都有明确的绘制和经纬度测量。对于尚不能进行测量的西域地区，清朝也在地图上以虚线标注，乾隆朝一旦统一完成，立即进行测量，绘制新图。

2，清朝在绘制地图时，十分明确地标出其对领土的主权范围和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东南海域的疆域。

3，清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不仅是中国国家疆域范围在18世纪的象征和有力证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乾隆《皇舆全图》“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32] 。翁文灏先生在《清初测绘地图考》中评价清代地图说：“中国地图之重要依据，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测量。以后虽经西洋游历家多次续测，究皆沿循路线，或局于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个的计划，与普遍的实测。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皆测有详图颇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国之大地测量，迄今中国地图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 [33]

4，关于清代中国地图，除了上述清朝官方和清朝各个地方绘制的地图外，当时一些外国人也绘制了中国地图。（附图15、16）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中，首推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是作为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附图，有《中国分省图》及《满蒙藏图》，于1737年在海牙独立出版。至19世纪前半叶，德国人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翻译了许多中文的地理著作，并编绘亚洲地图，成为当时欧洲研究中国的权威。克拉普罗特的《中亚地图》于1836年出版。当时，外国人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基本上是参考了清朝绘制的地图，尤其是乾隆朝的《乾隆内府舆图》。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就传入欧洲，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1689年，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缔结边界条约时，充当中国代表翻译的法国和葡萄亚耶稣会传教士，曾经用手中的中国地图向俄国人换取皮毛和食物。后来，这些地图被带回莫斯科和彼得堡。此后，来华耶稣会士们利用在华的测绘、翻译工作的机会，把得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地图传到欧洲，这些中国地图，成了当时西方地图学家编制亚洲地图的根据。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又利用在华贸易与侵略战争的机会，大肆劫掠中国地图。如目前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就收藏着200多幅中文古地图。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和亚洲协会共收藏近百副中国地图，包括东南沿海各省，云、贵、川、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的海防图、河道图、政区图、或交通路线图。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共收藏中国明清时期的绘本和刻本地图40多幅。此外，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收藏着大量的中国古地图。现在欧洲收藏了很多中文古地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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