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给长城画了句号？

避暑山庄给长城画了句号?

主要来源：环首都网 , <“胜景说天下”——承德避暑山庄>，＜太阳王与康熙大帝＞

古北口是北京的北部边防，古北口上巍峨的长城护卫着北京以及华北、中原广大地区；古北口外，穿过承德滦河流域以及木兰围场所在的山脉，是茫茫草原。从此向北是内蒙古东部、东北、漠北、沙俄远东等一系列地方。华北与塞北，就在这片区域之间进退。和平年代，它是华北平原与蒙古草原交通往来的一条要道；战争年代，它就是兵家必争必控之地。历史上许多决定政权更替崐的战役，都与攻克、占领古北口有关。面对历史这面明镜，康熙自然不会无视这条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但是自有长城以来，它何曾阻挡得了外敌入侵？所以康熙一反历史作法，不修长城，而是建立供避暑之用的行宫，设置“习武绥远”的木兰围场，与蒙古王公纵横驰骋，谈笑风间。正是一人临塞北，万里息边烽。一座避暑山庄，有半部清代史之重，而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为长城史画了一个大句号。

一人临塞北　万里息边烽

公元1644年，中国李自成（见李自成起义）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中国清军入北京。中国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中国清廷颁圈地令，大规模圈占土地。公元1645年，中国清占南京，南明弘光政权亡。

清朝塞外行宫的设立，可以追溯到大清入关后的顺治七年（1650年）。因为难耐夏日酷暑，摄政王多尔衮面谕皇上，请求仿辽金元，在塞外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因避暑而两地移住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习俗。于是第二年，顺治和多尔衮便驻跸喀喇河屯（今承德滦河镇），并决定在此修建行宫。不料当年11月，因多尔衮暴死喀喇河屯，行宫停建，直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才复又重建。只是此时康熙重建喀喇河屯行宫的用意已不仅仅是避暑了，更多的是为了行围与北巡。

众所周知，满族是一个崇尚骑射的民族，并以弓矢定天下。为了保持这一传统，方法之一就是射猪，因为射猪即演武。康熙皇帝玄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围者，从他登上皇位第4年后的43年里，无论巡幸、行兵、谒陵，所到之处，凡有条件，都要行围射猪，而与行围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北巡，即北上安抚、团结塞外的蒙古各部落以共同抵御沙俄的入侵。据统计，从康熙第一次出塞外北巡的1677年至1722年他去世的46年间，共北巡塞外56次！而为了对蒙古实行“慑之以兵威”——行围，“怀之以德”——北巡政策更好的实施，修建塞外行宫就非常必要了。

1677年9月，康熙皇帝玄烨出塞巡视沿边内外。他从喜峰口出去，经平泉县抵达喀喇河屯，在滦河右岸肇建了塞外第一座行宫——喀喇河屯行宫，使清廷塞外巡幸时的政治活动得以展开。康熙二十年（1681年），当康熙皇帝在南方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时, 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尼尔乘机在东蒙辽西一带发动叛乱, 再加上沙俄帝国不断入侵,面对外敌内患,康熙认为首要应该加强自己军队的训练,增强对蒙古等地的边防管理,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康熙二十年(1681年), 玄烨第二次北巡，在这一次北巡的过程中，他亲自查勘地形，在原属内蒙古喀喇沁旗、翁牛特旗的牧场内划定木兰围场（今承德围场县），用于训练八旗军队,并供清帝御猎。并建立了每岁行围制，名曰“秋狝”。木兰围场建立以后,为了方便北巡,康熙皇帝在沿途修建了许多行宫, 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

从贺拉斯和维吉尔时代起，欧洲人就已想像地球上存在一个“中华伊甸园”。天文学家托勒玫更在他绘制的世界全图上确定神话般的“蚕丝之国”位于大亚细亚的印度之东。到14世纪，《马可·波罗东方游记》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充满智慧”的中华帝国。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步马可·波罗后尘来华，经十八载磨难终靠其自鸣钟奇术跻身明万历朝廷。他能屈尊向中国皇帝行“磕头”礼，将孔孟之道同天主教融合，促使朝臣徐光启皈依基督，取教名“徐保罗”，并与之合著《几何原本》等，从科技方面推进中西交流的进程，被莱布尼茨誉为“时代最重大的事件”。1610年，利玛窦辞世，明神宗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继承其职，维系与欧洲知识界的持久联系。满清入关后，汤氏不仅没有被贬，反而取得了相当内阁总理大臣的地位。不幸，他于康熙初年下狱，由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接替其钦天监监正一职，完成了《康熙永年历法》。

公元1661～1756年，法国建凡尔赛宫，为欧洲最大王宫。公元1683年，郑克塽降清，中国康熙帝统一台湾。次年开放海禁。公元1686年，中国设广州十三行，洋行制度始。

历来，罗马教廷往中国派遣传教士的使命，都是由葡萄牙人所垄断，到17世纪下半叶，法王路易十四插手，教皇任命的赴“中华帝国”传教士几乎全部换成了法国人。路易十四对中国怀有极浓厚的兴趣，登基伊始即将宫廷迁至凡尔赛。他模仿中国建筑艺术，在彼造了一座上彩釉的“瓷宫”，名播遐迩。1684年，柏理神父从北京返法，首次携带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凡尔赛宫廷亮相，一时人人称羡。两年后，罗王的使节朝拜路易十四，进献的礼品主要为中国瓷器、漆器和玉器，令法兰西人愈加向往北京。这时，雄心勃勃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致函中国清朝康熙大帝，显示法兰西的强盛和他个人的势焰辉赫，企图建立一个“凡尔赛——北京轴心”。在信里，“太阳王”提议由法国王室资助，向清廷派出一个耶稣会士使团，以密切两国关系。继之，科尔贝奉御旨召见克莱蒙学院教授冯塔奈神父，任命他为该使团团长，并明确指示：“诸君是为了让那些异教徒皈依耶稣基督，故吾侪希望此行勿失良机。”

这个法国传教团除冯塔奈外，还有布韦·张诚，德·维司得鲁，勒贡特·塔沙尔，共6位神父，都是著名的数学家。他们一行乘船从布雷斯特港启航，费时三载有余，途中塔沙尔神父留在罗，其他五人安抵北京。康熙帝隆重接见了他们，挑选张诚和布韦留在宫廷，其余三位分到外省安置。

张诚和布韦迅速掌握满文，当上康熙的师傅，用宫廷语言给中国皇帝上课，每天上下午各两学时，传授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和哲学等西方文化知识。最让清人信服的，是他俩从法国在印度的商埠里弄来了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顽疾，顿时声誉大振，备受宠幸。张诚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二人住进了皇宫附近的豪宅，过着“黄金时代”的舒坦日子。当时，中俄边境冲突让清廷伤透了脑筋。张诚和布韦施展他们的外交才能，让中俄两国于1689年在涅尔琴斯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按两位法国耶稣会士的动议，该条约存有拉丁文、俄文和满文三种文本。

当然，张诚和布韦等并没有忘记他们来华布道的根本使命，而是利用他们对康熙帝的影响与清廷礼部尚书抗衡，争取清王朝颁布了正式承认在华天主教堂的勒令。不过，康熙对“西洋人”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预见到西夷有朝一日会对清王朝构成威胁。

公元1698年，俄国彼得一世开始改革。

居今溯昔，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团一方面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另一方面加深了法国人对中国“开明专制政体”的良好印象，有助于他们自己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酝酿了尔后掀起的“浪漫主义风暴”。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罗马教廷谴责他们“离经叛道”，倒是不足为奇的。

路易十四年间，耶稣会士布韦神父敦促法国专门装备了五百吨位的船舶“海王后号”，两度远航中国。第一次由德拉罗克骑士当船长，于1698年3月6日从拉罗舍尔出港，当年11月2日在广州珠江抛锚。这一回，船上有九位耶稣会士和两位画师，其中有驰名的意大利艺术家乔万尼·格拉蒂尼，都是为前往清朝宫廷效劳的。“海王后号”第二次出航是1701年2月，由弗罗热任船长，于当年5月抵达黄浦江，又转经澳门，1703年8月17日返回布雷斯特。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上的海上远航，画家乔·热拉蒂尼留有回忆录《“海王后号”船远航中国游记》，该书颇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于1859年译成英文。

事实表明，路易十四与康熙建立的“凡尔赛－北京轴心”是历史上中法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与之相比，英国与清廷的交往就大为逊色了。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奉英王之命来华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他到热河行宫朝见乾隆时态度傲慢，不肯按清廷礼节给中国皇上“磕头”，惹怒了满清当局，致使其派公使长驻北京的要求遭到拒绝，自己灰溜溜地返回朴茨茅斯，最后去南非好望角望洋兴叹。马嘎尔尼的一位随行外交官归结英国绅士此行，悲哀地说：“我们像乞丐似的到了北京，被当成囚犯，最后犹如窃贼一般归来。”

路易十四是重商主义者，为开通商路，派人到欧洲、非洲绘制地图。为到中国和东方测绘地图——“完善法国人的航海图和地图”，路易十四决定挑选“精通数学并擅长舆地工作，还要能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教士”来华，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人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委任书，以“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的身份东来（［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3—35页，转引自李景屏：《康熙与路易十四施政之比较——从法国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科考谈起》，《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洪若翰一行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达北京，康熙帝召见他们，并将张诚、白晋留在宫廷服务。科学考察团并非法国国王派遣的出使中国的使团，但在事实上起到使路易十四与康熙帝沟通的作用，可以视作路易十四与康熙帝的一种间接交往。白晋、张诚在宫中，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知识，特别讲述了路易十四的故事——“在交谈中，我们把路易十四的丰功伟绩讲得比任何东西都更完备，也可以说，皇帝（指康熙帝）对路易十四的功绩比任何东西都更愿意听。”（白晋：《康熙帝传》，马绪祥译，《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1页）应该说，耶稣会士的宣传，使得康熙帝对路易十四有所了解，还可能产生了一些好感。
热衷于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派遣白晋赴法国招募科学家来华，并让他携带赠送路易十四的珍贵礼品。这一举动，就是白晋所说的：“（康熙帝）又命我来法国，要我直接向陛下（路易十四）为他派去尽可能多的传教士，尤其是派那些象正在皇帝周围的传教士们一样具有特长的耶稣会士，因为皇帝对这样一些传教士非常器重。”（《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48页）白晋于1697年回到法国，在途中写出《康熙帝传》，晋呈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支持白晋，批准他和他的同行者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十余人乘坐安菲特里特号商船东来，并由他携带赠送康熙帝的礼物，白晋一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返回中国广州。白晋的“出使”，是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直接交往。这一次与前一次不同了，在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关系上，用现代的外交语言可以说是“老朋友”交情了。“老朋友”应有气味相投之处，康熙帝与路易十四还真有，那就是“科学”——路易十四和他派遣的耶稣会士利用科学作为交往的手段，达到绘图和传教的目的，康熙帝则是希望得到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各自为人处世的方式有无互相影响，他们之间有无互相敬慕之情，就不便臆测了。
两位君主的交往，对中法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路易十四派遣的学者传教士和以前来华的同道，共同促进了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情，并起用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人，和中国学者一起，到各直省和边疆地区进行勘测，绘制以行省为单位的全国地图，积十几年之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制成《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帝于五十二年（1713）下令成立算术馆，设在离宫畅春园蒙养斋，由皇子允祉主管，撰著《律历渊源》（含《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使得蒙养斋类似于科学院，而法国科学院则成立于1666年（康熙五年）。康熙帝派遣白晋向路易十四赠送中国书籍，又令传教士翻译中国古籍，如刘应译《易经》（部分），冯秉正译《通鉴纲目》。康熙朝译书广泛，传教士将儒家典籍译成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欧洲人容易学习，对以后儒家经典西译、西传有益。“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兼有物质与精神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康熙帝做出不少贡献（陈捷先：《康熙写真》，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9页）。同样，路易十四也促进了17世纪中法文化交流。

巴黎凡尔赛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是路易十四、康熙帝给世人留下的名胜古迹，也是各自的文化标志。凡尔赛宫，本是狩猎休憩的处所，路易十四大加营建，将它扩展为君主圣殿，并将大贵族集中于此，好让他的政令顺利推行全国。建造在1661—1683年进行，施工中由于不合路易十四的理想，几度拆毁重建。据说动用了三万五千人，耗资250亿~500亿欧元（按现在的币制计算），实在惊人。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筹建热河避暑山庄，次年动工，四十七年（1708）初具规模，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自书写“避暑山庄”匾额，表明工程基本完竣。山庄包括36所建筑群，分成宫殿区和景苑区两大部分，供康熙帝理政和休憩之用。

研究者和大众只是片面地把避暑山庄“降温”的物理功能当作主题，总以温度论避暑山庄，而忽略了康熙建设避暑山庄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大国文化意义：避暑山庄，不仅温度低，更是气度大。这是清皇帝基于中国5000年文化，对当时英帝和沙俄“突然有钱症”的回应：白金汉宫、圣彼得堡，只是限量精彩，避暑山庄，5000年精通。避暑山庄的建立证明，中国作为大国，不是自娱自乐。她在一直关注世界。真正的意义，还是文化与政治意义，医学、气候学意义不大。
康乾建避暑山庄，目的是什么？核心目的是表达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主题。康乾盛世，两位大有作为的皇帝，“君怀”是什么？这是要理解他们建避暑山庄的关键。“君怀”，是修齐治平，是向当时威胁中国和世界的英帝和沙俄亮肌肉。

如果阅读康熙《御制穹览寺碑文》可知，从古北口外到木兰围场的多处行宫中，喀喇河屯行宫是康熙最乐于居住之地。他说：“朕避暑出塞，因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故驻跸于此，未尝不饮食倍加，精神爽健。”喀喇河屯行宫现已荡然无存，基址上是承德钢铁厂小学。不过根据《钦定热河志》的记载，喀喇河屯行宫虽然是规模不大的离宫别苑，但其安排也是按京师皇宫的布局来设计的。既然已经有这样一个好行宫，康熙为何还要在东边20公里处另建避暑山庄呢？

喀喇河屯位于伊逊河与滦河的交汇处，属滦河冲积的局部平原。自燕汉时期以来，喀喇河屯就曾是人烟密集的居民点和屯戍地。有人认为《辽史》中记载的契丹国主“避暑于秋山”的乌堂行宫，就是在这里。“然而辽建此宫后三年即亡；辽之后的替代政权大金，承袭了乌堂行宫，金章宗24岁就病死于此。而后，元明两代，喀喇河屯都未被起用，清朝再建，多尔衮当年暴死。康熙时，行宫内的方州亭一年内被滦河水淹了三次。”……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喀喇河屯似乎很是不祥。

康熙是否不看好喀喇河屯行宫的风水不得而知，但他确切需要一个更从容的驻跸之后。这在康熙41年的上谕中有明确说明：“今习武木兰已二十载，柔远抚民，朕所惟念。……尚无从容驻跸之所。今从臣工之请，宜于热河肇基行宫，俾得北巡之安绥。”对于新行宫，康熙很上心，在“芝径云堤”这首诗中，他详述了自己选建山庄的经过。他听说附近有一处蒙古牧民的牧马场，既无人烟也无坟茔。草木茂盛，蚊蝎全无，尚有温泉，清冽甘甜。于是便骑上马兴致勃勃地亲自去考察了……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聖祖命直隸總督噶禮監造位於承德北方的熱河行宮，以做為夏日避暑及處理政務的行宮。肇建期間，康熙皇帝不僅關心施工進度，並在視察之餘選出三十六處雅緻景色，為之賦詩作記；又命畫家沈喻（一作崳）繪製三十六景圖，交由雕刻名家朱圭、梅裕鳯刻版。到了五十年（1711），正宮興建完成，康熙皇帝正式將其定名為「避暑山莊」，並且把題記、詩文及配圖，交由武英殿編印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 康熙皇帝将自己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挂在了澹泊敬诚殿前的二宫门门楣之上,从此避暑山庄正式建立在武列河畔。从康熙后期开始,直到咸丰年间,清代帝王每年夏季都到山庄避暑巡幸,并处理朝政。因此,避暑山庄成为清代第二处政治行政中心和处理民族事务的重要场所。
汪灏在《随銮纪恩》中，曾生动地描写了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围猎时与蒙古贵族们的关系：陪同随围的蒙古贵族们“世受国恩，各抒忠悃，每岁如家人事其主，而皇上遥临塞外，亦如游内府苑囿，推心置腹，只左右亲随十余人。”有了这样融洽无间的关系，边防岂能不安？所以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5月，当守卫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奏请修筑古北口一带长城时，康熙批道“未谙事宜”。因为“帝王治王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

坝上草原
从坝上高原直至长城线上古北口的大面积范围内，森林茂密，山体葱郁。

如何一样垂杨树，关内青青关外黄

如果说避暑山庄的建立只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也不尽然。避暑山庄还是一个避暑胜地。清代学者赵翼在《古北口》一诗中曾对古北口内外的景致作过一番描绘：“设险人增一堵墙，天公寒燠岂分疆？如何一样垂杨树，关内青青关外黄。”读到这样的诗句，口内口外的气候差异立刻跃然眼前。时隔百年，当暑热正酣时我们穿行于当年清帝们驻跸的山庄，关外的凉爽虽多少被全球气候变暖的大势所趋同，但气温仍旧比北京要低1、2℃，尤其是早晚，湖边的水汽，松林中的凉风，都会让因暑热而烦躁的心凉爽几分。
历史上的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比现在要优越许多。丰宁、围场县以北，有自西向东绵延的阴山余脉，山的北侧是俗称“坝上”的内蒙古高原南缘。围场县的东西两边分别有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七老图山和燕山山脉绵延向南，到了承德市周围，环抱的群山忽然下降到海拔400—700米左右，而河谷平原只有300多米。于是七老图山和燕山像两道互相联结的“<”字形天然屏障，削弱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对坝下的侵袭，又将顺滦河、潮河流域上溯的海洋性季风、温暖气流拦截于坝下，使坝下地区的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有利于植物和动物的生长与繁殖。
从坝上高原直至长城线上古北口的大面积范围内，森林茂密，山体葱郁。康熙时期承德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50%—70%，直至清末，承德市周围的群山还是笼罩在一片莽莽苍苍的松涛林海里。这样的大环境使避暑山庄的气候远比北京凉爽。不仅可以避暑，还可以“避痘”，即躲避感染天花。因为清时，北京较高的积温使得天花一旦流行起来，极易致人死命，更何况满洲贵族害怕天花近乎谈虎色变。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4月，清军即将大举入关时，肃亲王豪格曾对大臣何洛会说：我未经出痘，此一出征，岂不是欲置我于死地吗？不过也难怪满族畏惧天花，因为即便是皇室死于天花的人也不在少数。顺治皇帝年仅23岁即因天花而逝。康熙有子23人，早死13个，其中就有因痘症而夭折的。同治皇帝18岁时因全身痘痈溃烂，发病37天，毒热内陷而死。而蒙古人更是害怕这种动不动就置人于死命的痘症。因此在清朝曾有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如需觐见皇帝，无须进京，赴热河（避暑山庄）即可。

曾经了无人知的牧马场跃升为皇家园, 然而，当承德有幸被皇家相中，其不幸也就从此开始。300年以来，无论是承德地区还是避暑山庄，自然气候均不如从前，由于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建立，需要大量木材和劳工，于是，河北、山东大量移民，人口锐增，滥肆开垦，以及砍木烧炭、贩运木材等等，包括围猎本身，都使承德地区的生态遭到破坏，森林锐减，动物灭绝。康熙一生射猎过熊、豹、猞猁、麋鹿、狼、野猪等等，而到嘉庆时期，不仅猛兽难觅，连随手可猎的鹿也十分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