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概观——谈赋体和骈体文

◆中国古代文体概观——谈赋体和骈体文

出处：克乃尔审辑于互联网作者：褚斌杰

在文体史上，还有两种为我国文学所特有的文体，即赋和骈文。
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为发达的文体，历代文学史家往往把它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并举，称为“汉赋”，以志其擅一代文学之盛。
赋的主要特点及其来源是怎样的呢?
先秦时代，从大的方面说，只有诗、文两类。《诗经》、楚辞是诗；诸子著作、历史散文是文。从体制上看前者押韵，后者散行，极易区分。而赋这一文体，却十分特殊，从篇章结构和语言形式上看，它既有诗的某些因素，又不同于诗；也有文的因素，但又不完全同于文。如它句式大体整齐，押韵，重文采，接近于诗；但又经常间杂着散文句式，用主客问答方式，铺陈事理，从而接近于文。因此它实介于诗文之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中，有时将其与诗、文并列，有时归于文，或与散文相区别而归为“韵文”。
赋体作品的最早写作者是战国时代的荀子。据记载，荀子有赋十篇。现存五篇，其内容主要是用铺张的手法分别叙写了《礼》、《知》、《云》、《蚕》、《针》五种事物，字句大体整炼，多用四言，散韵兼杂，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结构上采用主客问答体。这些都是后来一般赋体的特征。而从荀赋的来源看，它大概与春秋以来流传的一种民间俗体——“隐语”有关。隐语的特点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一般用一问一答方式，巧言以壮物。战国时代，“隐语”传入宫廷，成为策士说客的一种辞令，有时并用来讽谕人主。荀赋正具备这样一些特点。荀赋出现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和积极仿作，所谓“荀卿《礼》《知》二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清程廷祚《骚赋论》）赋体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得以盛行起来，是受到楚辞的影响。战国末年，继荀子写赋的是楚国人宋玉。
宋玉是“楚辞”家兼赋家。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有“宋玉赋十六篇”。这个数字是包括“辞”、“赋”两类的。宋玉的赋作见于《文选》所载者四篇：《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宋玉赋较之荀赋，在手法、体制和语言诸方面均有了很大改进与提高。如著名的《风赋》一篇，以君臣问答的方式，借风为喻，讽刺了贵族统治者生活的骄奢。从整个构思来说，它上继荀赋，还没有完全脱尽“隐语”的性质，但从篇幅结构上说，则大大扩张了赋体作品的规模。特别是他的《高唐》、《神女》等赋，用词华丽，夸张铺排，富于文采，还引入了大量的楚辞句式。在结构上把对问与赋的正文分别开来．使对问成为引子，说明作赋的缘由。所有这些，为汉赋的体制与创作奠定了基础。所谓“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夸，乃与《雅》、《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清程廷祚《骚赋论》）宋玉以楚辞家的才情做赋体的文章，也就是说，他是从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楚国诗歌艺术中开拓了赋体文学的创作天地。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及灵均（屈原）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这也是赋又惯称为”辞赋“的缘由。
赋体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还受到先秦散文的某些影响。清代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书中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他认为先秦诸子散文中所惯用的“假设对问”、“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等手法，也多为赋家所吸收，这一考察也是符合事实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应该说，先秦历史散文《战国策》对赋体文学的影响更不容忽视。《战国策》主要是记载当时纵横家言谈的书。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一些纵横之士，主要是靠侈谈形势，夸说利害，以危言耸听和华辞美谈来打动人主。《战国策》中的某些篇章段落，与赋体已很相似或接近。如《楚策》中《庄辛谓楚襄王》一章，清代学者姚鼐在编撰《古文辞类纂》一书时，干脆就将其归为《辞赋类》。故章炳麟在论及汉赋时曾说：“纵横家的话，本来有几分像赋，到天下统一的时候，纵横家用不着，就变作辞赋家。”（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历史上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和形成，本来是会受到多种影响，以至互相渗透的。汉赋的起源和形成也正是这样。
赋在汉代的发展有几个阶段，体制亦复不同。汉初的赋家追随楚辞的余绪，流行的是“骚体赋”。所谓骚体赋是指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并以赋名篇的作品。其特点是尚铺陈但篇幅不长，句式比较整齐，押韵，句尾袭用楚辞体的“兮”字声调，且抒情性较强。其代表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此后，发展起来的是汉大赋，其特点是篇幅长，规模大，句式参差不齐，韵散间出，以铺陈写物和叙事为主体，“兮”字声调已少用或不用。因其散文意味浓重，故又称散体大赋。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东汉中叶以后，则又发展出抒情、咏物小赋，这类赋篇幅比大赋短小，一般不采用大赋那种问答方式，通篇用韵。在语言风格上华饰之风也有所收敛，而思想性有所加强。它与汉初骚体赋的不同，主要是“兮”字声调已基本不用。其主要作品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弥衡的《鹦鹉赋》等。汉代以后，赋体仍有新的演变。魏晋六朝时期，产生了以通篇对偶为特征的骈体赋，又称俳赋，其题材多为咏日常生活中的品物和闺房女子生活，篇幅不大，用辞新巧，比较接近于当时的诗体。唐、宋时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和格律诗的出现，又分别产生了接近古文体裁的文赋和律赋，后者主要用于科举考试。
总之，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文体。在发展中有时受诗歌的影响较多，从而接近于诗；有时又受散文的影响，而接近于文；但始终保持着一种非诗非文、半诗半文的性质。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中独具特征的一种特有的文体。
在中国古代文苑中，还有一种特有的文体，即骈文。骈文又称骈俪文，或四六文。两匹马并驾叫做骈，夫妻成双称做俪，“骈俪”之称，正概括了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以语句平行，语词对偶而成文。至于称它为“四六文”，这是因为骈体文的句式多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的缘故。骈文本是从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种修辞手法发展形成的，从实际看，它并不与诗歌、小说、辞赋、戏曲等一样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与散体文相区别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定的要求和特点，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一般地也总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类。
从文学史上看，骈体文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骈体文的主要特点，是要求作品句式平行，词语相对，即所谓排偶或对仗。这本是适应汉语言的单音词比较多（即使是复音词，其中的词素也往往有相对的独立性），容易构成配对的现象而产生的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起源于对事物的联想，可以使事类相从，便于记忆，还可以取得语句上的整炼、对称与平衡、和谐之美。而这一点在西方语文上就很难做到。西方语文在内容和语意上可以排比平行，但不可能熔铸出像汉语这样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工整对偶的语句。正如刘师培在论中国骈文时所说：“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中古文学史》）骈文虽出现于中古，但对偶修辞手法却早有出论。溯其源，在古歌谣谚中已广泛使用。古歌谣谚，是流传于商代民间的通俗短小文体，是靠口头流传的。它们在表达意愿或记述某些社会经验时，就习惯于采取联类而及、易于记诵、短小整炼的对比、对偶形式，如：“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左传》记鲁羽父引周谚）“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战国策》记苏秦说韩时引俗谚）“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记州鸠对周景王引谚语）这些都是把意义上互相关联，结构上大体一致的语句排比在一起，形成相互对称、结构相同、词类相应的形式，起到美化和便于记诵的作用。大约就在这种民间俗语的启发下，一般文士在撰文著说时也开始学习使用。例如早在先秦诸子中，这种对偶修辞手法已时有所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当然，在先秦文章中这种对偶句的出现，正如刘勰所说，在当时还属于“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文心雕龙·丽辞》），也就是偶一为之，并不是有意识追求。这种情况到了两汉时期开始有了变化。辞赋作品要求辞采华丽，句式相对整炼，并连类而及地铺写事物，因而促使了对偶排比修辞手段的发展。同时，散文也萌生了这种倾向。这我们只要读一读两汉时代的许多赋和文，就可以知道了。从骈体文的整个发展轨迹看，先秦文章中的骈丝俪片，还属修辞的偶然现象，两汉则属骈文的酝酿阶段，而骈文积骈成篇的正式成立则在建安、魏晋。“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刘师培《论文杂记》）六朝时期，由于一些统治者爱好文学，提倡侈丽的文风，从而使重辞藻、讲对偶的骈体文，趋于鼎盛。这时除了在历史和少数学术著作中散文还保有一块小小的地盘以外，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我们从当时的文集看，除诗、赋明显骈化外，举凡一切公牍文如诏令、奏议、表疏和一切应用文碑铭、祭诔等以及书信之类，已经一律使用骈体了。
构成骈体文的主要特征，大致可归纳为五点：即语言对偶，句式整炼，声韵和谐，使事用典及辞采华丽。以上本来都是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手法和技巧，而六朝时期的许多文人作家，生活在社会上层，生活面狭窄，因而只企图在上述一些技巧上下功夫，结果往往质不胜文，陷入形式主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某些作家和作品，由于言之有物，情由衷发，虽用骈体，但又不流于浮艳，如宋齐间的孔稚珪《北山移文》、梁代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和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以及南北朝后期著名作家庚信的某些写乡关之思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讥讽世态，或写景寄兴，或表家国忧思，均语言生动，清丽自然，堪称佳作，其文学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唐、宋时期，骈体文受到两次古文运动的打击，影响逐渐衰微，文人学士著述、治史、记事、书说均恢复使用散体，骈体文仅退居于政府的公牍文一隅。清代虽似有复兴，出现了一些所谓骈文家，但已为强弩之末，渐沦为历史陈迹了。
另外，在我国还有与骈体文有关联的两种文体，即明、清以后的八股文和民俗文学楹联。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规定采取的一种专门文体。又称制义或制艺，也称八比文。八股文，是承宋人以经义考试而来，但有更多僵死的规定。其主要要求是命题皆采用《五经》、《四书》，文章的义理必须谨以朱注，并以“代圣贤之言”的语气行文。在文章结构上有固定程式，每篇大致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几部分组成。从起股至束股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必须用骈体的形式，以双行对偶文字写成：只是不尚藻饰，不用典故，以所谓“清真雅正”为宗。八股文实是从骈文演化出来的一个怪胎，是当时统治者文化愚民政策的一种伎俩，是当时士子用以猎取功名的工具。从学术、文学角度看。实无价值可言。
楹联，又称对联，俗称对子，是一种生活中极为习见的、别致的文体。由上下两联构成，其特点是要求字数相等，句式结构相同，平仄相反，内容相关，换句话说，就是全用对偶。其句式少则四字、五字、七字，多则几十字、数百字。五、七言的楹联，与律诗的颔联、颈联相同（律诗中间四句，分别为两联，上下句相互对仗），故楹联又称“半联诗”。而一些多句的长联，往往采取骈四俪六的隔句对的方式（即两联的各分句互相对偶），无异于一篇骈体文。楹联的种类和用途很多，如有春联、喜庆联、名胜古迹联、交际联、格言哲理联、挽联等等，在结构、修辞、用字技巧方面亦多种多样，它是我们民族所独有的应用性艺术。
总之，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体类繁多，蔚为大观。本文只是撮其要，对我国文学史上的某些主要体类及其发展，勾勒了一个大致轮廓。关于我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史的研究，从当前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笔者著有《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42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所论较详，可供批评、参考。